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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回忆录-第5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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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我说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之一是敌人需要多少时间才能从意大利调动八个师到对俄作战的前线，而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也许我们应从意大利北部调几个师去加强我们在其他地方的攻击力量。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应否试图在亚得里亚海的顶端进攻，通过卢布尔雅那山峡与俄军的左翼会师。
会议的气氛是非常融洽诚恳的。马歇尔将军给我们作了关于英美在西线作战的卓越的简明介绍。斯大林说俄国在1月份发动的攻势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这跟德黑兰所作出的决定没有丝毫关系，这时他还问到他应如何继续提供帮助。我回答说，现在三国参谋人员会集在一起，正是审查盟国之间整个军事协调问题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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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是在2月5日下午4时1刻开始的。我们会聚在利瓦吉亚宫，在一张圆桌旁边就座。连三个译员在内，我们一共有二十三个人。跟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一起的有维辛斯基、麦斯基、俄国驻伦敦大使古谢夫，以及俄国驻华盛顿大使葛罗米柯。巴甫洛夫当译员。美国代表团以罗斯福总统和斯退丁纽斯先生为首，成员有海军上将李海和贝尔纳斯、哈里曼、霍普金斯、国务院欧洲司司长马修斯，还有国务院特别助理兼译员波伦。艾登坐在我身旁，我的代表团包括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和我们的驻莫斯科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
伯尔斯少校当我们的翻译，自从1942年我在莫斯科第一次与斯大林会见以来，他一直是担任翻译的。
讨论一开始就谈到德国的前途。我当然曾经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一个月前就已函告过艾登先生了。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5年1月4日
战后德国的处理。现在要我们决定这些重大问题还为时太早。显然，当德国有组织的抵抗停止之后，第一阶段将是一个严格的军事管制时期。这个时期可能要经历好多个月，如果德国的地下工作还在活动的话，也许要一二年。
2．我们还得解决分割德国的一些实际问题，如鲁尔和萨尔区的工业处理等等。这些问题可能要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讨论，但是我怀疑那时是否能够作出最后的决议。目前谁也无法预见欧洲成为怎样的状态，或者大国之间的关系怎样，或者他们人民的心情怎样。我可以肯定，德国在如此之多的国家里所激起的深仇大恨一定会在这里得到对等的报应。
3．每当“重新扶助苦难德国”的政策引起我从感情深处发表意见时，我处处受到了打击。我很明白关于“欧洲的心脏不能让一个中毒的社会存在”的论据。我主张，尽管目前有这么多的麻烦工作落到我们身上，我们还是不应把将来可能会变成十分严重的讨论和分裂的事，预先说成一定会出现。
我们将有一个新的议会来考虑问题，这个议会的见解我们无法预测。
4．我本人宁愿致力于研究今后二三年内要起作用的一些实际问题，而不去争论德国对于欧洲的长期关系。我记得很清楚，上次战后我由于下院和全体选民的发表粗暴意见而感到震惊，还由于彭加勒派遣法国人进入鲁尔而感到愤慨。然而几年之后议会和公众的心情完全改变过来了。亿万美元的金钱由美国借给了德国。我经历过对德国的实施宽大政策时期，一直到了洛迦诺公约和鲍德温政府的后半期，其理由是德国对我们已经无力为害了，但是这以后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希特勒开始得势了。这以后我再度觉得自己对当时一般人的心情十分不表同情。
5．一个受过摧残而震颤的世界，无论是在斗争刚刚过去之后，或者是在感情兴奋激烈之后紧接着不可避免地又变得冷静的时候，它那百感交集的情绪会是个什么样子，想要在小小的篇幅里全部写出来，那是错误的。这股令人畏惧的感情浪潮会支配着大多数人的头脑，而不随大流的人往往不但会变得孤掌难鸣而且没有用处。在这些世事中我们所得到的启示是一步一步得来的，或者充其量也不过先走一二步而已。
