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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回忆录-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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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非官方的反应也很冷淡。劳合·乔治匆忙地说：“依我的判断，希特勒先生的最大罪行，不是破坏条约，因为事前有过刺激的原因。”他接着说：“我希望我们保持冷静的头脑。”所谓刺激的原因，显然指协约国的裁军还裁得不够。斯诺登勋爵则把希望寄托于希特勒所提出的互不侵犯条约上，他说希特勒过去的和平建议没有被人理睬，但各国人民将不允许这次的和平建议再被忽视。这类言论，也许表现了当时英国舆论的错误倾向，但是讲这种话的人也不见得光彩。英国内阁总想走阻力最小的路线，觉得最便当的出路莫过于敦促法国向国际联盟再度提出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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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内也有重大的分歧。总的来说，政治家希望军队动员，向希特勒提出最后通牒，而将军们正如他们德国方面的对手一样，则要求镇静、忍耐与延缓。我们现在才知道这时希特勒与德国最高军事当局之间所发生的意见冲突。如果法国政府真的动员了近一百个师的法国陆军（当时，大家还错误地以为这是欧洲最强的陆军），德国参谋部就肯定会迫使希特勒撤退进驻的军队。这对他的妄求会起抑制作用，因而也许会给他的统治以致命打击。在这里必须记住，这时候，即使单以法国一国之力，没有其他的援助，也可以把德国人逐出莱茵兰，而只要法国开始行动，并援引洛迦诺公约，就一定可以取得英国的援助。但事实上，法国迟迟不见行动，瘫痪无力，因而永远失去了本来不必经过大战就可以阻止希特勒野心的最后机会。与此相反，法国政府经英国的怂恿，把担子推到国际联盟的肩上，而国联由于前一年制裁的失败和英德海军协定，早已受到削弱，失去锐气了。
3月9日星期一，艾登先生偕哈利法克斯勋爵和拉尔弗·威格拉姆前赴巴黎。最初的计划是准备在巴黎举行国际联盟的会议的，但不久威格拉姆奉艾登之命，赴法邀请弗朗丹到伦敦来，把国联的会议改在英国举行，这样法国就会获得英国更有力的支持。对这位忠实的官员来说，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使命。3月11日他回到伦敦后便立刻来看我，并把全部情形告诉了我。弗朗丹本人于深夜抵达伦敦，在星期四早晨约八点半钟左右，他到莫佩思大厦我住的地方来看我。他告诉我说，他要求英国政府同意两国同时动员陆、海、空三军，又说他已经获得“小协约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持。他给我念一张长长的单子，上面开列他收到的各国的答复。毫无问题，上次大战中的协约国，仍然拥有强大的实力，他们只要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我们当时虽然不知道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之间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但强大的实力显然仍在我们的一边。我当时是局外人，以私人地位实在无能为力，但我仍祝愿我的贵宾在使事情发展到摊牌上完全成功，我还答应在我力量所及的范围内给予帮忙。那天晚上，我邀请我主要的同事吃晚饭，来听听弗朗丹的建议。
张伯伦先生这时当财政大臣，是政府中最有力量的一员。
他的传记作者、能干的基思·法伊林先生从他的日记中引述了一段话：“3月12日，和弗朗丹谈话，我们强调舆论不会支持我们进行任何性质的制裁。他认为如果我们保持坚强的阵线，德国就会不战而屈服。我们认为对一个疯狂的独裁者作这种估计不一定可靠。”后来，在弗朗丹要求至少可以实行经济抵制时，张伯伦的回答是提议在谈判时成立一支国际军队，他同意订立一个互助条约，而且宣称，如果放弃一块殖民地就可以获致永久和平的话，他愿意给予考虑。①
①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
同时，英国大部分的报纸，以《泰晤士报》和《每日先驱报》为首，都表示相信希特勒建议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的诚意。奥斯汀·张伯伦在剑桥大学发表的演说中，却提出了相反见解。威格拉姆认为他的职责是让英国的财政界、新闻界、政府人员以及洛西恩勋爵等威格拉姆所能想到的人都同弗朗丹接触。弗朗丹在威格拉姆家里，不论遇到什么人，都提出下面的话：“今日整个世界，尤其是小国的目光都看着英国。
