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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回忆录-第4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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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南斯拉夫牵制德国人。如果土耳其参战，这就更增强我们的力量，但也不是必要的条件。现在驻扎在意大利的德军，多半都是从法国调来的。如果我们在意大利放松对德国施加压力，他们又会被调回法国。我们必须在目前能够同敌人作战的唯一战场上，继续与它周旋。如果我们在冬季在地中海尽量与它进行激烈的战斗，这对于创造顺利进行“霸王”战役所需要的条件，将会产生最理想的作用。
斯大林问道，如果德国有十三四个机动师在法国，并且能从其他战场调来的兵力又超过十五个师，情形又将如何？这样是否就不进行“霸王”战役了呢？
我说，“不，绝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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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把讨论又转到土耳其问题。我们已经同意敦促它在今年年底参战。如果它参战，我们需要采取的唯一军事行动，只是把我们的飞机安置在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机场，并且攻占罗得岛。使用一个突击师，再加上一些卫戍部队也就足以应付局面了。我们一旦占有罗得岛和土耳其的空军基地，便能够随时使爱琴海的其他岛屿弹尽粮绝。这些军事行动不会为我们带来漫无止境的负担，却可以认为是一种极其有限的义务。如果我们努力使土耳其参战而不成功，则事情就此结束。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使土耳其参战，对德国人来说，这就可以使他们松一口气。关于土耳其，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
如果它参战，我们又攻占罗得岛，而且以后又把德国人从爱琴海的其他岛屿驱逐出去，则我们驻防在埃及的部队和空军全部可向北移动去参加战斗，而不是像目前这样采取守势。
土耳其问题不应当等闲视之。正如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将军说的，我们各项战役的规模、性质和时机，都取决于我们能否获得登陆艇以及能否将部队输送过海。我说，我准备随时不厌其烦、不厌其详地去研究这一问题，但是如果所需的少数登陆艇不能留在地中海或从其他战场调来，则地中海区域不可能进行任何规模的军事行动，其中也包括不可能袭击法国南部。我们在作出决定以前，必须极其慎重地考虑这些理由。我告诉斯大林，我同意他的意见，即给军事技术委员会明确的任务范围。我建议关于任务的各项内容，应该由三国政府首脑分别拟定。
斯大林说，他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以后，觉得无需成立军事委员会。为了作出决定，也无需将各项枝节问题都弄得清清楚楚。几个关键问题就是进行“霸王”战役的日期、总司令的任命，以及是否可能在法国南部进行配合性的战役。所有这些问题都要由全体会议决定。同时他也认为，根本不需要设立外长委员会。委派这些委员会只会延迟结束大会的期限。而就他来说，他不能将在德黑兰的访问期限延迟到12月1日以后，最迟也不能超过12月2日。
罗斯福总统说，倘若决定要建立军事委员会进行工作，他已经用简单的方式为这个机构试行拟定了任务内容，内容共两句话，就是：“第一段：三国参谋长委员会认定‘霸王’战役是1944年的主要战役。第二段：委员会将作出建议，使辅助性战役得以试行，但事先必须极其慎重地考虑这种战役是否延误‘霸王’作战计划。”大家对此均表示同意。
斯大林说，苏联政府非常关心“霸王”战役的日期，特别因为需要和俄国战场方面的战役互相呼应。罗斯福总统表示，在魁北克会议上已经确定了进行“霸王”战役的日期，只是因为从那时以来发生的重大变化，才使我们要考虑某些变更。
在我们散会以前，斯大林从桌子的对面望着我说：“我想对首相直接提出一个关于‘霸王’战役的问题。首相和英国官员是否真对‘霸王’战役抱有信心？”我答复说，“假使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具备了上述进行‘霸王’战役的各种条件，那么我们将竭尽全力横渡海峡去猛攻德国人，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谈到这里，我们就散会了。
