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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话-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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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共和为中国历史所固有也。呜呼！天下重器也，可静而不可动也，岂其可以翻复尝试，废置如弈棋，谓吾姑且自埋焉，而预计所以自搰之也？夫使共和而诚足以亡国也，则须知当公等兴高采烈，以提倡共和促进共和之日，即为陷中国于万劫不复之时，谚有之：‘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人生几何，造一次大罪孽，犹以为未足，忍又从而益之也？夫共和之建，曾几何时？而谋推翻共和者，乃以共和元勋为之主动，而其不识时务，犹稍致留恋于共和者，乃在畴昔反对共和之人。天下之怪事，盖莫过是，天下之可哀，又莫过是也！
今之论者则曰：‘与其共和而专制，孰若君主而立宪。’夫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吾侪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国体与政体，本截然相蒙，谓欲变更政体，而必须以变更国体为手段，天下宁有此理论！果尔则并世诸立宪国，其国体之纷更，恐将无已矣！而前此论者，谓君主决不能立宪，惟共和始能立宪；（吾前此与革命党论战时，彼党持论如此）。今兹论者，又谓共和决不能立宪，惟君主始能立宪，吾诚不知其据何种理论以自完其说也！吾今请先与论者确定立宪之界说，然后徐察其论旨之能否成立。所谓立宪者，岂非必有监督机关与执行机关相对峙，而政权之行使常蒙若干之限制耶？所谓君主立宪者，岂非以君主无责任为最大原则，以建设责任内阁为必要条件耶？认定此简单之立宪界说，则更须假定一事实，以为论辩之根据：吾欲问论者以将来理想上之君主为何人？更质言之，则其人为今大总统耶？抑于今大总统以外，而别薰丹穴以求得之耶？（今大总统不肯帝制自为，既屡次为坚决之宣言，今不过假定以资辩论耳，不敬之罪，吾所甘受也）。
如曰别求得其人也，则将置今大总统于何地？大总统尽瘁国事既久，苟自为计者，岂不愿速释此重负，颐养林泉？试问我全国国民 ，能否容大总统以自逸？然则将使大总统在虚君之下，而组织责任内阁耶？就今大总统以国为重，肯降心相就，而以全国托命之身，当议会责任之冲，其危险又当何若？是故于今大总统以外，别求得君主，而谓君主立宪即可实现，其说不能成立也。如曰即戴今大总统为君主也，微论我大总统先自不肯承认也，就今大总统为国家百年大计起见，肯自牺牲一切，以徇民望，而我国民所要求于大总统者，岂希望其作一无责任之君主？夫无责任之君主，欧美人常比诸受豢之肥模Ф琶莱绺咧笆纹范∫越袢罩泄蚣敝本郑欠褚艘匀绱酥匾耍吨钊绱讼猩⒅兀拷柙唤翊笞芡巢环廖拊鹑沃饕玻鹑文诟竽芊癯闪ⅲ芊袷视茫允且晃侍狻７俏酱笞芡巢荒苋菰鹑文诟笊嬗谄湎乱玻衷诠杏缶叽瞬拍茏释耍阋源赘捍嗽鹫撸峋箍辔粗８墙袢辗舶偌桀遥俏掖笞芡匙缘逼涑澹扑芾恚咳卧褚蝗硕怪笞芡掣涸穑⒙燮洳帕Σ淮玻裣茸圆恍小Ｎ糁赡诟笾贫湮芡持疲鞘视τ谑笔浦螅鸱现家┮玻窈笠涣侥昙渲笔疲衲苡幸源笠煊谇埃焦逡桓萍纯伤嬷θ欢模糠怯⑿燮廴酥裕词樯乩鄱∈枪始俣ń翊笞芡晨衔鳎骄髁⑾芗纯墒迪郑渌狄嗖荒艹闪⒁病�
然则今之标立宪主义，以为国体论之护符者，除非其于立宪二字，别有解释，则吾不敢言。夫前清末叶，则固自谓立宪矣，试问论者能承认否？且吾欲问论者挟何券约，敢保证国体一变之后，而宪政即可实行而无障？如其不然，则仍是单纯之君主论，非君主立宪论也。既非君主立宪，则其为君主专制，自无待言。不忍于共和之敝，而欲以君主专制代之，谓为良图，实所未解。今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暂行专制，其中有种种不得已之理由，犯众谤以行之，尚能为天下所共谅；今如论者所规画，欲以立宪政体与君主国体为交换条件，使其说果行，则当国体改定伊始，势必且以实行立宪宣示国民，宣示以后，万一现今所谓种种不得已之理由者依然存在，为应彼时时势之要求起见，又不得不仍行专制，吾恐天下人遂不复为元首谅矣！夫外蒙立宪之名而内行非立宪之实，此前清之所以崩颓也！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论者其念诸！
