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回忆录-第5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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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保证大批援军正在运来，板表欢迎。我从盟军总部得知首先派来的是第四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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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自由世界对于共产党在希腊和其它各地的行动比当初有更多的了解，许多读者对于当时英王陛下政府，尤其是为首的我，所受到的猛烈攻击，定将感到惊奇。当时大多数的美国报纸猛烈谴责我们的行动，指责这种行动违背了他们为之而参战的事业。如果所有这些出于善意的报馆的编辑们，回顾一下他们当时所写的东西，并且把它同他们现在所想的比较一下，我深信他们也会感到惊讶。由斯退丁纽斯先生负责的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份显然含有批评性的声明，对这份东西，在以后的年份中，他们终于感到后悔，或者至少有相反的看法。在英国也颇有混乱。《泰晤士报》和《曼彻斯特卫报》认为我们的政策是反动的并加以谴责。然而斯大林却严格和忠实地遵守我们的十月协定，在雅典对共产党作巷战的好几个星期中，《真理报》和《消息报》都始终不曾有一字的谴责。

　　在下院里也引起了很大的骚动。我欣然地接受了由理查德·艾克兰爵士（联邦党的领袖，也是该党在议会里的唯一议员）所动议而得到欣韦尔先生和安奈林·比万先生支持的修正案中对我们所提出的挑战。当时有一股出于模糊见解的强烈舆论，甚至爆发为忿怒；这些人以及其他类似的人物便自认为是这股舆论的代表。任何政府，如果没有联合政府那样稳固的基础，这次很可能会经不起动荡而土崩瓦解。但是战时内阁稳如磐石，一切风浪的冲击；都归于无效。

　　当我们回忆起后来几年里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的遭遇时，我们或许要感谢命运之神，在这种紧急关头，给了我们各党各派果敢的领袖以应有的镇静和团结的力量。限于篇幅，我只能把12月8日为反对修正案而由我们要求投信任票前我所作的演说中摘引一些如下：

　　请让我先向议会介绍那个人们对我们所提出的指摘。他们说，我们正在运用英王陛下的军队解除希腊和欧洲其它部分的民主之友的武装，并且镇压曾经英勇地协助打败敌人的那些民众运动。这是一个相当直接了当的问题，也是我们今晚散会以前，议会必须表态的一个问题。如果英王陛下政府正在用国家军队解除民主之友的武装，那么它当然是不配信任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对此我们不妨思考一下），究竟谁是民主之友，“民主”这个词究竟应该怎样解释？我的意见是那些朴素、卑微、有妻室子女的普通老百姓，才是民主的基础，当国难当头，他们就应征为国而战；在适当的时间，他们就前往投票站，在选票上给他希望选进议会的候选人名字上画上个十字。这些人（不论男女）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应该无所恐惧，没有人对他们进行任何形式的威胁或迫害。这对于民主的基础也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写选票的，然后当选的代表开会决定他们要在国内建立起什么样的政府，或者在紧急时期，甚至于决定哪一类型的政体。如果这就是民主，我向它致敬。我拥护它。我愿意为它而尽力……我坚持以普选为基础的自由选举，这就是我们所认为的民主的基础。但是我对于假民主有完全不同的感觉，这就是因为自己是左翼便自封为民主。要成为民主需具备种种条件，光有左翼不够，或者甚至有共产党也还不够。我不认为一个政党或团体因为他们愈走愈远，直到采取最极端的革命形式，便得自称为民主派。我不认为一个政党因为它一边行动愈趋激烈，一边人数却越来越少，便必然能代表民主。

　　我们对于民主必须有几分尊重，不可随随便便使用这个名词。跟民主最不相干的是暴民政治，成群的匪徒，拥有杀人利器，靠暴力杀进大城市，夺取警察局和重要的政府机关，力图建立一种运用铁腕的极权统治，并且叫嚣他们如果得势，就会像今日所作的那样……〔中间被打断〕抱歉得很，是我引起了这个恼人的局面。我有的是时间，如果引起了尊敬的反对党议员的吵嚷不满，我总是能够多花些时间把我所要说的再讲一遍，虽然我将为此感到遗憾。我说最不足以代表民主的是暴民政治和试图建立一种极权统治，这种统治叫嚣着要把政治上对他们碍手碍脚的人，全都枪毙，当作在占领期间同德国人合作的人来进行清算。别对民主作这样低的评价，别把民主看成好像仅仅是窃夺政权和枪毙那些不赞同你的人。那是跟民主背道而驰的。

