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回忆录-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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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能对我上面所说的情况，加以慎重考虑。我这样做，只是想帮助你履行你的责任，同时也尽到我自己的责任。

　　首相在16日给我的复信中说：

　　所有来信，我都曾仔细阅读，并且慎重考虑。我所以一直没有写回信，只是因为我们每日见面，而且根据我的见解，你和我的意见非常吻合。……在我看来，从波兰战役中所得到的教训，是关于空军的力量，在空军取得全部制空权以后，它就可以使地面上的活动陷于瘫痪……因此我认为，关于迅速增加我们空军力量的计划，应该得到绝对优先的考虑，而我们在陆地上所应努力的程度，应该根据我们在满足空军扩充以后所剩余的资源来决定。当然我必须等到地面部队委员会的报告交来以后，才能在这一方面作出最后的决定。

　　海军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18日

　　你认为空军是我们首先的需要，我深表同意，事实上，我有时还认为，这可能是获得胜利的根本道路。另一方面，我正在研究空军部的报告，其中所提出的要求，似乎是大而无当，现在没有必要加以实现，而且假如给予绝对优先处理，必然会影响到其他必要的作战努力。我正准备对这个报告提出一个意见书，现在只要提出一个使我感到惊奇的数字便够了。

　　如果航空工业现有三十六万人，每月能生产近一千架飞机，而为了每月生产两千架飞机，就需要一百零五万人，似乎是违反常情。我们认为“增加产量以后必能大大减少人力”，尤其是在实行大量生产以后。我不相信德国每月会使用一百万人来生产两千架飞机。我虽然大体上接受每月生产两千架飞机应该作为我们的目标，但我目前却不能相信，为了这个目标，就必须像这个报告所提示的那样，要对我们的作战能力，提出这样巨大的要求。

　　我所以迫切地希望我们应该按照五十或五十五个师的规模来建立我们的军队，其理由是因为我不相信法国人会同意分工的办法，即让我们担任海空两方面的作战，而陆地作战所造成的流血牺牲几乎完全由他们承担。这样一种安排，我们当然欢迎；但我对于我们仅仅在海空方面作战的设想却不能表示赞赏。

　　对任何一个部门，给予绝对的优先权，会造成很大的危险。在上次大战期间，尤其是在海军部的力量极其雄厚而美国海军已经参战的最后一年，海军部却专横而又自私地滥用了这种优先权。现在，为了共同的利益，我每天都在遏制这种倾向。

　　在我给你的第一封信中，我已经说过，关于建设制造炮弹、枪炮和充填火药等工厂的计划以及炸药和钢铁的供应，在上述各种工厂的建筑过程中，不会同飞机工业方面所需要的完全不同的劳动力发生直接的竞争。这是一个如何巧妙配合的问题。另一方面，机械车辆的供应则有直接竞争的性质，所以必须妥为调整。最好应使陆军军火工厂先大规模地造好，然后在我们资源许可和战争性质需要的范围内，让它们开工。你可以根据局势的变化，调节时间因素。但如果现在不开始建设工厂，那你便不再有选择的余地了。

　　我认为我们最好应该告诉法国人，我们有意建立一支拥有五十或五十五个师的军队。但要达到这个目标，将需要二十四个月或三十甚至四十个月，当然应该保留其伸缩性。

　　在上次大战结束时，我们在各战场上，约有九十个师的军队，我们每月生产飞机达两千架，同时我们保持的海军，其规模大大超过我们当时的需要，而且远远超过我们现在计划的规定。因此，我不认为，建立五十或五十五个师与每月生产两千架飞机这两个目的，是不能互相配合和同时并进的，虽然现代化的师和现代化的飞机在工业方面的要求，当然远比以前要高——现在一切都变得十分复杂了。

　　海军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21日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考虑，让战时内阁的阁员们偶尔单独开会，在没有秘书和军事专家参加的条件下，彼此商谈。在我们的正式会议中，重大的问题正在彻底地讨论，但我对这点还不能感到满意。我们被任命为负责处理作战事务的阁员，我深信，如果我们时常作为一个整体举行会议，则必定会符合公众的利益。许多不属于三军参谋长职务范围以内的事务现在被加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富于启发性的报告，我们已经加以利用。但我大胆地向你建议，我们有时应该单独来讨论一般的局势。在许多方面，我不相信我们已经弄清了问题的真相。

