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王国-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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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半分钟，他说：“十天以前，我紧跟在阿尔尼后面第二次从意大利回来时，我看见过—辆相同的梅塞德斯。左边的后门也坏了。那是在因斯布鲁克。车上三个男人的模样都象是神枪手。阿尔尼上了他们的车。我还记得车的牌照号码你等我一下，小伙子。”

　　他悄悄往山下滑行，不久便消失在黑暗中。

　　过了不到一分钟，木屋里的电话铃响，立刻有人抓起听筒。又过了三分钟，木屋周围开始有动静了。雷伯见那几个到目前为止一直在悠闲聊天的男人跳了起来。其中一个冲到屋外，另外几个也探出头来，手里拿着武器。雷伯估计刚才有人向他们发出警报。

　　过了片刻，雷伯听到一阵几乎察觉不到的声息。他躲到一棵树后面，手指扣在扳机上。

　　接着是耳语般的话音：“小伙子！请不要把我毙了。”铎夫气急败坏地出现在大约五米以外。

　　“是那辆车和那几个家伙。只是现在那里有八到十个人。而且还有人来。这倒有点儿象斯大林格勒的重演，我的小老弟。我敢用一位拉比跟你赌一个苹果馅煎饼，他们是冲着咱们来的。”

　　他笑容满面。

　　“我在纳闷儿：这木屋里的那些王八蛋究竟是什么人？你能肯定里边没有阿道夫·希特勒？”


　　一刻钟后，他们有证据可以断定这确实是一场兜捕：在他们周边一个半圆形范围内，所有的手电筒都亮了，而他们差不多正好处在半圆形的中央。

　　“但他们在斯大林格勒最后还是输了，”铎夫说。

　　他和雷伯沿着小小的老家湖东岸移动，已经到了离木屋大约一公里的地方，然而还不是逃跑。他们在树下走，心里并不十分焦急既然通往老家湖镇的下坡路已被切断，他们就打算再往东设法到达名叫无底湖的另一个地方。到了那里，他们准备或者前往温泉湖镇，或者去求助，哪怕是向警方求助。但是，走在前头的雷伯突然止步。另一条由手电光组成的兜捕线出现在他们右侧。包围圈已经合拢，或者差不多已经合拢。

　　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继续一直朝前，磕磕绊绊地在越来越陡峭的山坡上爬。

　　他们加快速度，此时，在晴朗的夜空下已经可以看到前面是死山的一座座雪峰。“咱们绝对冲不出去，”铎夫说。“至少我不行。我没有你那两条年轻的腿，小伙子。”他已经准备发动反攻，这是符合他的性格的，但雷伯不让他停下。手电光的弧线现在离他们不到百米。他们只得向无底湖的西北方突围，有一刹那他们看见几辆汽车亮着前灯停在小路上，这条路是从无底湖通过来的，而另一端却在四五公里外形成死胡同。小路上已有人严阵以待，在汽车的前灯光下可以看到他们也都执有武器，有几个还带着步枪，脸朝着他们这边。“第三帝国的残渣余孽全在这里，”铎夫哈哈笑道。

　　他已经摔倒过两回，眼镜也丢了。黑暗中他简直什么也看不见。雷伯自然得扶着他，带手电的人们在后面紧迫不舍，越逼越近。

　　他们右边出现了另一些光亮，那是戈斯尔的灯火。他们已经跑了有两个小时，前面已看得见托普利茨湖。铎夫再也走不动了。他高声喊叫，向追赶他们的人说他是铎夫·拉扎鲁斯本人，他准备跟他们拼了

　　拉扎鲁斯得到的回答，是六七响毛瑟枪干脆的噼啪声，这种枪在战时是发给德国军队中一等射手的。铎夫和雷伯都没有被打中。他们又往一堵峭壁上爬，坡面越来越陡，不久铎夫就拒绝再往前走或往上爬。托普利茨湖在他们下面，几乎成垂直方向。铎夫说就在此地停下，这中空的巉岩就象一座平台，“从这里望出去风景太美了”。他平静地摇摇头，兴许还在黑暗中微笑。他说要留在此地，并打算阻止这支纳粹大军过于逼近，尽管他已丢了眼镜。“你想想，小伙子。其实，我敢肯定，凭你这脑袋瓜子，在我之前你已经想过了；咱们这样是逃不出去的。他们比咱们跑得快。所以，我要你定下神来，小伙子，要你竖起耳朵听你这颗与众不同的鬼脑袋的话，它会告诉你这是咱们仅有的一线生机”他将尽可能坚持到让雷伯用两条山羊腿超过死山，也许还能讨到救兵。