※ ※ ※
斯大林设晚宴招待我们。参加的人数是严格限制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罗斯福总统、霍普金斯、哈里曼、克拉克·克尔、我和艾登以及我们的译员。在大会的辛劳之后，大家兴高采烈，一再干杯。不久，埃利奥特·罗斯福在门口出现了，他是乘飞机前来此地和他父亲相聚的。有人招呼他进来。于是，他在桌旁就座了。他甚至在我们的谈话中也多嘴多舌，以后还大肆渲染他所听到的一切，引起了极其严重的误解。据霍普金斯说，斯大林同我开了不少的玩笑，我丝毫都不介意，直到斯大林元帅以温和的语调谈起要对德国人进行惩罚这样一个严肃的、甚至是可怕的问题为止。他说一定要消灭德国的总参谋部。希特勒的强大陆军的全部实力都是依靠五万左右的军官和技术人员。如果在战争结束时，把这些人都抓来枪毙，德国的军事实力就会根除。我听了这话，就觉得应该这样回答：“英国议会和公众永远也不会容忍集体枪杀。即使在战时的狂热下他们允许这样做，但是当这样的暴行初次发生以后，他们就会激烈地反对那些负责人。苏联人不应当在这个问题上想入非非。”
但是，斯大林，也许只是出于戏谑，还在继续谈论这个问题。他说，“一定要枪毙五万人。”我听了非常生气。我说，“我宁可此时此地让人把我押到花园里去枪毙掉，也不愿让这样的可耻的行为玷污我和我的国家的荣誉。”
这时，罗斯福总统插嘴了。他提出一项调解的办法，说应该枪毙的，不是五万人，而是四万九千人。毫无疑问，他希望使整个问题让大家一笑了之。艾登也向我作出种种姿势和暗示，要我相信这都不过是笑话。可是，埃利奥特·罗斯福这时却从餐桌那头的座位上站起来讲话，说他如何诚挚地同意斯大林元帅的意见，如何确信美国军队会支持这种意见。
我受到这种打搅，就起身离开餐桌，走到隔壁那间灯光幽暗的房间里去。我刚到那里，就有人从后面用手拍我的肩膀，原来是斯大林，他的旁边站着莫洛托夫，两人都笑嘻嘻的，恳切地说明他们只是开玩笑，根本就没想到什么严重问题。斯大林的风度是很有魅力的，如果他想拿出这种风度的话；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表现出像当时那样吸引人的仪态。虽然在当时和现在，我都不完全相信这是开玩笑而背后没有隐藏着什么认真的意图。我同意回到原来的房间去。当晚的其余时间，我们相处得很愉快。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紧缩包围圈……第二十一章 德黑兰：难题
第二十一章 德黑兰：难题
我的六十九岁诞辰——我单独会见斯大林——我们认真地准备“霸王”战役——对地中海的影响——最高统帅问题——一切取决于登陆艇——为“霸王”战役集结的兵力——意大利大战迫在眉睫——斯大林强调“霸王”战役的必要性——斯大林提议俄国将在5月或6月发动攻势——罗斯福总统邀请“只有三人”的午餐——俄国要求不冻港——11月30日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作出主要的军事决定——三国一致同意发表的公报——在英国公使馆举行宴会——一片祝贺声和许多讲话——布鲁克将军对斯大林的答辩。
11月30日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忙碌而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是我的六十九岁诞辰，全部时间几乎完全用于处理我一直关注的某些最重要的事务。罗斯福总统同斯大林元帅保持私人接触，而且是住在苏联大使馆中；尽管总统和我以往过从很密，同时我们的重要问题又交织在一起，然而自从我们离开开罗以来，他一直避免单独和我会见——这些情况使我想到要设法对斯大林作一次直接的私人访问。我认为，俄国的领袖对于英国的态度并没有获得真实的印象。在他的思想中，已经形成了这样的错误观念，简单一句话，就是：“丘吉尔和英国参谋人员有意要尽量地停止执行‘霸王’作战计划，因为他们想以进攻巴尔干半岛代替这个计划。”我的责任就是要消除这种双重的误解。
