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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回忆录-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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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下午，我接到苏俄大使一封信，说是有一个紧急问题想马上到恰特韦尔来看我。我同麦斯基大使的私人交谊已有多时了。他也时常同我的儿子伦道夫会面。我接见了这位大使，在略为寒暄之后，他严谨详细地告诉我下面的事。他还没有说多久，我就感到他之所以和我私人作这次谈话，是因为苏联政府宁愿通过我而不愿直接向外交部提出建议，以免可能遭到拒绝。他们显然希望我把听到的一切向政府报告。
大使虽没有这样说，但他并没有请我保守秘密，这就可想而知了。我当时就感到事关重要，在转告政府时得非常小心，避免参加上自己的意见，而且也不能使用可能使我们相互之间引起争论的语言，以免在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进行考虑时有偏颇的影响。
丘吉尔先生致哈利法克斯勋爵 1938年9月3日我个人从绝对可靠方面得到如下情报。我觉得我有责任向你汇报，虽然不是别人要求我这样做的。
昨天，即9月2日，法国驻莫斯科代办（大使正在休假）往访李维诺夫，以法国政府的名义，问他当捷克斯洛伐克受到德国袭击时俄国将给予什么援助，特别是考虑到波兰和罗马尼亚可能保持中立所造成的困难。李维诺夫反问法国打算怎样，他指出法国负有直接的义务，而俄国的义务则是以法国的行动来决定的。法国代办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尽管如此，李维诺夫还是对他说：第一，苏联决意履行他们的义务。他认识到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态度所造成的困难，但他认为罗马尼亚方面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在最近几个月来，罗马尼亚政府的政策对俄国显然很友好，两国之间的关系已大为改善。李维诺夫认为，为了克服罗马尼亚的勉强情绪，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国际联盟。例如，如果国际联盟决定捷克斯洛伐克是被侵略国，德国是侵略国，这就有可能使罗马尼亚决定让俄国的陆军和空军过境。
法国代办指出，国联行政院或许不能达成一致的决议。李维诺夫答称，多数票的决议就够了，同时罗马尼亚可能在行政院表决时加入多数的一方。李维诺夫因此建议，以出现战争危险作为理由，根据第十一条的规定，召集国联行政院开会，国联各会员国可在一起进行磋商。他认为时间也许已十分短促，要做就越早越好。后来他又告诉法国代办说，俄国、法国和捷充斯洛伐克的参谋部应立即举行会谈，研究援助的方法和措施，苏联准备参加这种会谈。
第四，李维诺夫提起他在3月17日的谈话，外交部当然有这次谈话的副本。在那次谈话中，他主张应由爱好和平的各国就维护和平的最妥善办法进行商谈，也许最好能发表一个包括法、俄、英三大国在内的联合声明。他相信美国对这一声明会在道义上加以支持。他这些话，都是以俄国政府的名义说的，是俄国政府认为阻止战争的最好方法。
我要指出，今天的消息似乎表明希特勒的态度比较温和些，所以我认为除非亨莱因与贝奈斯的谈判出现新的破裂（如果出现破裂则过错不会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一方），英国政府不会考虑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如果希特勒确实改变态度，转而采取和平解决的办法，我们就不要激怒他。
你当然可以从别的渠道获悉这些消息，但我认为李维诺夫的话是极端重要的，我不应该置之不理，不向你报告。
我把报告口授写好以后，立即送给哈利法克斯勋爵。他在9月5日以谨慎的口吻答复说，他认为现在如根据第十一条规定采取行动，对时局不会有什么帮助，但他可以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我认为在现在，正如你所指出的，我们应该根据亨莱因从贝希特斯加登带回来的报告重新检讨整个局势。”
他又说，局势仍然使人十分忧虑。
《泰晤士报》在9月7日的社论中说：
捷克政府已表示愿意接受苏台德人最近的建议，如果现在他们又提出新的要求，那么唯一可能的结论就是：德国的目的不仅在于为那些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中感到不自在的人解除疾苦而已。在那种情况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值得考虑的是，他们是否应该完全排除为某些方面所赞成的计划，即割让某些异族居民居住的并与其同种族的国家接壤的边缘地区，从而使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一个更加单纯的国家的计划。