　　关于这一点，我尚未和任何其他同僚提过，亦不知道他们的意见如何。我向你提出我的意见，因为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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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4日，我写信给财政大臣：

　　我经常想起你以及你要解决的问题，因为以前我在财政部时，亦曾饱尝辛酸。我预期今后的预算，将以广大的富有阶级作为基础，具有严峻的性质。但我认为你应该同时发起一个强有力的反浪费运动，与之配合。鉴于我们现在支出庞大而所得效果极小，我认为“·金·钱·的·价·值”从来没有像现在变得如此之小。在1918年，我们为了避免浪费，曾实行过许多不愉快的限制，但这些限制终究对于战争的胜利多少有作用。在你定于星期三发表的声明中，对于这一点，应该特别加以强调。你应该竭力告诉人民，有哪些事，他们应该避免去做。这并不是禁止支出的办法。·在·没·有·更·多·的·东·西·制·造·出·来·以·前，一切都应该节省消耗，即便是奢侈品亦然。试以文具为例——这在各个部门都应该立即限制。用过的信封应重新粘过，可以重复使用。虽然这似乎是小事，是却能使每个官员——而我们现在有着几百万官员——都想到节约一事。

　　1918年，我们曾反复叮咛在前线的人们，实行积极的“节约运动”，人民也开始以实行节约为荣，并视为战时努力的部分内容。为什么不在开始时就向实际尚未作战的各地区内的英国远征军，灌输这些思想呢？

　　我正在设法删掉海军部一些庞大的海军改革计划，凡是在1941年前，或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在1940年底以前不能实行的计划，一律删除。请你注意，不要让这些负责防御的人们和其他本位主义者把我们的能力消耗在长期的发展计划上，因为这种计划必须等到决定我们命运的高潮已经过去以后，才能够成熟。

　　我发现各个部门在经济上受到了极严厉的控制以后，仍充满了松弛浪费的现象。为你设想，最好带着你的僚属，用·批·评·者的眼光来观察这些浪费现象，而不应采用拖延的方式。

　　在这个充满危机的时候，不要妨碍各部门的行动；把责任交给他们；但如果他们不能节约，必须立即对他们加以申斥。

　　我就上述问题写信给你，但希望你不要因此而有所介意。

　　我重视财力的节省，正如我重视为战争所作的努力一样，因为节省财力确实是战时努力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所有这些事务中，你可以信赖我的支持，同时，我是一个花钱部门的首脑，你如有需要审查的地方，我一定会服从听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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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次战争中，只要皇家海军获得了制海权，它就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即要在敌人面前暴露自己的庞大目标。私掠船、实行海上袭击的巡洋舰，尤其是潜艇，使用各种不同的战争方式，对于我们的贸易和粮食供应的生命线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因此，我们经常被迫以防御作为我们的主要任务。

　　由于这个事实，便产生了这样一种危险，即我们被迫实行，或退而采取防御性的海军战略和思想习惯。现代的种种发展，更加强了这种倾向。在两次大战中，在我主管海军部的时期内，我经常设法寻找各种反攻的方式，以杜绝迷恋于一味防御的思想。只要使敌人无法猜测下一次他将在什么地方受到袭击，就可以大大便利于引导几百个商船队和几千艘商船安全驶入港口的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先是希望通过进攻达达尼尔海峡，后来希望通过进攻博尔库姆和其他弗里希恩岛屿，重新获得主动，并迫使海军软弱的敌国，专心研究它与自己的问题，而无暇过问我们的问题。1939年我又奉命重新主管海军部，在急迫的需要得到处理、危险加以防止以后，我立即感到不能满足于“护航和封锁”政策。我竭力寻求以海军进攻德国的方法。

　　波罗的海首先浮现在我的眼前。一支英国舰队如能控制波罗的海，则必然带来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收获。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一旦被解除了德国入侵的威胁以后，它即便实际上不变成一个加入我们一方的交战国，也会因此而很自然地被纳入我们的作战系统。英国舰队在波罗的海获得制海权以后，会伸手援助俄国，这样，就可能对于整个苏联政策与战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负责的和消息灵通的人士中间，对于这些事实并无异议。对波罗的海的控制权，显然不仅是皇家海军的，而且也是整个英国的最大战利品。我们能不能获得这个战利品呢？在这场新战争中，德国的海军并不成为一个障碍。我们在重型军舰方面占有优势，因此使我们迫切希望一有机会，不论在何地，亦不论在何时，就和他们交战。水雷区可以被较强的海军国家所肃清。而潜艇对于有高效能的驱逐舰队保护的舰队，也无能为力。但现在，德国虽然没有1914和1915年的强大的海军，却有了一支强大的无法估量的空军，并且它的重要性正在与月俱增。