吾言几尽矣，惟更有一二义宜为公等忠告者：公等主张君主国体，其心中之将来君主为谁氏，不能不为公等质言之，若欲求诸今大总统以外耶？则今大总统朝甫息肩，中国国家暮即属纩，以公等之明，岂其见不及此？见及此而犹作此阴谋，宁非有深仇积恨于国家，必绝其命而始快，此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若即欲求诸今大总统耶？今天总统即位宣誓之语，上以告皇天后土，下则中外含生之俦，实共闻之！年来浮议渐兴，而大总统偶有所闻，辄义形于色，谓无论若何敦迫，终不肯以夺志，此凡百僚从容瞻觐者所常习闻，即鄙人固亦历历在耳；而冯华甫上将且为余述其所受诰语，谓已备数椽之室于英伦，若国民终不见舍，行将以彼土作汶上。由此以谈。则今大总统之决心可共见也，公等岂其漫无所闻？乃无端而议此非常之举，万一事机洊迫，致我大总统愤践其前言，以翔夫寥廓，不知公等何以善其后也？而其不然者，其必公等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私谓大总统居常所谈说，咸非其本意，不过如孔子所云‘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吾姑一尝试焉，而知其必不吾诃也；信如是也，则公等将视我大总统为何如人？食言而肥，匹夫贱之！设念及此，则侮辱大总统人格之罪，又岂擢发可数？此亦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
复次，公等曾否读《约法》？曾否读《暂行刑律》？曾否读《结社集会法》？曾否读《报律》？曾否读一年来大总统关于淆乱国体惩儆之各申令？公等又曾否知为国民者应有恪遵宪典法令之义务？乃公然在辇彀之下，号召徒众，煽动革命（凡谋变更国体，则谓之革命 ，此政治学之通义），执法者惮其贵近，莫改谁何，而公等乃益白昼横行，无复忌惮，公等所筹将来之治安如何，吾不敢知，而目前之纪纲，则既被公等破坏尽矣！如曰无纪纲而可以为国也，吾复何言？如其否也，则请公等有以语我来！且吾更有愿为公等进一解者：公等之倡此议，其不愿徒托诸空言甚明也，其必且希望所主张者能实见施行，更申言之，则希望其所理想之君主国体，一度建设，则基业永固，传诸无穷也。夫此基业，果遵何道，始能永固以传诸无穷？其必自国家机关令出惟行，朝野上下守法如命。今当开国承家伊始，而首假途于犯法之举动以为资，譬诸欲娶妇者，横挑人家闺闼，以遂苟合，曰但求事成，而节操可勿沾沾也，则其既为吾妇之后，又有何词以责其不贞者？今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曰可以明目张胆集会结社，以图推翻共和，则他日在君主国体之下，又易为不可以明目张胆集会结社，以图推翻君主，使其时复有其他之博士提示别种学说，有其他之团体希图别种活动，不知何以待之？诗曰：‘毋教揉升木，如涂涂附。’谋人家国而出于此，其不智不亦甚耶！孟子曰：‘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以不可继者诏示将来，其不祥不亦甚耶！昔干今升作《晋纪总论》，推原司马氏丧乱之由，而叹其创基植本，异于三代。陶渊明之诗亦曰：‘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呜呼！吾观今兹之事，而隐忧乃无极也！
（附言）吾作此文既成后，得所谓筹安会者寄示杨度氏所著《君宪救国论》，偶一翻阅，见其中有数语云：‘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贤者不能逾汉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深叹其于立宪精义，能一语道破，惟吾欲问杨氏所长之筹安会，为法律内之行动耶？抑法律外之行动耶？杨氏贤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为恶，然得勿已逾法律以为善耶！呜呼！以昌言君宪之人，而行动若此，其所谓君宪者从可想耳！而君宪之前途，亦从可想耳！”
七十一、梁士诒和请愿联合会
袁称帝以前，北洋政治上的暗潮是粤系、皖系之争，所谓的粤系，是梁士诒系，又称交通系；所谓的皖系便是杨士琦系。梁士诒在民国元、二、三年间，在袁的下面实在是一个权威人物，等于是“幕后总理”，因为他是总统府秘书长，总统和国务总理之间的桥梁，承上启下，呼风唤雨，加上他又有实际的财政大权，因此他确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他给财政专家的熊希龄总理难堪，使杨度和杨士琦的交通总长先后流产，因此，当时的北京官场，如果走不通梁士诒的路，做官的前程便有限了。