执行“霸王”作战计划的确切日期，决定于数量较少的登陆艇的调集。这些登陆艇对于在巴尔干半岛进行任何战役，都是不需要的。罗斯福总统曾经要我们承担进行一次孟加拉湾的战役。如果取消这次战役，那么我所需要的登陆艇便可以够用，也就是说，我拥有的两栖登陆的能力，足以使得两师人在敌人的抗击下，能在意大利或法国南部的海岸一齐登陆，并且还能按照预定计划在5月进行“霸王”战役。我已经向罗斯福总统表示同意把日期定在5月，而罗斯福总统也已放弃了5月1日那个特定的日期，这样我就获得了所需要的时间。如果我能说服罗斯福总统暂不履行他对蒋介石的诺言，并且放弃在德黑兰会上从未提到的孟加拉湾计划，那么，地中海战役以及按期进行“霸王”战役所需要的登陆艇就都够用了。结果，这些重要的登陆都是在6月6日开始，但这个日期是在后来很晚才决定的，其根据不是我的需要，而是月光和天气的情况。正如我以后要讲到的，当我们回到开罗的时候，我顺利地说服了罗斯福总统，使他放弃了孟加拉湾计划。因此，我认为已经办妥了在我看来是必需处理的问题。
但是，在那个11月的早晨，在德黑兰的时候，我是毫无把握，因此我决心让斯大林了解主要的事实。我当时认为，我没有权利告诉他，罗斯福总统和我已经同意在5月间进行“霸王”战役了。我知道在我同斯大林元帅会见后接着举行的午宴上，罗斯福要亲自把这点告诉他的。
下面叙述的情况，是根据我所信任的译员伯尔斯少校关于我同斯大林进行私人谈话所作的记录写成的。
※ ※ ※
我首先提醒斯大林元帅，我是半个美国人，对于美国人民有深厚的感情。我要说的话不应该解释成为背后说美国人的坏话，我对他们是无比忠诚的，但是有些事情，还是在我们两人之间坦率地交谈更好一些。
我们在地中海的兵力，同美国人相比，占有优势。那里的英国部队比美国部队多两三倍。我之所以急于要在可能的条件下，使地中海的军队不致陷于瘫痪状态的原因就在这里。
我要不断地使用他们。在意大利约有十三四个师，其中有九个或十个师都是英国人。还有两个集团军，即：英美第五集团军，和全部都是英籍士兵的第八集团军。在遵守“霸王”战役的日期或大力展开地中海战役二者之间，存在着选择的余地，但是全部情况并不仅限于此。美国人要我3月在孟加拉湾对日本人进行两栖战役。我对这点并不热心。如果我们把孟加拉湾战役所需要的登陆艇调到地中海，那就足以使我们在当地进行一切所需要做的工作，并且还能提早进行“霸王”战役。可见这不是在地中海战役和“霸王”战役的日期之间进行抉择，而是要在孟加拉湾战役和“霸王”战役的日期之间有所取舍。但是，美国人硬要我们定下进行“霸王”战役的日期，因此近两个月来，地中海战役已经遭受了损失。我们在意大利的军队因为被调走七个师，士气有些沮丧。我们将三个师调回国去，美国人又调走四个师，都是为了准备进行“霸王”战役。我们所以没有充分利用意大利崩溃的机会，原因也在这里，但是这也说明我们准备“霸王”战役是多么认真。
早日决定总司令人选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8月份以前，我们英国人可能会在“霸王”战役中担任最高统帅，但是在魁北克会议时，我曾向罗斯福总统表示，我们同意任命美国人，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却应担任地中海的最高统帅。我对这种安排感到满意，因为美国人虽然在登陆时人数同英国人相等，但是不久就会占有优势，在最初几个月过去以后，他们的利害关系就会变得更大。另一方面，英国人在地中海方面占有优势，而我对于那里的战争也有我自己的主张，因此，我认为由我们担任那个战场的最高统帅是适宜的。罗斯福总统接受了这种安排，于是任命“霸王”战役的总司令的问题，现在就得由他负责了。罗斯福总统一旦任定人选，我立即可以任命地中海总司令和其他司令。总统由于与高级人员有关的国内原因，对于人选迟迟不决，但是我曾敦促他在我们离开德黑兰以前作出决定。斯大林说这样很好。
然后，我谈起登陆艇的问题，重新说明这个问题成为障碍的情况以及其原因。我们在地中海方面拥有很多部队，即使调走七个师以后，情形仍然如此，而在英国国内又将集结不少英美的远征军。一切问题决定于登陆艇。两天以前，斯大林元帅曾经发表重要的宣言，声明俄国在希特勒投降以后将对日本作战。我听了以后，立即向美国人建议，他们可以拨出更多的登陆艇来支援他们要求我们进行的印度洋战役，或者可以从太平洋派遣一些登陆艇，去支援“霸王”战役初期的运输任务。这样一来，各方面就都有足够的登陆艇可用了。但是美国人对太平洋问题是很敏感的。我曾向他们指出，如果俄国参加对日战争，则会加速击败日本，因此他们就能给我们更多的援助。
我和美国人之间的争论，其实是个很小的问题。情况绝不是我对“霸王”战役冷淡。我要求获得为了进行地中海方面的战役所需要的一切，而同时又能按期进行“霸王”战役。
有关细节方面的安排应当由我们的参谋长筹划，而我原来希望在开罗就能把这类问题解决的。偏巧蒋介石当时在那里，而中国的一些问题几乎又占据了全部时间。但是我深信，结果还是能调拨足够的登陆艇来满足各方面需要的。
现在再谈“霸王”作战计划。英国方面，到了5月或6月间的规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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