这当然是意味着把波希米亚要塞防线的全部地带交出来。虽然英国政府立即声明《泰晤士报》这篇文章不能代表政府的意见，但国外的舆论，尤其是法国的舆论并不因此安心。就在同一天——9月7日——法国驻伦敦大使往访哈利法克斯勋爵，代表法国政府请求英国政府阐明英国将采取的立场，如果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话。
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长博内先生宣称，他在1938年9月10日曾向我们驻巴黎大使埃里克·菲普斯爵士提出如下的问题：“明天希特勒也许就要进攻捷克斯洛伐克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法国就立即动员。法国会回头问问你，‘我们要进军了；你们是不是和我们一同进军？’英国将如何答复呢？”
下面是经过内阁同意的答复。这是由哈利法克斯勋爵在12日交菲普斯爵士转交法国的：
我当然知道我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明白答复对法国政府来说是多么重要。但是，正如你向博内指出的，这个问题的本身虽然简单明白，但决不能同可能会发生这个问题时的情况分隔开来，而在现阶段，这样的情况显然纯属假定。
此外，在这种事件中，英王陛下政府不可能只关心自己的处境，因为不论它作出什么决定或采取什么行动，事实上都使各自治领承担同样的义务。各自治领政府当然不愿意在情况尚未发生之前由别人代它们作出决定，它们希望自己来作出判断。
所以，在现阶段，我对博内先生的问题所能提出的答复只是：虽然英国政府决不会让法国的安全受到威胁，但是他们不能准确地说明，在现时尚难预料的形势中将采取的未来行动的性质和采取行动的时间。①
①乔治·博内：《从华盛顿到法国外交部》，第360—361页。
法国政府针对“英国政府决不会让法国的安全受到威胁”这一点提出问题：如果法国受到威胁时可以得到英国什么援助。根据博内的记载，伦敦的答复是两个没有摩托化的师，在战争开始的六个月内将派出一百五十架飞机。如果博内先生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找个借口，以便把捷克交由命运支配，那么，我们应该承认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9月12日同一天，希特勒在纽伦堡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对捷克人大肆攻击。第二天，捷克在国内某些地区实施戒严令，作为回答。9月14日，他们同亨莱因的谈判完全破裂了。15日，这个苏台德领袖就逃往德国了。
现在已到了危机的顶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风云紧急……第十七章 慕尼黑的悲剧
第十七章 慕尼黑的悲剧
张伯伦掌握大权——他访问贝希特斯加登——他和希特勒的会谈——朗西曼使命的结束——英法对捷克的压力——贝奈斯总统的屈服——福歇将军放弃法国国籍——我在9月21日的声明——李维诺夫在国联大会上的强硬声明——苏联实力的被漠视——兀鹰齐集在厄运注定的国家的周围——张伯伦与希特勒在戈德斯贝格——希特勒的最后通牒——英法内阁的拒绝——威尔逊赴柏林的任务——我在9月26日往访唐宁街——哈利法克斯的公报——英国海军动员——在德国前线的后面——贝克将军的免职——希特勒与德国陆军参谋部的斗争——哈尔德将军的阴谋——9月14日阴谋失败的所传原因——9月26日德国陆军参谋部给希特勒的意见书——雷德尔海军上将的进谏——希特勒的动摇——张伯伦9月27日的广播——他第三次建议访问希特勒——他向墨索里尼呼吁——9月28日下院的好戏——慕尼黑会议——一张废纸——张伯伦凯旋归来——“光荣的和平”——凯特尔元帅在纽伦堡的证词——希特勒的判断再度证实——道德和行为的一些普通原则——法国和英国走上致命的道路。
张伯伦先生控制了英国的外交政策，而霍勒斯·威尔逊爵士则是他的主要亲信和代理人。哈利法克斯勋爵对他的外交部的事情越来越疑惑不解，但还是跟着首相走。内阁深切不安，但还听从张伯伦。下院中的政府多数党被党的议会领袖所操纵。一个人，只有一个人执掌着我们的国家大事。这个人不论对他所应负的责任或他应尽的个人努力都是不会畏缩不前的。
9月13日到14日深夜，达拉第和张伯伦取得联系。法国政府认为，如果法英两国领导人亲自出马，一起去见希特勒也许会有好处。但张伯伦却有自己的主意。他主动地打了一个电报给希特勒，建议去访问他。第二天他向内阁报告了这件事，当天下午他接到希特勒的回电，邀请他到贝希特斯加登去。于是，在9月15日早晨，这位英国首相就乘飞机到达慕尼黑机场。从各方面来看，选择这个时候并不怎么合适。当这个消息传到捷克首都时，捷克领导人简直不能相信真有这回事。他们感到很奇怪：正当他们刚刚第一次控制住苏台德区内部形势的时候，英国首相竟然亲自去访问希特勒。他们感到这会削弱他们同德国打交道的地位。因为，希特勒在9月12日发表的挑衅性的演说，以及随后德国鼓动亨莱因的党徒叛变，都没有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亨莱因已经逃到德国去了，苏台德的日耳曼党因失去领导显然已不同意采取直接的行动。