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回忆录-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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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转到政治，他问这位国务秘书对德苏关系有什么想法。魏茨泽克答：“在我看来，最近苏联报纸并不完全同美国报纸和若干英国报纸那样唱一样的反德调子。”关于这一点，苏联大使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既然并不影响俄国和意大利的关系，所以对于德国来说这也不一定是一种障碍。苏联从来没有利用目前德国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摩擦来反对德国，它也不想这么做。在俄国，并不存在不能与德国在正常基础上相处的理由，而从正常关系中就会产生越来越改善的关系。

　　我们必须认为这次谈话是极端重要的，尤其是考虑到英国大使正在这时和李维诺夫在莫斯科进行会谈以及4月16日苏联正式提出与英法订立“三国同盟”的建议。这是俄国脚踏两条船的初次明显举动。从此以后，它就一步一步地一方面运行俄德关系“正常化”，另一方面为建立反对德国侵略的“三国同盟”进行谈判。

　　如果，比方说，张伯伦先生在接到俄国的建议就答复说：

　　“是的，让我们三个国家团结起来打断希特勒的脊梁骨”，或者说出类似的话，那么，英国议会就会加以通过，斯大林就会有所领会，而历史的发展就会沿着完全不同的道路进行了。

　　这条道路无论如何总不会更坏一些。

　　5月4日我以下列的话来评论当时的局势：

　　最重要的是不要失掉时机。自从俄国提出建议以来，已过了十天或十二天了。英国人民现在既已牺牲了向来遵守而又很难改变的习惯，接受了征兵制的原则，他们有权和法国一起要求波兰不要在共同事业的道路上设置障碍。我们不仅必须接受同俄国的充分合作，而且必须使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参加这个大联盟。这三个善战的民族，合起来大概有二十个师的精锐部队。一个友好的俄国给它们提供军火和其他援助是必不可少的。

　　没有俄国的积极帮助，就无法维持一条反纳粹侵略的东战线。阻止希特勒对东欧的阴谋，是同俄国的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的。现在仍然有可能把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各个国家和民族联合成一个坚固的阵线，以反对新的暴行或侵略。这条阵线，如果以坚定的信念建立起来，进行坚决果断而有效率的军事部署，再同西欧国家的力量联合在一起，就足以对付希特勒、戈林、希姆莱、里宾特洛甫、戈培尔及其同伙，其力量还可以使德国人民不愿随便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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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事实却正相反，当一方面正准备采取权宜措施和作明智的妥协时，而另一方面却在很长时间内保持沉默。这种拖延，对李维诺夫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为了同西方国家一起把问题加以明白了当地解决而作出了最后的努力，现在终于失败了。我们的声望已大大低落。俄国为了自己的安全，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外交政策，必须找一个新政策的代表。5月3日，莫斯科发表了一项公报，宣布李维诺夫先生已因他自己的请求而被解除人民外交委员的职务，该职将由总理莫洛托夫先生兼任。驻莫斯科的德国代办在5月4日向柏林报告：“直到5月2日，李维诺夫还接见英国大使，在昨天的报纸上，在检阅游行的贵宾名单中还有他的名字，看来他的免职是斯大林临时决定的……在最近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强调要小心谨慎，以免苏联被卷入冲突。莫洛托夫（不是犹太人）被认为是‘斯大林的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密切的合作者’。他的任命显然是为了保证今后对外政策仍将继续严格遵照斯大林的思想。”

　　苏维埃的驻外代表奉命通知驻在国的政府，说明这次人选的变动并不意味着苏联要改变对外政策。5月4日莫斯科广播，说莫洛托夫将继续推行多年以来李维诺夫努力寻求的西方安全政策。这位被德国视为眼中钉的卓越的犹太人，一时像一件破旧工具似的被丢在一边了；不让他为自己申辩，被毫不留情地撵出世界舞台，过幽居的生活，靠微薄的薪给度日，还受到警方的监视。在国外不大著名的莫洛托夫成为外交人民委员，与斯大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他可以不受以前所作的各种声明的牵累，不受国际联盟的意见的约束，只要是俄国自卫之所需，什么路子都可以走。但事实上，他现在可能只走一条路。他一向赞成同希特勒达成协议。从慕尼黑和其他许多事件中，使苏维埃政府深信，无论英国或法国，除非它们自己受到攻击，是不想打仗的，而到那时候也就没有多大用处了。乌云密布，风暴逼临。现在俄国必须为自己的安全着想了。

