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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腕儿-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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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祖坟,只能发出广东第一人,如要大发,必须另找福地。于是陈济棠命翁半玄,遍访广东名山大川,寻找“福地”。

这时另一位看风水的术士温香远,在广西花县芙蓉嶂查访洪秀全的祖坟,遍找不着,只有温姓墓地。问到一位老人,老人说温姓墓地即为洪家祖坟。当年洪秀全兵败,洪族担心“灭九族,掘祖坟”,特将洪姓改为“温”,隐名改姓居于此。温香远看了风水,认为洪姓祖坟葬高了,故在洪氏祖坟周围另选一穴,雇石匠把岩石削平,铺上草皮。翌年春天,草色青青,整个墓穴十分美观,好似在“活龙口”上。他又把当地古老相传的风水歌谣广为宣传。此事被翁半玄得知,立即赶来花县,并怂恿陈济棠买下这块宝地。陈信以为真,花了3万元向温香远买下,又拨巨款营造阴宅。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联合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以抗日反蒋为由的“两广事变”,其个人动机竟与相面不无关系。蒋介石在1934年3月,对江西苏区第四次“围剿”失败。回到南京后,他决定抽调陈济棠的粤军从南路围攻红军,电令陈济棠派代表到南京商谈。陈济棠派了他的五哥陈维周,想借机看一看蒋介石的“相”。陈维周相了蒋的“面”,随后又跑到浙江奉化溪口看了蒋家祖坟的风水。回到广州后,他对陈济棠说,老蒋断难过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这一关,他非死即伤,如我们积聚力量,整军经武,举兵北上,可获全功,到时就能统一天下。陈济棠居然深信不疑,决定举兵反蒋。

举兵之初,陈济棠下令布置几处神坛,规定官兵都要“歃血盟誓”。神坛前一排长桌,焚香燃烛,桌上放着许多装了半杯鸡血的小酒杯,神坛左侧是象征蒋介石的一个草人。参加盟誓的官兵须在晚间赶到神坛前,侍卫先将每人用黑纱布遮住双眼,引至神坛前,行三鞠躬礼,然后揭开纱布。监誓员给每人发一张印好的誓词,各人在纸上签名后,由监誓员带头宣读誓词,然后各饮鸡血酒,依次走到神坛前,拿起木剑向“草人”连劈三剑,表示反蒋决心。宣誓者离开前还要高呼“拥护陈总司令”等口号。

部队行将北上,陈济棠让翁半玄卜了一卦,卦中有“机不可失”四字,陈济棠信心大增,举兵直向江西、湖南。哪知举兵不久,陈济棠耗费巨资、苦心经营的空军大队40架飞机在蒋介石的收买下一起飞往南昌,投奔南京政府。这时陈济棠又命翁半玄再卜一卦,卦中还是“机不可失”,原来卦中的“机”字,不是时机成熟的“机”,而是飞机的“机”。不久后,陈济棠倚之为心腹股肱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经蒋介石收买,第一个通电拥蒋。师长李汉魂、邓龙光、缪培南、张达等有的通电辞职,有的不辞而别。蒋介石兵不血刃,只用一个半月时间就平息了“两广事变”,陈济棠就此下野。

香港脱险

1936年7月,反蒋失败后的陈济棠从广州跑到香港。8月,他赴欧洲考察了一年。回国后,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等职。

被蒋介石踢出国民党实力圈的陈济棠,已成为一个政治玩物或摆设。但是,在蒋氏圈内已无所作为的陈济棠,在全国抗战的新形势下,他不为敌方的利禄所动,坚持抗日立场,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民族气节。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的时候,陈济棠因妻子莫秀英在香港肾病复发,向国民政府请假赴港料理妻病。

1938年12月,力主对日“和平”即投降的汪精卫从重庆逃至越南后,香港很快就盛传所谓陈济棠的“主张”与汪精卫相同的种种谣言。

为此,路透社记者采访陈济棠说:“本社得到消息,汪(精卫)与陈将军均主张与日媾和。如果仅汪一人主张,影响不大,倘将军亦主和,则情势当不同矣,究竟将军之主张为何?请有以见告。”

陈济棠听罢愕然,答称:“余素主张抗日,君等如非健忘,当可复案。今日人招招进攻,岂有主和之理?”并告知这位记者,“明日余当至余所创办之德明中学发表演说,阐明主张彻底抗日立场。”

虽然陈济棠的抗日态度表述得十分清楚,并且果真到德明中学发表抗日演说。但是在此演说之后,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依然数次造访陈济棠,希望陈济棠和她一同站在对日媾和的阵线上。只因陈济棠知其来意非善,把陈璧君屡屡拒于门外。

1941年7月19日,陈济棠又接到有关莫秀英病重的香港来电,为此,他再度请假从重庆到港为妻治病。

但妻病未愈,12月8日,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军侵占了香港。这时,香港再次盛传有关陈济棠“变节”的谣言,有的说陈济棠已经在广州发表对日媾和演讲,甚至有言陈济棠已经投奔南京汪伪政权。