因此明智的办法是，在目前所有那些将变为有效的事实和力量显示出来之前，尽量把个人的决定保留下来。也许我们即将召开的三国会议将对这个问题给予更多的启发。
这时斯大林问起关于怎样肢解德国的问题。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或几个的政府，或者是只要有某种形式的行政机构？如果希特勒无条件投降，我们应当保存他的政府或是拒绝跟它打交道？在德黑兰，罗斯福先生曾经建议把德国分成五个部分，斯大林也表示过同意。而我却反而踌躇不定，只希望把它分为普鲁士和奥地利——巴伐利亚两个部分，而把鲁尔和威斯特伐利亚放在国际共管之下。他说，现在是时候了，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决定。
我说我们大家都同意德国应当肢解，但是实施的办法过于复杂，不能在五六天之内解决。对于历史方面的、人种研究方面的和经济方面的现实状况都需要作一番十分深入的查考，并且需要由一个专门委员会来作长时间复查，该委员会要对各种建议进行研究，然后提出意见。要考虑的事情是很多的。普鲁士该怎样处置？哪些领土应当归于波兰和苏联？莱茵河流域和鲁尔及萨尔大工业区应该由谁来管？这些问题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英国政府也将慎重考虑两个大盟国的态度。
应该立即设立一个机构来研究这些事情，而且在我们作出最后决议之前应该先听取它的报告。
当时我对未来作了一番思索。如果希特勒或希姆莱出来请求无条件投降，十分清楚，我的回答应该是我们不跟任何战犯进行谈判。如果他们是德国人所能推举出来的唯一人选，那么我们只好把战争继续打下去。然而，更大的可能是希特勒和他的同伙被杀掉或失踪，而另外一班子人会出来请求无条件投降。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三大国应当立即进行商讨，决定是否值得与他们打交道。如果值得，那就应该把已经准备好的投降条件摆在他们面前，如果不值得，战争就要继续打下去，而且把全德国置于严格的军事管制之下。
罗斯福先生建议由我们的外长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制定出一个研究这个问题的计划，在一个月之内制定出一个肢解德国的确切计划。事情到此，暂告一段落。
其他问题也予以讨论，但没有得到解决。总统问是否应该让法国人在德国境内有一个占领区。我们都同意应当在英美占领区内划分一部分给他们，并由外长们考虑对这个地区应当如何进行管理。
随后斯大林请麦斯基说明俄国所拟定的关于责成德国赔款和拆除其军火工业的计划。我说上次战争的经验是令人十分失望的，因此我不相信有可能从德国索取像麦斯基建议单独付给俄国的那样大的数目。英国也同样蒙受了重大损失。许多建筑物遭到破坏。我们已经丧失了许多国外投资，并面临着如何大量增加出口以偿付我们所需的粮食进口的问题。我怀疑这些负担能否由德国赔款而得到切实的减轻。其他国家也受到损失，也应当予以考虑。如果德国陷于饥馑，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难道我们可以存心袖手旁观，见危不救，甚至认为这是罪有应得吗？或者我们应当倡议赈济德国人，而如果要这样做，由谁来付款？斯大林说这些问题总是要发生的，我回答说，你要叫马儿跑，就得让马儿吃草。最后我们同意将俄国的提案交给一个专门委员会去审查，该委员会应在莫斯科秘密开会。
之后，我们对下一天的会议作了安排，同时对即将进行讨论的两个主题也作了考虑，就是有关世界安全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计划问题和波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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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第一次会议上，罗斯福先生作了重要发言。他说美国将采取一切明智步骤来保持和平，但不能花很大费用来维持一大批驻在离本国三千哩的欧洲的军队上。因此美国的占领将以两年为限。可怕的问题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了。如果美国人离开欧洲，英国就得单独占领整个西德。这样一个任务是远非我们所能胜任的。
2月6日在我们第二次开会时，我为此而竭力主张法国人帮助挑起这样一个重担。划一个占领区给法国并不等于事情就此了结。德国肯定是要再次复兴的，总有一天美国是要回老家去的，而法国人不得不跟德国人贴邻而居。一个强大的法国不仅对欧洲是重要的，而且对英国也同样重要。只有法国才能取消在它海峡沿岸的火箭发射场，并且建立起一支军队来遏制德国人。
接着，我们把话题转到关于谋求和平的世界工具方面。总统说在美国舆论是起决定作用的。如有可能同意敦巴顿橡树园提议或与之相似的提议，他的国家似乎更有可能为组织全世界的和平而全力以赴，因为对于这样一个世界组织在美国是能够取得广泛支持的。然而，正如前面有一章所说的，敦巴顿会议结束时并没有对安全理事会里十分重要的表决权问题取得完全一致的协议。