　　李维诺夫的免职，表示一个时代的结束。这表示克里姆林宫对于同西方国家订立安全条约，对于组织一条抵抗德国的东欧阵线的可能性，都完全失去信心了。当时德国报纸的评述，虽不一定准确，但却很有意思。5月4日，德国报纸登载了一篇华沙通讯，说李维诺夫在辞职之前曾与伏罗希洛夫元帅（胆大妄为的俄国人在疏忽时称他为“党的伙计”）有过一场激烈的争吵。伏罗希洛夫无疑是根据明确的训令，宣称红军没有准备为波兰而战，并以俄国总参谋部的名义指责“过于庞大的军事义务”。5月7日，获得充分情报的《法兰克福报》评述说，李维诺夫的辞职使英法的“包围”政策的前途受到严重的挫折；辞职的可能涵义，也许是在俄国国内关心这种政策所引起的军事负担的人，把李维诺夫喝住了。所有这些话都是真的；但在一定时期内，对这种重大的转变，必须加上一些掩饰，而且即使到了最后一刻，苏联的态度仍然保持捉摸不定的样子。而且，俄国必须在两个方面同时进行，要不然，它又怎么能够同它一向又恨又怕的希特勒进行讨价还价的交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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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人李维诺夫下台了，使希特勒的最强烈的偏见有所缓和。从此德国政府就不再把它的对外政策称为“反布尔什维主义”，转而攻击谩骂“财阀的民主主义”。报纸的文章向俄国人保证说，德国的生存空间不会扩张到俄国的领土；它在各方面的确只到俄国边界就止步了。因此，只要苏联不同英法订立“包围”协定，俄国和德国之间就不存在发生冲突的理由。德国大使舒伦堡伯爵奉召返回柏林进行详细的商讨，然后回到莫斯科提出一项对苏联有利的长期货物信用贷款。

　　双方的动向都趋向于订立盟约。

　　俄国政策发生了剧烈的和不自然的大转变，这样摇身一变只有极权国家才能做到的。仅仅两年以前，俄国陆军将领，如图哈切夫斯基和好几千个最有成就的军官，正是因为倾向于这种政策而惨遭杀身之祸。可是现在，克里姆林宫里少数焦虑不安的主人，又觉得这种政策是可以接受的了。在那时，亲德主义是异端邪说，是阴谋叛国。而现在，一夜之间，它却成为国家的政策。凡敢于提出异议者，当然就活该倒霉了，而那些转变得不够快的人，也往往遭到同样的命运。

　　为了完成立刻就要进行的工作，当然没有别的人比新的外交人民委员更为合适或条件更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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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由斯大林安置在苏联对外政策讲坛上的人物，值得略加叙述，这是当时英、法两国政府所不熟知的。莫洛托夫是一个具有杰出才能的人，有着冷酷无情的性格。他和所有的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一样，在革命取得胜利的年代里经历过许多可怕的危险和考验，但他却安然无恙。他是在一个不断出现各种阴谋，个人经常有遭清洗的危险的社会里生活过来和发迹起来的。他的像个炮弹似的脑壳，他的黑色的小胡子，他的敏锐的眼睛，他的平板的脸盘，他说话圆滑而机敏，举止沉着而冷静，所有这些都是他的性格和才能的恰当表相。

　　他比谁都更适合充当一个在变化莫测的国家机器中推行其政策的代理人或工具。我只是在有时带点幽默风趣的会议上，或者当他殷勤地提议来一连串惯例的毫无意义的干杯时，以同等的地位和他见过面。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人比他更能充分代表现代人心目中的机器人了。然而，尽管如此，他仍然不失为一个看来是讲道理而又讲究修饰的外交家。至于他对待地位不如他的人又是如何，那我就不得而知了。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答应在打败德国后立即进攻日本。从此之后，莫洛托夫对日本大使的态度如何，可以从他的谈话记录中看得出来。在其后接二连三地举行微妙的、试探式的、十分尴尬的会谈中，他总是十分稳重，不透露他的意向，保持客气的、正式的礼节。他谈话无破绽可寻，绝对不带半点不必要的刺激。他的带有西伯利亚的寒气的微笑，他的经过审慎斟酌、而且往往说得十分高明的话，再加上他那谦恭有礼的风度，使他成为在这个凶恶的世界上执行苏联政策的最完善的代表人物。