当时的南京汪伪政府在香港沦陷后,又派遣陈璧君、褚民谊、林柏生、陈君慧等,前往香港九龙地区“抚慰”滞留在那里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和已被日军扣押的重庆要员。陈济棠也被汪伪政府列为能够“汇合”于日汪“和平运动”的“军政界有力人物”的名单中。

陈济棠也说:“香港已全告陷落,自此余遂置身于敌人势力范围之下矣,日本人索余益急,危机四伏,随时有被捕之虞。”

很快,陈济棠的好友沈以甘果然来告:“汪已派伪广东民政厅长某(在香港)到处寻访,谓汪渴欲公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这一消息,使陈济棠决心逃出香港,奔赴国民政府统治区。

由于陈济棠“深知如在港为日军所获,必将被迫与汪伪政权合流,而为其所利用”,之前就曾电请蒋介石并获允准派遣飞机前来九龙,接他全家回重庆。不料所派飞机在粤北南雄失事,且九龙的启德机场也为日军侵占,使“乘机赴渝之举,乃告绝望”。

12月18日,日军由九龙往港岛渡海,战火延及港岛的铜锣湾,陈济棠判断“香港决难久守”;他的妻子莫秀英也说:“日寇欲得子以为傀儡者必甚于他人,子晚节将何以自全?”劝他迅速化装逃难。

病妻之嘱,使陈济棠在感激之余,坚定了出逃的决心,随即把莫秀英和子女托付亲信江茂森。

经与朋友沈以甘、邓瑞人等相商,决定由邓瑞人所属盐业公司职员林绍荣负责带领陈济棠出逃。19日化装下山时,陈济棠对子女说:“有人问我行踪,可言我于12日(即日军占领启德机场的前一天)乘飞机到重庆去矣。”

陈济棠还安慰莫秀英:“余昔日历险已多,均能履险如夷,此行决无危险,汝可安心。”并告诉她,为安全起见,这次出行暂改乳名“何养”,并决定先至云咸街华侨中学暂住数日,等待“停战三天”时再行外逃。

而就在陈济棠做出逃准备时,其妻莫秀英和长女陈佩馨、幼子陈得宁等所藏防空洞上的住宅,中炮起火,“几乎全葬烈焰中”,令陈济棠“惊慰交感”。

12月27日,香港完全沦陷后的第三天,陈济棠为安全而迁居邓瑞人之侄开设于中环的兴发祥号。由于兴发祥号条件简陋,床铺无垫褥,陈济棠腰部受寒剧痛,连饮食也不能起来。陈济棠虽然认识许多在港名医,但为了保守秘密,他忍痛不医。后林绍荣也得此病,经治痊愈,陈济棠也用此方治疗,疼痛终于停止。

此外,陈济棠也做好“舍生存义”的思想准备,请林绍荣取来鸦片“钱余”,准备在必要时服食,以“成仁取义”;同时找来算命书和卜卦龟壳,假装星相算命术士,以掩人耳目。

但就在这个时候,又有旧友二人来访,相劝隐匿香港,必要时可出面维持香港大局。来意明确,企图借陈济棠的名声为日本维持对港统治,以与南京伪政权相呼应。陈济棠对此二位不速之客明确表示:革命者只有走直线,不能走曲线。言毕,便向他们出示所藏鸦片,表明抗日之志不可夺的决心,使他们扫兴而去。

陈济棠因行踪已经暴露,被迫再次转移于一卖粥的小店租其斗室暂避。身居港岛的陈济棠,急着过九龙入粤,但是,日本兵每日都在枪击渡海出逃的人,使陈济棠终于打消经九龙回内地的念头。

1942年1月9日晚,林绍荣对陈济棠说:“汝如能耐苦者,可由西环坐小船赴大澳,总较渡九龙被日人枪杀为佳。”

急于离港的陈济棠,完全同意林绍荣所提逃出香港的新路线。10日,林绍荣亲往西环侦察情况,果然不见有日军守备,陈济棠获悉,高兴万分。次日凌晨四点半,即在林绍荣的陪同与保护下,踏上离港之路。

由住处至西环的15里步行中,陈济棠见到沿途都是持证购米者(当时日本人规定每日每人配给六两四钱大米),接踵延绵达数里,不时可见体弱者晕倒在路侧,陈济棠对此感叹不已。

上午7时,陈济棠抵达西环的码头,但出乎意料地见到两名日本宪兵持枪在岸边对上船的人搜身。于是,林绍荣在前,陈济棠随后,均未化装,俨如主仆。日本宪兵先搜陈济棠身,只见兴发祥名片一张和鸦片一盒,别无他物,以为是黑社会中人物,挥手而去。

再搜林绍荣身时,拿走他20元港币后,也放行了。如此顺利过关,陈、林二人同样出乎所料。

从日军枪口下逃生的陈济棠,急急与林绍荣走下小船离港。陈济棠后来得知,他们走后的第二天,日军即为搜捕他们所要捕获的人,而禁止任何人员从各口岸外出,真是大幸。

李宗仁:青春戎马,晚节黄花

李宗仁是现代中国的传奇人物,他一生的最大特色,就是他以杂牌军的军头地位,与黄埔系一路分分合合20多年,而始终没被“吃”掉。他与蒋介石一路纠缠,但在翻云覆雨之中,蒋介石始终未能完全斗垮他,他们最后在国破山河在时劳燕分飞。最终思乡心切,回归祖国。