1944年12月5日，总统曾向斯大林和我提过新建议。建议内容如下：安理会的每个理事国应各有一票。任何一项决议，须在十一个理事国中取得七个理事国的投票赞同方能付之实行。这在程序细节上是够充分的了。至于一切较大事情，如接纳新会员国进组织或开除出组织，制止和解决争端，限制军备和提供武装力量等，均应取得全体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换句话说，除非“四大国”一致同意，否则安理会是没有实权的。如果美国、苏联、英国或中国不同意，那么就可以拒绝同意和制止安理会采取任何行动。这就是否决权。
罗斯福先生的建议含有另一个精辟独到之处。争端可以采取和平的方法解决。这样的话，也要取得七票，而且常任理事国——就是说，“四大国”——都得同意才行。但是如果安理会的任何一个理事国（包括“四大国”）牵涉在那个争端里面，该理事国只能有讨论权而不能有表决权。这样的计划是斯退丁纽斯先生在2月6日的第二次会议上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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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说他将对这个建议予以研究，看看能否理解，不过目前还没有完全明白。他说他担心的是，虽然三大国今天是同盟国，谁也不会进行侵略，但是十年或不到十年之后，这三个领导人会隐退消失，新的一代要起来掌权，他们没有经历过这场战争，因此会忘记我们所经受过的一切。他又说，“我们大家都愿意保持和平至少五十年之久。最大的危险就是在我们自己之间发生冲突，因为如果我们保持团结，德国的威胁就不致十分严重。为此我们现在就要考虑如何保持我们将来的团结，如何保证三大国（可能中国和法国也在内）能够维持一条统一的战线。必须制定出一种制度来防止主要大国之间的冲突。”
接着，他表示遗憾，因为其它事务使他至今未能对美国的计划予以仔细研究。照他的理解，这个建议可以把一切冲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指那些必须加以制裁的，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或军事的制裁；第二类指那些可以采取和平手段解决的。这两类都应予以充分的讨论。采取制裁手段只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意见一致时方能行使。如果这些理事国之一本身就是争端的一方，那么它既可参加讨论也可参加表决。另一方面，如果争端能够和平解决，那么卷入这个争端的各方不能参加表决。他说，有人指摘俄国人对表决权谈得太多。的确，他们认为那是很重要的，因为一切都得由表决来决定，而他们对表决的结果是很关心的。譬如说，假定中国是安全理事会里的一个常任理事国，它要求收回香港，或者埃及要求收回苏伊士运河，他认为他们不会是孤立无援的，他们在大会里或在安理会里是会有朋友或维护者的。
我说，据我的理解，如果不列颠没有被说服并不表示同意，世界组织的权力就不能用来对付它。
斯大林问是否真是如此，我告诉他确是如此。
艾登先生接着解释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或埃及可以提出控诉，但是没有英国政府的同意，就不得采取含有强制执行的决议。斯退丁纽斯先生也证实说，除非安理会各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否则不得加以制裁。和平解决的步骤——例如通过仲裁——也许还可予以推荐。
斯大林说他耽心关于香港或苏伊士问题的争端可能会破坏三大国的团结。
我回答说，我觉察到这个危险，但是世界组织绝不会破坏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外交关系，不论大国或小国。世界组织是独立存在的，它的各个会员国仍然可以商讨他们之间的事情，如果在世界组织里提出一些可能会破坏大国之间团结的问题，那将是愚蠢的。
斯大林说，“我在莫斯科的同僚们不会忘记1939年12月苏芬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事情，那时候英国人和法国人利用国际联盟来反对我们，并成功地把苏联孤立和开除出国联，他们后来还动员起来反对我们，大谈什么派出十字军来对付俄国。难道我们不该取得不让这类事情再度出现的保证吗？”
艾登先生指出美国的建议将使这个成为不可能。
斯大林问：“我们不能多创造出一些保障来么？”
我说关于大国的一致问题已经有了专门的条款。
他回答说，“我们今天才第一次听到。”
我承认存在着一种煽动反对一个大国的危险性——就说对英国人吧——我只能说与此同时正常的外交还可以不断发挥它的作用。我不认为总统会挑动或支持对于大不列颠的攻击，我肯定他会尽一切努力来阻止这种事情。我也同样深信斯大林元帅不致会不事先与我们打招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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