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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回忆录-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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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的扩充空军的步骤曾提出或支持过一项不信任决议案，现在态度消极、不明朗。他们正在展望未来的大选，准备以反对“保守党扩军政策”为号召。工党或自由党的发言人对鲍德温先生的披露和承认错误都缺乏准备，他们也没有打算改动他们的演说词，以适应这件重大的插曲。艾德礼先生说：
我们作为一个政党，并不支持单方面裁军……我们赞成通过国际联盟来谋求集体安全。我们反对用武力来推行政策。
我们赞成裁减军备和共同安全……我们已经说明，我国必须准备对集体安全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的政策不是以扩充军备，而是以裁减军备来寻求安全的。我们的目标是裁减军备，并由此而完全取消一切国家的军备，建立一支在国际联盟领导下的国际警察。
至少当这个宏伟的政策一时不能实现或者在实现以前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却没有说明。他不同意国防问题白皮书中所说的，参照美国的情况，我国有扩充海军的必要，参照俄国、日本、美国的空军情况，我国有扩充空军的必要等语。
“那些都是过时的议论，与集体安全体制格格不入。”他承认德国重整军备已有咄咄逼人之势，但“要抵制任何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不是单靠我国或法国的力量，而是要靠国际联盟一切忠实的会员国的联合力量。我们必须使侵略者明白，如果他胆敢向全世界挑战，他将遇到的，不是几个国家各自为政的军队，而是齐心合力的世界大军。”唯一的出路，就是把各国的空军集中在国际联盟的手中；各国的空军必须联合起来，并使之成为一个实体。当时，他和他的政党投票反对政府所提出的措施。
辛克莱爵士代表自由党要求政府召集“一个新的经济会议，使德国不仅置身于国际政治友好的气氛之中，并且使它能够在文化事业和提高两国人民生活标准上同我们积极合作……请政府提出详尽而明确的议案，以废除空军和加强民航管理。如果提案被拒绝，则责任之所归就必须有明白而恰当的确定”。
不过（他说），虽然我们应大力进行裁军，这是政府的主要目标；但在另一方面，一个非国际联盟会员国的国家，具有最强大的陆军和也许是西欧最强大的空军，而且其扩张系数又比任何别国的空军都大，这种形势……也是不可容忍的。
……如果有了明白的证据，证明有采取国防措施的必要时，自由党自必加以拥护……因此，增强国防势必与我们对集体安全体制所承担的义务相抵触的说法，我是不能表示赞同的。
他进而详细谈到“借他人的死亡从中谋取私利的问题”，并引用了教育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新近发表的一篇演说中的一句话：“英国人民总是认为战争武器的制造是一件极其严肃和极其重要的事情，不能交给不向国家那么负责的人来办。”
辛克莱爵士认为空军军备的迅速扩充，应交给国家工厂进行；
至于扩充空军一事，他说确有此必要。
私营军火工厂的存在，长期以来就是自由党和工党人士心目中的令人厌恶的怪物，而且是一个很适合于用来进行哗众取宠的演说题目。在目前，认为单靠国营工厂就可以完成公认有其必要的空军扩充计划，那当然是荒谬的。国内大部分私营工厂，正迫切需要立刻改装，以加强我们现有的制造能力。在反对派领袖的演说中，没有片言只字谈到他们也承认的当前危局或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更为严重的、潜伏的事实。
政府的多数人看来已为鲍德温先生的坦率的发言所感动。他占有各种情报资料，却在他负有责任的重大问题上出错；但因他能坦率地承认错误和承担责难，因而被认为已赎回他的罪责了。由于这位大臣毫不含糊地承认错误，掀起了一种异常的热情浪潮。的确，许多保守党议员，由于我使他们所信任的领袖处于困境而迁怒于我。他只凭他天生的刚毅和诚实，使自己摆脱困境，但可惜没有使他的祖国摆脱困境。
※ ※ ※