　　“我走不动了，雷伯。你有什么办法？背我走吗？我足有九十公斤重，这都是喝啤酒造成的。请走吧，小伙子。你要找到你在搜索的那个家伙，把我也算在他的帐上。”雷伯·克立姆罗德同意让他留下，开始一个人爬山。当然，雷伯才走了几分钟，就听到枪响。他还听见铎夫用最大的嗓门唱着——“我的俏姐儿躺在汪洋彼岸，我的俏妞儿躺在大海那边。”

　　雷伯在黑夜中拼命往上爬了大约两百米，这时听到一件庞然大物重重地摔倒在山坡上，接着掉进了冰冷乌黑的湖水。他以为铎夫已经死了。但隔不多久，他听见两支科尔特手枪还在沉着应战，而且那个带有爱尔兰口音的嗓子又唱了起来。

　　但这歌声终于被未了一阵枪响所打断。

　　凌晨三点钟左右，他又回到望得见木屋的地方。那里看不到有人放哨，但是有灯光。他潜行到阳台上，有一个人听见他的脚步声，用德语问：“你们逮住他们没有？”

　　“只逮住一个，”雷伯答道。

　　那人出现在门口，腋下夹着一支双筒猎枪。他一看见雷伯，急忙准备举枪。雷伯的一颗子弹已经打穿他的喉咙。他走进木星，那里只有不带武器的另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中的一个，但不是盖尔达·胡贝尔。

　　“请别动，”他对吓得面无人色的一男一女说。

　　他握着手枪（枪管朝下）检查其他几间屋子，没有发现其他人。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那个男人，长着一张瘦削的脸和鹰钩鼻，头有点儿秃。

　　他问道：“您在找什么人？”

　　“埃立希·施泰尔。”

　　“我知道有一个叫埃立希当律师。”

　　“正是这一个。”

　　“我一点不晓得他可能在什么地方。甚至有可能已经死了。他的一双黑眼睛亮闪闪的，使他的相貌有点儿象犹太人。”

　　“你是谁？”雷伯问。

　　正在这个当儿，从他故意打开一半的门外传来至少两部汽车的引擎声。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这样受到保护？”

　　“您错了，”那人说，“受到保护的那个人晚上已经走了。我只不过是这所房屋的主人。我也从来不知道躲在这里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克立姆罗德接过那人身上带着的证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听到过阿道夫·艾克曼的名字。

　　约尔·白尼适在罗马见到雷伯·克立姆罗德是在一九四七年四月十日前后。两个年轻人阔别将近十八个月之后的这次重逢倒不是什么巧遇。白尼适在意大利代表哈葛那组织主持打通移民渠道。（三个月以后，他将积极参与把四千五百一十五人装上一条美国客货船“加菲尔德总统”号，这条船因而变成了“出埃及”号。）


　　他和克立姆罗德将近中午时分在圣安琪洛城堡前面相遇。

　　“你怎么知道我在意大利？幸好我及时发现你留在别尔契克那里的条子。明天我就要离开罗马。”

　　克立姆罗德解释道，他去找别尔契克，“是为了向莫萨德或哈葛那的人谈一件事”，为了让人家了解他，他举出了几个能为他作保的人的名字。

　　“你也是其中的一个。别尔契克告诉我，说你在罗马。你能匀给我两个钟头时间吗？我想指给你看一个地方。”他把白尼适带到圣彼得广场旁边通往维亚克雷申焦的一条小街，指给他看一块用德意两种文字书写的牌子。“逃亡路线是通到这个地方的。他们经由林道和康斯坦茨湖边的布雷根茨离开德国，或者通过雷申山口，也就是你和我两年前走的那条路。他们通常坐轿车，有时坐大客车，夜里住在方济各会的修道院里。那些修道院是驿站，我为他们列了一张清单。安排出逃的人有一个名叫阿尔尼·沙义德。还有一个女人盖尔达·胡贝尔。这些人另有一份名单。到了罗马，由掌管梵蒂冈教廷某官方机构的一个德国人海德曼照料他们。海德曼向他们提供从红十字会弄来的护照。其中某些人甚至被授予神职和耶稣会教士的假证件。他们经由巴厘离开意大利，更多的是从热那亚走。一部分人去西班牙、叙利亚和埃塞俄比亚，但前往南美的很多。好几百人已经这样逃了出去。”

　　白尼适听了大为震惊。

　　“你一下子从哪儿搞到这么多情报？”

　　“我是在查访别的事情过程中发现这一切的。我得把这些情况告诉什么人。”