如果英国现在愿意行动，它可以领导欧洲。你们应该有一个政策，这样世界都将追随你们，因而你们就可以防止战争。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如果你们现在不阻止德国，一切就完了。法国就不能再保障捷克斯洛伐克，因为这在地理上成为不可能了。如果你们不维护洛迦诺公约，那么你们就只好眼看着德国重整军备，而法国对这一件事是无能为力的。如果你们今天不用武力制止德国，即使你们和德国建立了暂时的友好关系，战争还是不可避免的。至于我本人而言，我不相信德法之间可能有什么友谊；两国关系永远处在紧张状态之中。不过，如果你们放弃洛迦诺公约，我就将改变我的政策，因为再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这些是勇敢的话；如果付之以行动，一定会表现得更为响亮。
洛西恩勋爵提出一个见解：“他们毕竟只是到他们的后花园去罢了。”这是一种可以代表英国人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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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听到情况不妙的消息并和威格拉姆谈了一次话以后，我劝弗朗丹先生在返国前要求同鲍德温先生会晤。这次会晤在唐宁街举行了。首相十分客气和有礼地接待了弗朗丹先生。鲍德温先生说，他虽然不大懂外国的事务，却能很准确地估计英国人民的情感。人民需要的是和平。弗朗丹先生后来在书中说，他当时回答鲍德温先生说，保障和平的唯一办法，就是趁现在还有可能的时候制止希特勒的侵略。法国并不愿意把英国拖入战争，它并不要求实质上的援助；它自己就可以执行这种可以说是纯粹的警察行动，因为根据法国所得到的情报，在莱茵兰的德国军队接到命令，如遇到武力抵抗就要撤退。弗朗丹当时强调说，法国向它的盟国所要求的，只是让它能自由行动。这段话当然是假的，法国根据洛迦诺公约有权采取的合法行动，英国怎么能够加以限制呢？英国首相再三说，英国不能接受战争的风险。他又问法国政府打算怎么办。关于这一点，却没有明白的答复。据弗朗丹说，①这时鲍德温先生就说道：“你的意见或许是对的，但是，如果你的警察行动，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引起战争，我也没有使英国参战的权力。”停了一会儿，他又说：“英国并不处于参战的状态中。”这话现在没有得到证实。弗朗丹先生回到法国时，他深信不疑的是：第一，除非英国表现出坚强的意志力，要不然他那内部分裂的国家就很难团结一致；第二，英国绝对不会有所行动，连采取行动的强烈愿望也不存在。这样一来，他就错误地得到一个可悲的结论，认为法国的唯一希望，只有跟侵略性表现得日益厉害的德国谋求妥协。
①弗朗丹：《法国的政治》。1919—1940，第207—208页。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了。
尽管如此，鉴于这些日子我所看到弗朗丹的态度，我觉得无论他后来的过失如何，我有责任在后来的几年中，尽我所能来帮助他。1943年到1944年冬天，戴高乐政府在阿尔及尔把他逮捕时，我曾运用我的权力来保护他。关于这件事，我曾请求并得到罗斯福总统的帮助。战争结束后，弗朗丹被提到法庭审判。我的儿子伦道夫在非洲战争中与弗朗丹曾见面多次，因而被传作证。我非常高兴地知道，他的辩护以及我为弗朗丹所写的替他辩护的一封信，对于后来法庭宣判弗朗丹无罪有一定的影响。软弱虽然一样可以造成灾祸，但究竟不是叛国。不过，法国政府无论如何是不能推卸其主要的责任的。如果克雷孟梭或彭加勒在，一定早已不让鲍德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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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两国对于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的屈服，使希特勒占据了莱茵兰，这对威格拉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的夫人后来写信给我说：“法国代表团走了以后，威格拉姆就回来了。他坐在房间里他从来没坐过的角落里，他对我说：‘战争现在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一定是前所未有的最恐怖的战争。我想我是看不见的了，但是你一定会看见的。等着炸弹投到这座小房子上吧。’①我听了他的话十分害怕，他又继续说：‘这许多年来，我的工作都毫无用处，我是失败了。我没有法子使英国的人民认清楚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也许是我不够坚强，我没有办法使他们了解。温斯顿·丘吉尔总是向来理解的，他是一个坚强的人，他一定会继续奋斗到底的。’”
①这座小房子果然被炸毁了。
我的朋友受了这个打击之后，似乎始终没有恢复过来。他把这件事看得太重了。毕竟，一个人如果认定了他职责之所在，他总可以继续奋斗，冒着越来越大的危险，死而后已。威格拉姆的深刻的理解力对他敏感的天性发生了过度的反应。