伦敦德里勋爵是我的亲戚，又是我童年时的朋友。他是拿破仑时代著名的卡斯尔雷①的直系后裔，是一个有着无限忠诚和爱国心的人。自联合政府成立以来，他就出任空军大臣。在这时期内，前面所提及的重大变化影响到我国的事务，而空军部也变成国家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在紧缩和裁军的几年内，他和空军部曾竭力从一位严峻而专断的财政大臣那里争取到维持原有的、并争取尽可能多的经费。在1934年夏季，内阁采纳了增设四十一个空军中队的计划，他们为之欢欣鼓舞。但英国政治，却是一热一冷，瞬息更替。外交大臣从柏林返国，整个内阁因希特勒宣称德国空军实力与英国相等而不胜震惊和无限忧虑。根据普遍承认的新形势，鲍德温先生必须承当他去年11月反驳我当时所说的话。内阁完全没想到我们的空军已被超过，照例又反过来用查究的眼光来看待有关的部和该部的首长。
①即第二代伦敦德里伯爵，1812—1822年任英国外交大臣及下院议长，曾参加全欧反抗拿破仑。——译者
空军部不知道有一笔新的财产留给他们。财政部的束缚已被打破了。他们只要开口要求，就可以得到较多的经费，但他们不这样做，却对希特勒之宣布空军均势大不以为然。空军部的发言人伦敦德里甚至相信这样的话：“当西蒙与艾登赴柏林时，德国只有一个可供作战的空军中队。从他们的训练编制中，得知他们希望在那个月底组成十五至二十个中队。”①
①伦敦德里：《命运的翅膀》，1943年，第128页。
所有这些都是专门用语的问题。因为没有统一的标准，对空军加以分类，自然就极为困难。什么叫“第一线的空军”，什么叫“可供作战的单位”，也解释不一。空军部现在要他们的首长对他们过去的行为提出了精心推敲的辩护，结果同现在的确已警觉起来的政府和公众气味大不相投。空军部的专家和官员曾把数字和预测告诉了鲍德温先生，这就是他在11月用以答复我的根据。他们希望他为这些数字和预测进行辩护；但这在实际政治上已无必要。毫无疑问，当时空军部的这些专家和官员们自己被蒙骗了，因而也使他们的首长上了当。一支至少和我们旗鼓相当的、长期掩蔽起来的强大空军，终于在德国公开跳出来了。
伦敦德里几年来总是要求更多的经费，突然间一下子竟变成没有提出充分的要求，这对他来说，恰如他书中所说的，是一件奇特而痛苦的事情。但除此之外，他的政治观点也使他不能再担当部长的职位了，况且这时空军部又是我国事务的关键所在，甚至超乎一般问题之上。此外，人人都可以看出，在这种时势中，空军部长应为下院议员。因此在是年年底，在麦克唐纳先生辞去首相之职时，当时的殖民地事务大臣菲利普·坎利夫—利斯特爵士便被任命为空军部长，作为大力扩充空军实力的新政策的一部分。伦敦德里勋爵勉强改任掌玺大臣兼上议院院长；但在大选之后，鲍德温先生把他这两项职位都免去了。他在空军部任内的重大成就，就是主持了著名的“旋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的设计和制造。这两种飞机的原型，分别在1935年11月和1936年3月试飞。
伦敦德里在他的辩解中没有提到这件事，其实他大可以提出来，况且他所受的责难，有许多还不是他的过错。新任空军大臣在有利的空气和新的潮流的鼓舞下，下令立即大量制造这两种战斗机，还储备了适当的数量。坎利夫—利斯特比起他的前任来，是一位权势大得多的政治人物，有更好的机会和一个更振奋人心的任务。他运用非常强大的力量来推进我们的空军政策，加强空军的管理组织，他亲自努力工作以补回1932年到1934年期间内阁所失去的时间。但他也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在1935年11月离开下院，成为上院议员，这就使他改任空军大臣的一个理由给取消了。这个错误在几年后终于使他去职。
※ ※ ※
头等大祸降临到我们头上来了。希特勒已获得和英国空军实力平等的地位。此后他只要用全速来发展他的工厂和训练学校，就不仅可以保持他在空中的领先地位，而且还可以不断改进。从此以后，未知的、威力莫测的空袭威胁笼罩着伦敦，并成为我们作出决定时的一个确切的和非考虑不可的因素。而且，我们绝对没有迎头赶上的希望，或者至少我们这个政府是绝不去赶上的。英国皇家空军效率之高，应归功于政府和空军部。然而，空中均势的保证，已无可挽回地成为泡影了。诚然，德国空军其后的发展也没有保持它在取得均势那个时期的速率。德国人为了一跃而取得这种优势，并在外交上支持和运用这种优势，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这就为希特勒接二连三地进行侵略打下了基础。希特勒早已做好计划要进行一连串的侵略活动，现在就快要见诸行动了。在以后的四年中，英国政府曾作出相当大的努力，就空军的质量而言，我们无疑占有优先的地位，但就数量而言，我们从此就没有赶上去。战事爆发后，发现我们在数量上仅及德国的一半。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风云紧急……第八章 挑战和反响
第八章 挑战和反响
1935年