　　民主不是建立于暴力或恐怖政策之上，而是建立于理性、公平竞赛、自由和尊重他人的权利之上。民主不是街头的荡妇，可以同带手提冲锋枪的人随便一拍即合。我对于几乎任何一国的人民，广大的人民群众，都表示信任，但是我得弄清确是人民，而不是一群土匪，这些土匪以为凭借暴力就能推翻合法的政权，在有些场合是历史悠久的议会、政府和国家……。

　　我们沿着一条艰难痛苦的道路前进。可怜的老大的英国！

　　（或许我应该说“可怜的老大的不列颠！”）我们不得不肩负起最不受人感谢的重任，并且在肩负这种任务时，遭到各方面的嘲笑、批评和反对。但是至少我们懂得我们是向哪里前进，知道我们的目的地在哪里，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那就是，这些国家应该从德国的武装力量之下解放出来，并且在正常的平静的环境中，举行自由的普选来决定他们国家的政府形式（只要不是法西斯制度），并且决定他们的政府应该是左倾的还是右倾的。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有人却说我们希图解除民主之友的武装。有人因为我们不许大批全副武装的游击队从山上下来，用他们擅长的血腥的恐怖和暴力手段到大都会里来夺取政权，就说我们是民主的叛逆者。对于这样的说法，我也要加以驳斥。我要请求下院为表示信任英王陛下政府，信任我们的英勇气概，依靠这种气概我们一再度过危险，以迄现已在望的胜利，驳回上面那种虚伪的言词，给予它所应得的轻蔑。

　　如果我这种行动应受谴责，我甘愿接受下院的撤职处分；

　　但是如果我不因此被撤职——千万不要听错了——我们将坚决贯彻这个政策，就是要肃清雅典和雅典地区一切反抗希腊立宪政府法令的叛徒——要肃清违抗地中海最高统帅命令的叛军（所有的游击队员曾自愿为该统帅效劳）。我希望我已经把我们的立场——包括它对全世界和战争大局的影响以及它对我们政府的影响——说清楚了。

　　在投票走廓里只有三十名议员反对我们。投信任票的将近三百人。在这里，下院再一次表示它的坚韧不拔力量和权威。

　　第二天我发出下面一个电报：

　　首相致利珀先生（雅典）　　　　　　　　　　　　　1944年12月9日

　　你切勿为了来自下院里各方面的批评而感到不安。对你所必须应付的困难谁也不像我那样了解。我不屈服于一时的叫嚣，而且总是支持那些大胆和正确地执行指示的人。在雅典和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我们的格言是：“没有胜利，就没有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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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当时美国舆论方面的感情用事，和国务院方面一时的思潮，影响到罗斯福总统和他的亲信。我在下院所发表的意见在美国政策和政治学说里，现在已是司空见惯的了，而且还得到了联合国的赞许。但在当时，我的言论被人目为新奇；那些受旧观念束缚而对人类事务中的新逆流的袭击无所感觉的人，便感到惊异。基本上总统和我是站在一起的，霍普金斯还为了我的演说给我打来了一个友好的电报。

　　哈利法克斯伯爵致首相　　　　　　　　　　　　　1944年12月8日

　　哈里和吉姆·福雷斯特尔刚才来过电话，表示热烈赞成你关于希腊的演说，他们俩都认为这篇演说将大有好处。我相信他们是对的。

　　首相致哈里·霍普金斯先生　　　　　　　　　　　　　　　1944年12月9日

　　我很高兴你喜欢我的演说。我为了斯退丁纽斯的新闻公报的最后一句话而感到烦恼。①那句话似乎也牵涉到我们在比利时的整个外交政策，在那边我们是依照你们的命令来行事的；至于在希腊的整个外交政策，我们在那边的行动是在魁北克会议时完全经过大家同意的。当然，在雅典跟“人民民族解放军”战斗的延长和剧烈情况使我感到忧虑。

　　①发表谈话的日子是12月5日，其内容如下：

　　“国务院接到许多记者的询问，关于本届政府对于意大利最近的内阁危机抱什么立场。

　　“本届政府一贯主张，除了有关重要军事因素的任命以外，意大利政府的组成纯粹是意大利人的事。本届政府绝对没有向意大利政府表示过反对斯福札伯爵。

　　由于意大利是一个共同负责的地区，我们已经向英国和意大利政府再次声明我们期望意大利人遵循民主方式，自行解决他们的政府问题，而不受外来的影响。·这·个·政·策·将·以·更·明·确·的·程·度·适·用·于·参·加·联·合·国·的·各·国·政·府·的·解·放·地·区。