杀出一片天

“二次革命”中,龙济光因效忠袁世凯而窃据广东都督职;袁称帝时又封其为一等公加郡王衔。袁世凯复辟帝制时,龙虽然宣布广东独立,参加军务院而为抚军之一,但他却未真心讨袁,不愿护国军假道粤境北伐。袁死后,龙立即宣布拥护段祺瑞而取消独立,并派兵在粤省韶关阻止护国军北伐,从而引发了护国军的讨龙战役。此时,陆荣廷已被段祺瑞发表为广东督军,为攫取粤省地盘,他乘机指使桂军进攻广州。

讨龙战役爆发后,林虎第6军在粤汉铁路南段沿线与龙军发生接触,李宗仁所在第13团也由肇庆出发开赴前线。这是李宗仁从军后第一次参加战斗。

隆隆的炮声和犹如鞭炮的枪声,响彻云霄。李宗仁自己内心忐忑,神经紧张,脚步轻浮,呼吸有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他深信他的爱国热忱与人无殊,而视死如归、不避艰险的胆量,尤不在他人之下,何以一听到枪炮声,情绪就如此紧张,连自己也莫名其妙。

其实,即使是最勇敢的军人,第一次参加战斗时也很难避免紧张的心态,如果不是这样,倒反而不正常了。不过尽管如此,李宗仁第一次参加战斗,实际表现却十分出色。

战斗打响后,李宗仁所在连队的连长因胆怯而临阵离职,营长也不知去向,士兵便也畏葸不前,所以在龙军的进攻下,阵脚开始动摇。李宗仁见状,决定以逆袭阻止龙军进攻。他挺身而出,命令掌旗兵高举连旗,号令全连士兵冲锋,并一马当先冲在了前面。战斗中,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右颊,顿时血流如注,满嘴都是碎牙。李宗仁第一次参加战斗就挂了花,确实有些意外。不过,幸好他的伤势不重,子弹没有留在头部,而是从左边鼻孔穿了出去,因而免去了开刀之苦。受伤之后,李宗仁在后方医院养伤十余日,营长黄勉即催其早日归队,原因是原来的连长临阵畏缩,为人所轻,战斗结束后回到连队已无法约束士兵,只好请准辞职,而李在战斗中表现勇敢,故连长一职由李递补。李宗仁接到命令后,又在医院住了20余天,便回到部队正式接任连长职。这是他从军后第一次因军功而擢升。

李宗仁回部队后不久,讨龙战役即以龙军的失败而告结束。李宗仁随林虎部驻军广东雷州,之后又进驻高州。此时,李宗仁并不热心政治,但政治局势的变化,又一次使他有了显露军人勇敢禀赋的机会,并因此而再次迁升。

护法战争开始后,李宗仁所在第13团随广东护国第一军开抵湖南,经宜章、郴州、永兴、仁安、攸县直驱醴陵。此时北洋政府冯段失和,冯免去段的总理职务,北军作战情绪受到影响,因此南军进展顺利。11月底,南军继克复醴陵后占领了长沙,次年1月,又攻占了岳州。护法军的节节胜利,迫冯同意段复出,北洋军劲旅吴佩孚再次入湘,战局发生逆转,南军渐处下风。

1918年3月,南军长沙失守。李宗仁所属营随中路军退至安仁县后,奉命在绿野圩附近阻击北军。部队刚刚进入阵地,营长忽然生病发烧,必须回后方治疗,于是命令李宗仁代理营长指挥战斗。翌日拂晓,战斗开始。北军发射炮弹后,利用地形向南军阵地猛扑。李宗仁在阵地前沿指挥,发现中央阵地已被北军突破,友军纷纷溃退,战况十分不利。在这紧迫关头,李再次使用逆袭战术,令号兵吹响冲锋号。不料,号声过后竟无一兵一官向前冲锋。情急之下,李宗仁大吼一声跃出战壕,高举着营旗冲向敌阵。全营官兵见他身先士卒,立即精神大振,蜂拥向前冲杀。北军遭到李部反冲锋后,开始全线后撤,李宗仁指挥全营追击。这时,北军射来一排机枪子弹,击中李的胯下,顿时将他击倒。他不顾伤痛,倒在地上仍大呼冲锋不止,并悬赏500大洋夺取敌炮。在他的指挥下,对阵北军丢弃4门山炮而逃。

战斗结束后,李宗仁检查伤口,发现1弹射入大腿,另有3弹穿裤而过,却不曾伤及皮肉。士兵用一木梯将他抬到安仁县城,因无医院,只好请来一位草药郎中医治。郎中告李,子弹未伤到骨头。

第二次负伤,又使李宗仁第二次晋升。原营长奉调回粤,李宗仁补任营长。因每次打仗都冲锋在前,异常骁勇,李宗仁得了个“李铁牛”的诨名,在军中也渐渐有了些薄名。不过,当时李宗仁所在部队已归桂系马济指挥,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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