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下令征兵——3月16日法国实行两年兵役制——3月24日西蒙爵士和艾登先生访问柏林——斯特雷扎会议——5月2日法苏条约——6月7日鲍德温先生出任首相——霍尔爵士出任外交大臣——艾登先生被任命为国际联盟事务大臣——英德海军协定——其危险——在欧洲的深远影响——外交大臣的辩护——德国陆军的壮大——法国和德国的兵源。
几年来地下的偷偷活动，秘密的或掩蔽的准备，如今已成为过去了；希特勒终于感到自己已有足够的力量来提出第一次公开的挑战了。1935年3月9日，德国空军宣布正式成立，16日，宣布德国陆军今后将以国民征兵制为基础；接着不久，又公布了各项法令来实现这些决定，其实，实际行动早就开始了。法国政府对于行将发生的一切占有详细的情报，所以也在同一个重大日子中的早几个小时，就宣布把兵役延长为两年。德国的行动对建立国际联盟所根据的凡尔赛和平条约是一种公开的、正式的冒犯。在过去，德国是偷偷地或以种种借口和巧立名目的办法来破坏条约的，那时各战胜国因为沉迷于和平主义以及忙于国内政治，还比较容易推卸责任，不去正式宣布和约的被破坏或被违背，但在现在，问题却来得那么直截了当而粗暴。差不多在同一天，埃塞俄比亚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呼吁，抗议意大利对它的恐吓性要求。在这种背景之下，3月24日西蒙爵士与掌玺大臣艾登应希特勒的邀请访问柏林。法国政府认为这是不合时宜之举。法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已不是一年以前麦克唐纳竭力迫使他们要实行的裁军，而是要把义务兵役由一年延长为二年。按当时流行的舆论看来，这实在是一件费力的工作。不单共产党，即使社会党也会投票反对。当莱昂·勃鲁姆先生说“法国工人将奋起抵抗希特勒的侵略”的时候，多列士在亲苏党羽的欢呼中回答道，“我们绝不容许工人阶级被拖进所谓保卫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之中。”
美国除了希望每一个人都过得好之外，对欧洲的一切事情都不愿过问，而且决定以后绝不再为了欧洲的事情来自找麻烦了。但法国、英国，当然还有意大利，虽然彼此之间意见不一，但都觉得对希特勒这种断然违背和约的行为确有谴责的必要。于是在国际联盟的主持下，几个上次大战中的主要协约国，在斯特雷扎召开了一次会议，这些问题都在会上提出讨论。
※ ※ ※
艾登先生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内几乎完全致力于对外事务的研究。他在十八岁时离开伊顿公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第六十来福枪旅服役四年，经过多次血战，屡立战功，升为副旅长，并获军事十字勋章。1925年当选为下院议员，不久，在鲍德温先生第二次执政时期，他被任命为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的政务秘书。1931年，在麦克唐纳—鲍德温的联合政府中，他被任命为外交部次官，在新任外交大臣西蒙爵士领导下工作。次官的职责虽常有变动，但他的责任总是有限的。他必须协助首长执行内阁决定的政策，但他自己并非内阁的一员，亦不能参预内阁会议，只有在牵涉到他本人的良心和荣誉的极端情况下，才可以对外交政策表示异议，甚至进行公开的争论或者辞职。
在这许多年中，艾登先生对于国外情况获得了广博的知识，对于负有如此重大责任的外交部的活动和思想也甚为熟悉。1935年西蒙爵士在对外事务上的做法，不论反对党或保守党中有影响的人物都不表赞同。从此，艾登先生以其知识及其非凡的天赋，日益获得人们的重视。因此，在1934年末，在受任掌玺大臣之后，出于内阁的希望，他仍然同外交部保持非正式的但极为密切的联系；并因此被邀随同他的旧上司西蒙爵士去柏林，进行这次不合时宜的但也不是毫无结果的访问。外交大臣在和希特勒会晤之后返回伦敦，带来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个重要消息，即依照希特勒的看法，德国现在已获得同英国的空军均势了。其后，艾登先生奉命访问莫斯科，在那里他和斯大林建立了联系，在几年之后，这种联系又恢复，对双方都有好处。在这次访问莫斯科的归途中，他的飞机遇到猛烈而持续的风暴，经过惊险的飞行最后着陆时，他几乎不省人事。医生说他不宜和西蒙去出席斯特雷扎会议了，此后他病了好几个月。在这种情况下，首相便决定亲自和外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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