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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回忆录-第2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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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决定性的时刻，韦维尔将军飞临贝雷斯福德—皮尔斯将军的作战司令部。他仍然希望克雷的装甲部队的进攻能帮助扭转局势。他登上飞机，飞到第七装甲师的所在地。他刚到那里，就获悉梅塞维将军已经独自作出决定，认为他既然在侧翼与后方受到双重威胁（据他现在的估计至少有二百辆坦克），必须立即撤退，以免被围。他已经按照这个决定颁发了命令。韦维尔偕同克雷远在沙漠侧翼，面对着这个事实，就同意了这项决定。我们的攻击失败了。全军的撤退在我们战斗机的掩护下秩序良好。敌人没有穷追，部分原因是敌装甲部队受到皇家空军轰炸机的猛烈袭击。但是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我们现在知道，隆美尔的命令是完全采取守势，养精蓄锐以备秋季一战。现在他若让自己越过边境猛追猛赶，以致遭受损失，是直接与那些命令相违背的。
用战斗机来直接掩护我们军队的策略，虽然有效，却造成我们力量的分散和空军伤亡率的相应增高。第二天，当敌空军加强他们的活动时，我们决定改变策略，一面继续实行某种程度的掩护，一面以大编队在更大的范围内采取攻势。当17日撤退开始时，敌空军曾以相当大的规模对我军进行四次袭击，我战斗机队不但击退了其中的三次，而且经常与轰炸机一起低飞，以袭击敌军纵队。这类袭击无疑阻碍了敌军的行动，并使它遭受重大伤亡。我们的飞行员对我撤退中的军队帮助很大，但由于区别敌我军队不易，曾遇到一些障碍。
在三天的战斗中，我军的伤亡人数为一千多一点，其中一百五十人阵亡，二百五十人失踪。丧失的坦克有巡逻坦克二十九辆、步兵坦克五十八辆，巡逻坦克大部分是被敌军击毁的。步兵坦克的损失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由于机件损坏，没有运输工具把它们拖回。据称，敌军一百辆坦克中的最优秀部分也被击毁。我军俘敌五百七十人，并且掩埋了许多敌军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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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场战斗同地中海地区的历次战役比较起来，规模不大，它的失败对我却是一次沉痛的打击。沙漠战事的得手，本来会意味着隆美尔的气焰嚣张的军队的毁灭。我们本可以解托卜鲁克之围，而敌军的退却很可能会像原先进军时一样迅速地退到班加西以西。在我看来，我们所以要冒“老虎”计划的种种危险，正是为了这个最高的目的。关于17日战事的经过，我还没有得到消息。我知道结果不久就会传来，因此就到恰特韦尔庄园去了，我要一人独处，闭门不见来客。我在这里接到了战事经过的报告。我郁郁不乐地徘徊于幽谷之间达数小时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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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逐一读过韦维尔将军与我及三军参谋长之间往来的电报的读者，对于我1941年6月下旬所采取的决定当会有思想准备。我们在国内有一种感觉，韦维尔已经是一个身心交瘁的人了。大可以说，我们把这匹驯良的马骑得走不动了。五六个互不相同的战区的非常任务汇集到总司令一身，而各战区的战事时得时失，尤其是失利的战局，这种种情况所形成的压力是军人当中很少有人碰到过的。我对韦维尔就克里特岛的防务进行的安排曾感到不满，特别是因为他没有再送去少数的坦克。三军参谋长不顾他的意见，主张采取那次规模虽小但极其幸运的进军伊拉克的行动，其结果是哈巴尼亚得到解围，并在该地区取得全面的成功。他们的一封电报使他在一怒之下申请辞职，虽然他没有坚辞，但我也没有拒绝。最后还有“战斧”作战计划，韦维尔忠实地执行这一计划，没有辜负我成功地运去“虎仔”所冒的风险。我对于中东司令部接受“虎仔”时所作的安排有所不满。这批坦克是经由凶险已极的地中海运去支援他们的，途中冒了很大风险，而我们碰到的运气却是稀有的。我钦佩他进行这一小规模的、但可能是很重要的战斗时所表现的精神；我钦佩他完全不顾个人安危，在那个辽阔而混乱的战场上乘飞机四处视察所表现的勇气。但是，正如前文叙述过的，这次战役似乎没有配合好，特别是未能从托卜鲁克这个出击口进行突击，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基本配合行动。