　　如果在两三年前，我们能够同苏俄建立联盟，现在我们派一个英国战斗分舰队和俄国舰队联合，并以克琅斯塔德作为基地，就可以控制波罗的海。当时我曾在我的朋友中间鼓吹这个方案。至于这样一种建议办法究竟是否达到行动的程度，则不得而知了。这当然是抑制德国的一种方法；但此外，还有其他更容易的方法却没有被采用。现在到了1939年的秋季，俄国成为一个敌对的中立国，正处在敌对与实际作战两者之间。瑞典有几个可以供英国舰队作基地的良港。但我们不能期望瑞典自己去招致德国的侵犯。如果我们无法控制波罗的海，我们就不能要求利用瑞典的港口；而如果没有瑞典的港口，我们就无法控制波罗的海。这是战略思想上的一个僵局。这个僵局有没有办法能打破呢？寻找一个解决办法，这总是正确的。以后可以看到，在战争期间，我曾迫使参谋部对于各种不同的作战计划作长时间的研究，结果往往使我深信这些计划最好还是暂时作罢，否则无法同整个的战局相配合。在这些计划中，第一个就是关于取得波罗的海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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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海军部以后的第四天，就要求海军参谋部拟定一个关于打开进入波罗的海的通道的计划。计划处很快地答复说，如果要使计划成功，则必须使意大利和日本保持中立；空袭的威胁似乎使这个计划不可能实现；但除此以外，这个作战计划应该详细地加以研究，并且如果认为可行的话，应在1940年3月或以前执行。与此同时，我和我在1911—1912年间相识的老朋友、海军建设局长斯坦利·古多尔爵士就这个计划进行了长谈，他立即对这种想法着了迷。我把这个计划称为“凯瑟琳计划”，采取俄国伟大的女皇凯瑟琳的名字，因为在我的想法后面，隐藏着俄国。在9月12日，我写成了一个详细的备忘录，送给有关的各方面。①

　　①见附录（7）。

　　庞德海军上将在20日答复我，他认为这个计划成功与否，要看俄国是否参加德国那一方面，同时也要看挪威和瑞典是否能保证合作；他还认为不论派遣什么力量进入波罗的海，我们必须能够对抗任何几个国家可能联合的力量而仍能获得胜利。他对于这个冒险行动，完全赞成。9月21日，他同意海军元帅科克—奥里伯爵，一个极有造诣和名望的将领，到海军部工作，并为他准备了办公室和少数精选的参谋人员以及所有为探讨和策划波罗的海进攻计划所必需的情报。这样的做法，在上次大战中，恰好是有先例的，当时我曾得到费希尔勋爵的完全同意，而将外号“拖船”的著名的威尔逊海军上将调回海军部，以担任这一类的特殊任务；而在这次战争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即通过毫无拘束的友好方式，对这类的重大问题进行探讨，同时丝毫没有引起有关的参谋长们的反感。

　　科克勋爵和我两人的想法，都赞成建造特别适合抵御飞机和鱼雷袭击的主力舰。正如载在附录中的备忘录所表明的，我希望将“皇家君主”号级的船只二三艘加以改造，使它们安装着抵御鱼雷的超级舰胴和抵御炸弹的坚固铁甲板，以便派赴沿海或海峡中作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准备牺牲一个或甚至两个炮塔和七八浬的速度。这种舰只，不仅可以用于波罗的海，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有利条件，以便在敌人的北海海岸附近海面，尤其是在地中海展开攻势。但即便关于海军建造工程和船坞方面的最早估计能够如期实现，这一切在1940年暮春以前，亦不能完成。于是我们便根据这种情形进行工作。

　　26日，科克勋爵提出了他的初步估计，这种估计当然是根据对于问题所作的纯军事研究。他认为这个将来必然由他来指挥的作战计划，是完全可行的，但并不是没有危险性。他认为在打开通路时，难免要遭受损失，因此，要求至少有超过德国舰队30％的富裕舰只。如果我们预备在1940年中采取行动，则舰队的集合和一切必要的训练应在2月中旬完成。

　　因此，我指望在“皇家君主”号级舰只的甲板上加装铁甲板和船舷加装护壳的计划，为时间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