可是，他的势力愈大，其反对力也愈大，两杨就是主要的反粱力量。两杨是杨度和杨士琦。据说当约法会议石开时，袁世凯颇有意思把议长一席给梁士诒，杨度却在一旁淡淡地说了一句：“燕孙是国民党首领，国民党支部遍布全国”。袁马上脸色沉重地说：“他不合做这事。”杨这一支暗箭恰巧报了熊希龄组阁时，杨拟任交通总长，被粱冷冷地向袁说“皙子对交通外行”，便把交通总长的帽子打落了的旧怨。
民国3年初，总统府中粤、皖两系明争暗斗甚为激烈，3月间杨士琦曾公开发表谈话如下：
“别人骂我黄老主义，我实在无所谓。这和前清时有人骂我是袁党一样。那时，项城已下野，文敬（指其兄杨士襄）正任北洋大臣，所以我不能马上走。张文襄竟说：‘两柱虽移植其一 ，中间则仍留一线。’两柱指项城和庆邸，我是传达消息的一线。武昌起义后，派我当议和代表，我以为非共和不足以渡难关，而共和必无良好结果，所以我辞职不干。过去两年间，我住在上海，或者就是实行黄老主义的时期。项城再三电召，我为着老朋友的关系，既来则安，对于做官不做官的问题，更无所谓，既无做官的必要，亦无不做官的必要。前次梁秘书长发誓不做部长，我才答应担任交通总长。别人骂我是皖派领袖，我就是皖派领袖好了。”梁士诒以交通为基础，而实际上则掌握财政大权。当时北京政府虽有财政总长，可是财政大权都集中在总统府内的财政会议。这个财政会议由袁为召集人，而粱则为实际主持人，熊内阁垮台后，财政权更集中到总统府了，甚至连收支一切多由总统批定。有一天，袁对梁说“财政窘迫若此，交通部总要帮个忙才好。”梁答：“请总统吩咐，要多少才够？”袁说“每月总须有四五十万才够。”梁答：“那么就是五十万好了。”从此交通部每月便按时如数缴出。
梁的力量大，反梁的力量也大，反梁的策略是迎合袁的心理，捧徐世昌出来做国务卿，因为内阁制破灭后，请出总统的老朋友做国务卿，则总统府秘书长的地位便完全落空，这是打击梁士诒最好的一个办法，也是一着绝妙好棋！
所以，梁士诒虽然权重，可是处境也很危险，这可于一段剪报和梁的父亲一封家书中看出。
这份剪报是香港《字林西报》的一篇专稿，描写梁的权力，全文如下：
“中国今日所恃以存在者，是为袁总统，而将来所恃以存在者，实为梁秘书长。梁士诒者，在中国财政上最有势力之第一人也。其人赋性坚定，才具极圆滑，不喜大言高论，但求着着踏实，步步为营，以至水到渠成，一举而收其成，此等性格，极似袁总统之生平。总统府中，重大财政事项，袁总统恒倚如左右手，譬如行军者，袁大总统为前路先锋，梁士诒为其后路粮台。彼又得最好接济之交通部，富源无穷。周学熙去后，彼已运其妙腕，至于财政部，近且大见成功。且更进而着眼于全国实业。现在实业开放政策实倡始于梁士诒。熊希龄等不过随声附和，而收其功者仍为梁士诒。故吾人论中国财政上之实权，除梁士诒外，殆寻不出第二人焉。且梁士诒财政上之势力，非唯于国内占到实权，且于国际上更据有最高之信用，近来各种借款，虽名义上为某某签押，而内幕皆有梁士诒其人在；且往往他人磋商不成，而梁士诒一经手即完全成功。盖梁士诒今日，其本身已具有能代表袁大总统之资格，而对外又能迎合实业投资之趋势，故任其所往，无不如意，在中国政界，或有议梁士诒事权过重，甚或有谓袁总统大权旁落者；语虽不无近似，然曾不思中国财政上若无梁士诒其人，不但行政方面不得支撑，恐袁总统赫赫一世之兵威，亦未免小被其影响。外人之信用梁士诒者，此亦为一最大原因。总之今日世界各国政治上之势力，财权几占全部，兵力不过其残影，此论若无谬论，则中国继兵力而掌政柄者，必在财权，即继袁总统而统治中国者，必梁士诒。此梁士诒所以为中国政治上最有望之材也。”
梁士诒的父亲梁保三为了这则特稿，给儿子一封信：
“顷阅《字林西报》论一则，似极颂扬，而实为世忌。在豁达大度之主或不猜疑，在深谋远虑之人，不无动念，况有企望齐肩，攀龙附凤，希望后任，种种人物，皆怀忌心。昔曹孟德之于杨修，以其才名过己而害之，可惧也。是则日报，虑有人蓄意为之者，必由京而沪，由沪而港，政府必有所闻。故凡事宜退一步以留己之余地。前人有功高而震主，功成而身退，匪惟远嫌，亦保身之义也。报内一则曰或有事权过重，一则曰或谓大权旁落。此皆煽动之言，足以惑阅报者之听闻也。”
梁老先生并非过虑，实为事实。当袁对南方用兵时，各省军政长官及师旅长入京谒袁后，一定专程谒梁。有一天袁对梁说：“你的地位，将来更重要，现在入觐的师旅长，不可轻予颜色。”当《约法》正在交议时，袁对梁表示欲扩张总统府以罗致人才。梁却主张暂勿变更内阁制，倘欲扩充府制，不如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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