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沙漠侧翼已被隆美尔突破。
这一事实破坏并推翻了我们已经着手的用兵希腊的各项计划。这些计划虽有莫测的危险，但也有诱人的报酬，因此在我们看来是巴尔干之战中最关重要的部分。每天都在我身边的伊斯梅将军曾记录以下的话：“所有我们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韦维尔的私交和顾问在内，都有这样的印象：他由于沙漠侧翼被突破而受到很大的影响。他的情报出了错误，所以那次急遽的猛扑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我好像记得艾登说过，韦维尔‘一夜之间老了十年’。”我记得有人曾经这样评论：“隆美尔已经把韦维尔新近赢得的桂冠从他的头上扯下来扔在沙漠中了。”这不是真实的想法，只不过是一时出于悲痛说的话。要对这一切下正确的判断，只有联系包括于本卷中的当时可靠的文件，而且无疑地也要根据以后陆续发现的许多其他有价值的证据。但是事实终归是：在实行“战斧”作战计划之后，我得出结论，认为应该进行一次人事调整了。
奥金莱克将军现任印度总司令。我很不喜欢他在挪威战役的纳尔维克作战时所抱的态度。他似乎过于偏重安全与十拿九稳，而这两件事在战争中是并不存在的。他总想让一切事情都能按照他认为是起码条件的要求得到满足才行。但是，我对他的才能，对他的风度和高尚的人格，印象很深。纳尔维克一役以后，他接管南部战区司令部，我从许多官方及私人方面听到评论，证实他曾给那个重要的战区带来活力与严密的组织。他被任命为印度总司令，人们交口称誉。我们曾经看到，他派遣印度军队前往巴士拉的行动是多么敏捷，也曾看到他专心致志地扑灭伊拉克叛乱的热情。我深信，任命奥金莱克，就是让一位生气虎虎的新人物去肩负中东的复杂艰巨的任务；另一方面，韦维尔将在那规模庞大的印度司令部内获得时间，以便在那些新的、迫在眼前的挑战和机会来到以前恢复他的精力。我发现，我的意见在伦敦的内阁和军界人士中并没有遇到任何反对。读者不要忘记，我从来不独断独行，所以我总是同政界和专门人员的看法一致并集中了他们的意见。因此，我发出了以下电报：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 1941年6月21日
我已经得出结论，认为任命奥金莱克将军去接替你指挥中东部队，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你在胜利和失利时对部队指挥和统率有方，使我不胜钦佩，同你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那些胜利，将蜚声于英国陆军历史，并且对我们赢得这次艰苦战争的最后胜利来说是一项重要的贡献。但是，我觉得，在你长期肩负了这样艰巨的任务以后，这个受到最严重的威胁的战场需要一位具有新目光的人，需要一位新手。我确信，你是接任印度总司令的最适当人物和最卓越的军官。此事我已征询过印度总督的意见。他向我保证，你承担这个伟大的职位和任务将在印度受到热烈的欢迎，并且附带说明，他本人同一位具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辉煌成绩”的人物共事，将感到自豪。因此，我打算向国王陛下提名你担任此职。
2．我已命令奥金莱克将军即刻动身前往开罗。他抵达后，你应协助他熟悉整个形势，并同他一起研究应付显然迫在眉睫的德军东进时你们二人将要采取的共同措施。我相信，他至迟在四五天之内就可以乘飞机到达。你同他解决了各项问题后，应尽早乘便前往印度。不必公布这件事，在你们分别到达任所之前，应严守秘密。
首相致印度总督 1941年6月21日
请你将下列电文转达奥金莱克将军。我已另电韦维尔将军。
在对整个形势进行了非常缜密的考虑以后，我已决定提请国王任命你为英王陛下驻中东总司令。你应立即前往开罗接替韦维尔将军。韦维尔将军将继你为印度总司令。你应和他商谈整个形势，也应同他一起研究为了阻止德军显然即将开始的东进你们将采取怎样的共同措施。希将抵达日期见告。
在你就任新职以前，应对这次调动绝对保密。
韦维尔以安详持重的态度接受了这项决定。他那时正要飞往阿比西尼亚，后来证明这是极其危险的。他的传记作者写道，他在读了我的电报后说，“首相做得很对。这个战场上应该有一位具有新目光的人，应该有一位新手。”关于就任新的司令职务，他完全服从英王陛下政府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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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以来，我为驻开罗的参谋人员显然不足而放心不下。我越来越觉得，我们那位勉力支撑的总司令身上有着各种各样不必此要的负担。总司令本人，和其他司令官一起，早在4月18日就曾请求减轻负担并予以协助。他的两位专职同僚曾对他的意见表示同意。“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此间设立某种权力机构，在英王陛下政府所规定的政策的广泛范围内，处理有关一个部门或一个地区以上的政治问题，因此这个机构当然是直接向战时内阁而不是向任何一个部门负责。”当艾登先生访问开罗时，各位总司令曾感觉到有高级政治当局近在身边的便利。他离开以后，他们感到茫然若失。