　　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来同他通信讨论，总是毫无用处的，而且，如果逼之太甚，他就不免以谎言或侮辱之词来收场。在这本书里，不久就有这类的例子，只有一次，我似乎得到了自然而合乎人性的反应。那是在1942年的春季，他从美国返国途中，飞机在英国降落。那时我们已签订了英苏条约，他将要冒着危险飞回本国去。在唐宁街我们用来开秘密会议的花园的大门口，我握住他的手臂，两人面对面互相凝视着。突然间，他好像深受感动似的。深藏在外表形象之内的真实的人显现出来了。他用同样的力量来握住我的手臂，以此作为回答。我们两人一言不发，只是互相紧紧握手。那时我们是团结一致，生死与共的。在他一生中，在他的周围，到处都是暴乱和破坏，他或者自己受到威胁，或者把别人投入其中。

　　苏维埃的机器找到了莫洛托夫，的确是有了一个干练的、在各方面都有典型性的代表人物——他永远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的信徒。如果我能直至生命结束时都不必经受他所遭受的那种紧张生活，那真是叫我高兴。要是过他那样的生活，倒不如不生下来才好。假如人死之后真的有另一个世界，而布尔什维克党人又愿意去的话，那么，马扎兰、塔莱朗、梅特涅都一定会欢迎他和他们一起搞外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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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莫洛托夫当上外交人民委员那天起，他就推行牺牲波兰来同德国达成协议的政策。没有多久，法国就知道这种情形。法国《黄皮书》中曾载有5月7日法国驻柏林大使的一个极其值得注意的电文，说是根据他秘密得到的情报，他断定第四次瓜分波兰将成为德俄和解的基础。1946年4月，达拉第先生写道：“自5月份以来，苏联进行了两种谈判，其一是同法国的谈判，另一是同德国的谈判。他似乎愿意瓜分波兰而不愿意保卫波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①但当然还有别的原因。

　　①雷诺书中所引，前引书，第一卷，第5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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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8日，英国政府对4月16日的苏联照会终于作了答复。英国的复文内容没有公布，但塔斯社在5月9日发出了一项消息，列出了英国建议的要点。5月10日，官方机关报《消息报》刊登一项公报，大意说：路透社报导英国提出了反建议，即“苏联对每一个邻国都必须分别作出保证；如苏联因为提供了这些保证而卷入战争的话，则英国必须保证援助苏联”，但这项报导是不符合事实的。公报说，苏联政府已收到5月8日英国的反建议，其中并未提到苏联向每一个邻国分别提供保证的义务；相反，英国的反建议说，如果英法两国为履行对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保证而卷入战争的话，苏联有立即援助英法的义务。然而，英国的反建议并没有提到苏联若因履行对东欧任何国家的义务而卷入战争时英法对苏联的援助。

　　同日晚些时候，张伯伦先生说，政府已承担了对东欧的新义务，但因种种困难没有邀请苏联直接参加。英国政府曾经提议，苏联自己应该发表同样的声明，表示愿意援助可能成为侵略对象的国家，并准备保护它们的独立，如果它们愿意接受的话。

　　苏维埃政府差不多在同时提出了一个更为广泛和更为严格的方案。英国政府认为，尽管这个方案可能有别的一些优点，但它势必引起英国政府所提建议要避免的那些困难。他们因此向苏联政府指出困难之所在。同时，他们把他们的原提议作了某些修改。他们（英国政府）特别明白表示，·如·果·苏·联·政·府·希·望·他·们·之·是·否·进·行·干·预·要·视·英·法·是·否·进·行·干·预·而·定，·则·英·国·政·府·也·不·会·表·示·反·对。

　　可惜这一番话未曾在两个星期之前明白宣布。

　　这里应该提一提，5月12日土耳其议会正式批准英土协定。我们希望，由于承担了这个新的义务就可以在出现危机时加强我们在地中海的地位。这是我们对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的答复。正如我们同德国进行谈判的时期已告结束一样，现在我们在实际上同意大利的关系也进入了同样的僵局。

　　我们同俄国人的谈判仍然毫无进展。5月19日，全部问题在下院提出来了。辩论是简短而严肃的，发言的人几乎只限于各党领袖和曾任内阁大臣的重要人物。劳合·乔治先生、艾登先生和我都力促政府必须立即根据平等的条件同俄国订立最广泛的协定。劳合·乔治先生首先发言，他以惨淡的色调描绘出一幅阴暗的和危险的图画：

　　目前这种局势使我深深地回想起在1918年初春时普遍流传的感觉。那时我们获悉德国快要发动一次重大的进攻，但谁都不知道它向哪里攻击。我记得当时法国人认为他们的前线将首当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