　　祝你一切都好。

　　同一天，我又发出如下电报：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们的好朋友，在雅典及其周围建立起法律和秩序，对于将来向希腊实行宽大和安抚的一切措施，是十分重要的。等法律和秩序建立起来之后，才会有谈判的时间。我的指导原则是，“没有胜利，就没有和平。”当我们满载着良好的礼物而来，渴望建立一个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的统一的希腊时，却遭到了“人民民族解放军”这样的攻击，这使我大为失望。但是我们既已受到了攻击，我们就要自卫。我认为我们有权利要求总统支持我们所采取的政策。如果在雅典的街头竟也传说美国也反对我们，那么英国人将流更多的血，而希腊人流的血还要多。当危险远离，派别兴起，正格外需要团结的时候，看到我们不自觉地分道扬镳的迹象，使我十分忧虑。

　　2．下面的话只供你本人参考。不要被昨天我们的多数所迷惑。我如发出了上面划有三条线的出席紧急命令而不是上面只有两条线的普通出席命令，我还会多得八十票。由于目前这里的交通不方便，议员们到了星期五就想外出度周末。谁不想呢？

　　祝你好。

　　不列颠军队还在雅典市中心区激烈作战，四面都被包围，而且敌众我寡。我们逐户巷战而敌人中至少有五分之四是穿便衣的。我们的部队不难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和雅典的许多盟国新闻记者有所不同。

　　帕潘德里欧和他的留下来的部长们已经失去了一切权力。先前建议设立一个由大主教扎马斯基诺斯领导的摄政机构，已被希腊国王所拒绝，但是到了12月10日利珀先生又重申前议。不过国王乔治仍然反对，而我们那时又不愿加以强迫。

　　在这些纷扰之中，亚历山大元帅和麦克米伦先生来到了雅典。12月11日我们接到了他们一行人的第一批报告。我们的处境比我们所预料的还要坏。亚历山大的电报说，“不列颠部队实际上是被包围在该城的市中心。”到飞机场的那条路并不安全。比雷埃夫斯港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所以船只不能在那里卸货。在城内作战的部队只剩有六天的口粮和三天的军火。亚历山大建议立即清除港口和通到雅典的道路上的障碍，马上从意大利调来援军，建立供应站，并且“把哑铃的两头①牢牢地连接起来之后，采取必要的行动来肃清整个雅典和比雷埃夫斯”。他又极力主张实行利珀的建议，即：任命大主教为摄政，并要求对叛乱分子采取严厉的措施，准许轰炸雅典城内的地区。

　　①指雅典和比雷埃夫斯。——译者

　　12月12日，战时内阁授予亚历山大以自由采取军事行动的全权。英军第四师正从意大利往埃及开拔，途中奉令改调希腊，因此当他们在下半月到达目的地时才挽回危局。我告诉亚历山大说，希腊国王不会同意摄政的计划。关于邀请大主教出来组织政府的建议是谁也不会满意的。国内对这些事情的政治反应显出一种更明确和更冷静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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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惊人的公文泄密的事件。读者还记得我在12月5日清晨4点50分钟发给斯科比将军的那份电报。电报上标明着：“极密文件，亲收。首相发给斯科比将军。

　　抄送威尔逊将军”，而且当然是用密码电报的。几天以后，一个美国新闻专栏作家竟能登出一份实际上跟原文完全相同的东西。我们之间的一切函电来往因此受到威胁。

　　经过调查，我知道凡是通过意大利威尔逊将军最高指挥部发出的电信，除非另有特别限制的标志，都传达给某几个人，包括驻罗马的美国大使在内。美国大使读了我在5日天亮以前发给斯科比将军的电报全文以后，就把电报内容报告国务院。他是完全有权这样做的。至于他根据我的原电写成的汇报材料送到国务院之后，发生了怎样的情形，就无从探悉；至少没有披露出来，但是到了11日那个美国新闻记者把它公开出来，在当地，真是一桩难以应付的爆炸新闻。恰巧第二天工会代表大会要在伦敦开会。对于我们在希腊的政策当然有许多不安，而左翼势力也正在蠢蠢欲动。把我给斯科比将军电报的强烈措词公开出来，可能会产生不良的印象。然而这件事情并没有在工会代表大会上提出来，而且竟然也没有在议会里引起任何注意。贝文先生代表战时内阁出席大会，他以特有的忠诚和勇敢，捍卫和拥护我们的希腊政策。他博得全体出席人员的同情，因此工会以压倒的多数通过支持政府，这又一次证明他们在大事情上具有坚定和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