我曾在6月4日命海宁将军担任我新设的“总监”这一非常职务。这位军官曾经在帝国总参谋长出国期间代理过他的职务，因此熟悉战时内阁程序和战争的整个情况。我希望他能替韦维尔主持一切有关供应和技术管理的事务。我打算请他详细检查整个后勤机构，特别要注意那些规模巨大的坦克和飞机修配厂，以及正在逐日发展中的铁路、公路和港口设施。这样，各有关司令就可以不必为许多琐碎的事务操心，而只须集中精力于作战。
我的儿子伦道夫曾随同突击队出发，现在突击队大部分已散到各地，这时他正在沙漠服务。他是议会议员，接触面很广。我不常收到他的信息，但是，在6月7日，我收到外交部转来的以下电报，这是他从开罗，在我们的大使迈尔斯·兰普森爵士的知情和鼓励下发出的：
私人密电。伦道夫·丘吉尔致首相
这里如果没有一位能力坚强的文官亲临现场逐日进行政治上和战略上的指导，我不知道我们怎能开始取得胜利。为什么不派一位战时内阁的成员来主持整个作战活动？派来的战时内阁成员，除了需要少数身边工作人员外，还需要两位能力卓越的人来调配供应和指导检查、情报及宣传工作。此间有识之士多半已感觉到，有按照这个想法进行根本改革的必要。仅仅调动人员是不够的，看来现在已到了改变体制很成熟很有利的时候了。请原谅我打扰了你，但我认为目前形势确实不妙，要取得任何成功，非采取紧急措施不可。
这封电报确实使我拿定了主意。两星期后，我在给他的复电中说，“我近日已反复考虑了你那封有益的、有见解的电报中谈到的想法。”于是我立即采取行动。
我曾在1940年10月邀请奥利弗·利特尔顿上尉参加政府出任贸易大臣。我从他幼年起就认识他。他的父亲艾尔弗雷德·利特尔顿曾经在1904年任鲍尔弗内阁的殖民地事务大臣，爱尔兰自治运动分裂以前是格拉德斯通先生的一位年轻的私人秘书。多年以来，他是下院的一位出色的议员。他的儿子是在政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曾在近卫步兵第一团服务过，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最艰苦的战斗，几度受伤，几度荣获勋章。我记得在1918年他被毒气弹炸伤之后，我曾到医院探望过他。那一次他还算很幸运，那颗毒气弹在他的脚下爆炸，烧着他的全身，如果那是一颗比较常规的、比较合乎人道的高爆炸力的炸弹的话，他就一定被炸死了。他退伍后进入商界，担任一家大五金公司的总经理。我知道他的才能出众，所以毫不迟疑地把他拉进议会，并赋予重任。他在贸易大臣任期内的政绩，博得我们的联合政府中各党人士的尊敬。我不喜欢他于1914年提出的关于发给衣着配给证的提案，但是我发现内阁和下院都表示赞成，这无疑在当时是有必要的。尽管他作为下院中的一位新人还有许多有待学习的事，但是我这次不平凡的遴选，从后来的结果看，是适得其人的。他是一位多方面的活动家，所以我这时觉得他在各方面都适合于出任战时内阁驻中东大臣这个新的、前所未有的职位。这将从军事长官们的肩上又卸除一大部分负担。我发现，我的想法已迅速为各政党的同僚们所接受。因此，我发出了以下的电报：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 1941年6月29日
国王欣然任命前贸易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上尉为战时内阁国务大臣，勋爵比弗布鲁克为军需大臣。利特尔顿上尉将偕同少数机要秘书人员于30日乘飞机离英，当于7月3日抵达开罗。他的身份是战时内阁驻中东代表，他的主要职责是要替中东最高司令部主持一切非军事的事务，并遵照英王陛下政府的政策，就地迅速地解决关系到几个部或几方面、而一向须向国内请示的许多问题。这和你4月18日电报的意见一致，不过更进了一大步。我给利特尔顿上尉的指示，将于下次电报中述及。
奥金莱克将军抵达后，请即转告此事，并转告迈尔斯·兰普森爵士。关于利特尔顿上尉的行程与使命，在他抵达任所之前，应严守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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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的安排，以及由此引起的行政上的反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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