他在1936年12月不幸逝世，他的死，对外交部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也影响到我国的命运，我国终于陷入悲惨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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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成功地重占莱茵兰之后，与他的将领会晤时，他已经能够向他们证明他们的恐惧都是杞人忧天，并且证明他的判断或“直觉”如何高出于普通军人之上。将领们对他低头了。他们都是善良的德国人，自然都喜欢看到自己的国家如此迅速地在欧洲赢得地位，看到他们从前的敌人这样地分裂和驯服。这一幕戏肯定大大增加了希特勒在德国最高权力阶层中的声望和权威，也鼓励了他使他能够再往前走，做更大的尝试。他向全世界说：“德国的领土野心已完全满足了。”
法国现在陷于矛盾的状态之中，害怕战争的心理，以及因避免了战争而松一口气之感，都非常浓厚。思想简单的英国报纸以下面的话来安慰思想简单的英国人：“说到底，这不过是德国回到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罢了。譬如说，如果约克郡脱离我国版图十年或十五年之久，我们的感觉又怎样呢？”没有人多想一下，今后德国的军队如果进犯法国，他们的下车地点已经向前移了一百哩。也没有人担忧这件事等于向欧洲各国的“小协约国”证明，法国是不愿打仗的，即使愿打，英国也会把它拉住。这一幕戏加强了希特勒统治德国的威力，反而使那些以前想要限制他的将领们的爱国心受到很不光彩的伤害，而使他们显得愚蠢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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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才知道在这个紧张时期中，那些高级人士已经讨论我的个人命运了。首相不断受到压力，最后决定成立一个新部——不是国防部而是国防协调部。内维尔·张伯伦的传记作者对此事作过一些记述。对政府有极大影响力的奥斯汀·张伯伦曾经这样想，而且说过，把我排除在政府之外是“极大的错误”。霍尔爵士这时已病愈回来。鉴于他在霍尔—赖伐尔协定的危机中接受免职的恭顺态度，让他复职的呼声甚高。首相心想最好是由内维尔·张伯伦担任这个新职，而使他的哥哥奥斯汀·张伯伦回来担任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看准他不久就要继鲍德温就任首相，他拒绝了这个建议。
法伊林先生写道：“保守党恐怕不愿霍尔马上复职。假使这个新的部门由丘吉尔担任，那一定会使那些以丘吉尔不参加政府作为反军国主义保证的自由党人和中间派引起恐慌，①并且这等于不听从负责解释党的一般意志的人的意见；而且，一旦鲍德温退隐，这岂不是又得引起一场由谁继任的争执吗？”
我们听说，足足有一个月的时间，对这些十分微妙而重大的问题进行了慎重的估量。
①这和当时的事实恰好相反。“和平投票”的签名者对于武装的集体安全和我是一致的。
我自然知道这些事情正在进行。在3月9日的辩论中，我很注意不要丝毫减弱我对政府政策的严厉而善意的批评。大家认为我那一次演说很成功。我对新部门的成立及其权力并不满意，但我将乐于接受这个职位，因为我相信这可以发挥我的知识和经验。显然（据法伊林说），3月7日德国人的进兵莱茵兰，对我的任命发生决定性的不利影响。希特勒显然不会喜欢我担任这个职务。9日这天，鲍德温先生选定了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担任这个新职。他是一位能干的律师，有利的条件是他不为人所知，而且完全不懂军事问题。首相的选择使报纸和公众大为惊讶。对我来说，这一次确定的、而且似乎是最后地把我拒于门外，使我不能参与我们的防务工作，这对于我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我必须很小心，我必须在这种纷至沓来的重大讨论和辩论中保持平心静气，在这些讨论和辩论中，我经常是居显著地位的。我必须控制我的感情，要显出镇静、不偏不倚和超然的态度。在这种自我克制的过程中，时时想到国家安全问题就是一个最好的简单的原则。为了安定自己的情绪和贯注我的精神，我把从凡尔赛和约起直到我们目前为止其间所发生的全部历史写成一个大纲。我甚至已经写了第一章，其中一部分可以无须修改地移入本书。不过，后来事情繁忙，再加上我用以维持在恰特韦尔的愉快生活的日常写作，使我的计划进展不大。此外，在1936年底，我专心写我那部《英语民族史》，这本书事实上在战争爆发以前写完，将于日后出版。
写一本内容充实的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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