捷克政府在其所谓“第四次计划”中，正式向苏台德的日耳曼的领袖们提出地方自治的行政计划，内容不但超过了今年4月亨莱因在卡尔斯巴德所提出的要求，而且也完全符合张伯伦在3月24日演说中所提出的意见，符合西蒙爵士在8月27日演说中的声明。但甚至朗西曼勋爵也看出，苏台德的领袖们和捷克政府之间达成双方满意的协定正是德国人最不愿意的事。张伯伦此行使苏台德党有了一个提出更多要求的机会；该党的极端分子依照柏林的训令公开提出归并德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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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的飞机在9月16日下午到达慕尼黑机场，然后他乘火车前往贝希特斯加登。正在这时，德国所有的电台都转播亨莱因要求苏台德区归并德国的声明。这是张伯伦下飞机后听到的头条新闻。这显然是有计划地让他在会晤希特勒之前就知道这件事。关于归并这个问题，不论德国政府或亨莱因本人都从来没有提出来过；而且在几天之前，英国外交部已经宣布这不是英国政府所能接受的政策。
张伯伦和希特勒会谈的现存记录，现在已经由法伊林公布了。我们可以从他的叙述中得到张伯伦的突出印象如下：
我想，尽管我从他的脸上看出他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但我所得到的印象却是，这个人在作了保证之后还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①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367页。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希特勒早在几个月以前就已下了决心并且做好准备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侵略，所等待的只是最后的信号而已。首相在星期六，即9月17日返回伦敦，立即召集内阁会议。那时朗西曼勋爵已经回来，而他的报告当然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些日子他的健康状况一直很不好，执行这项使命，又使他精神极度紧张，人也消瘦些。他建议采取“一项直截了当的行动的政策”，即“把以日耳曼人占多数的地区移交给德国”。这个办法至少有简单明了的优点。
首相和朗西曼勋爵都深信，只有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才能劝阻住希特勒不下令进犯捷克。张伯伦在他和希特勒会谈时强烈地感到希特勒“充满斗志”。他的内阁也认为法国是毫无斗志的；因此根本谈不到抗拒希特勒向捷克提出的要求。
有的大臣竟然提出“民族自决权”，“少数民族要求公正待遇”等论调聊以自慰，甚至显出一副“支持小人物反抗捷克暴徒”的神情。
现在必须同法国政府采取一致后退的步骤。9月18日，达拉第和博内来伦敦。张伯伦已经决定在原则上接受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所说明的要求。剩下来的事情只是拟出建议，由英法两国驻布拉格代表向捷克政府提出。法国内阁送来了一份确实想得比较周到的草案。他们不赞成公民投票，因为他们看到，这样一来，斯洛伐克和露西尼亚地区也可能会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们赞成直截了当地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
不过他们又说，英国政府应该和法国，加上俄国（他们从来没有与之磋商过），共同保证这个支离破碎的捷克的新国界。
我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在内阁圈子之外的，都感到博内实质上完全是个失败主义者，他的一切花言巧语，其目的无非是一句话——“不惜任何代价来谋求和平”。他在战后所写的一本书中，自然要竭力把全部责任都推到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身上。当时他心里的想法，大家是很清楚的。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使法国不去履行最近还重申的庄严而明确的义务，即要为了保卫捷克斯洛伐克而战。这时，英、法两国的内阁在外表上好像两个烂熟的西瓜挤在一起压碎了；然而事实上它们所需要的却是刀剑出鞘。但是，不同捷克人商量这一点，英法两国却是完全一致的。捷克人应该听从保护人的决定。这些像孩子一样头脑单纯的人受到了不能再坏的待遇。
英国和法国在向捷克人提出他们的决定或最后通牒时说：“法、英两国政府都认识到，要求捷克斯洛伐克作出的牺牲是多么的巨大。他们都觉得有责任坦率说明这些条件对安全如何必要……首相必须最迟在星期三同希特勒先生再举行会谈，如有可能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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