　　末了那句话说明他没有应该汇报的上级或组织。白尼适其时正步步高升：上头终于认识到他的才干不应仅仅作为一名爆破手使用，于是派他执行更细致的任务。白尼适知道他这个以前的同路伙伴断绝了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一切联系。某人曾向他谈起有个姓克立姆罗德的人正在为“纳卡姆那帮白痴”效劳。

　　他问道：“你还跟他们在一起吗？”

　　“不。很久不在一起了。”

　　。拉扎鲁斯呢？”

　　“死了。”

　　其余只字不提。他们沿台伯河走着。白尼适仔细观察克立姆罗德，发现他变了。主要不在于身高和体重，尽管雷伯又长高了些，体重也有所增加，但他仍然是一副长脚蜘蛛的体态，走起路来还是那样明显地慢慢腾腾，凝滞的目光依旧那么深不可测。变化是在其他方面：他变得比以前老练，并且对未来显然胸有成竹。

　　“你找到你要查访的对象没有，雷伯？”

　　“差不多了。”

　　静默。

　　接着，白尼适突然说：“我一直对你怀有很深的友情。真的。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

　　“谢谢你。不需要。”

　　又是静默。

　　为了填补空白，白尼适开始谈论将诞生在太巴列湖旦河畔的那个国家（注：作为犹太人的国家的以色列共和国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宣告成立。），他和雷伯以及其他许多已经来和将要来的人，终于能在那里各得其所。他谈到未来的冒险壮举，甚至准备去征服内格夫沙漠，不由得越说越兴奋。

　　回答来得缓慢，但很明确。

　　“其中没有我，”雷伯说。

　　“你和我差不多一样是犹太人。做犹太人也可以选择。”

　　“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

　　白尼适即使字写得很小也差不多用了二十页才录下那份清单，包括姓名、修道院、中转站等等。所有这些情报雷伯在“查访别的事情”过程中搜集到的。

　　白尼适在一种怪不自在的感觉推动下笑了起来．

　　“这象是你在给我一份告别礼物。”

　　“也可以这么说，”雷伯说。

　　这时，他的眼睛里洋溢着温暖的友情，脸上泛起笑容。

　　他的大手搂住白尼适的肩膀。“谢谢你，谢谢你的一切。”他告辞后，过台伯河而去。


　　在丹吉尔，亨利·阿尔特也在差不多的时间又见到了克立姆罗德，“大概在四月中旬吧”。

　　“他来找我的时候，就象我们昨晚还见过面似的。他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做几笔买卖。他有一点钱，大约六千美元，想要把它统统押上去，来个孤注一掷，要么翻番，要么倾家荡产。

　　“他看上去有二十二三岁。他这第二次在丹吉尔的逗留，前后有四个月光景，这段时间内我们跑了四趟买卖，都获得成功。除去各项花销，我们的利润为每箱五十美元多一点点。第一趟有一百二十箱是他的，此后他每趟都有二百箱。算起来并不难：他的纯利可达三万五千美元。

　　“说到他离开丹吉尔的情况，这就和他的到来一样简单。他只是对我说，我们的合作‘对双方都极为愉快和满意——他确实是这样说的，语调缓慢柔和，带有相当老练的谦恭态度，——但他说，他要走了。我向他表示了遗憾，承认我对他怀有很深的友好感情，几乎是一种眷恋。我还对他说，我们满可以在一起挣得一笔财产。他向我微微一笑，对我说，他对此不愿兴趣。

　　“我不知道他的去向，但他的胳肢窝里夹着一副小小的画，外面没有什么东西裹起来；他把画给我看，问我是不是喜欢。我从来不是这方面的行家，我在上面看到的只是一块一块的颜色。我就这样对他说，他放声笑了起来，但是这种笑从不及于双目，他的眼睛顶多只是稍稍睁大一些。

　　“他说：‘画上的签名是一个叫康定斯基（注：瓦西里·康定斯基（1866—1944），俄国画家，抽象画派的创始人之一。）的人，他在三年前去世了。这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画家。亨利，一个人可以为一副画杀人，但是一个人也可以为一幅画被杀，

　　“他在巴斯德林荫道上买了一只大小和那幅画一样的布袋。据我所知，这是他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初离开丹吉尔时携带的唯一行礼，他的目的地我不知道。袋里装着那副画，还有他一直带来带去的两本书”
波哥大的烛台　——　7



　　那个时候阿卡迪奥·阿尔梅拉斯五十六岁。当初他害怕成为一个画家，但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前期曾经跟埃米利奥·佩托鲁蒂学过绘画。他还远涉重洋去柏林会见克莱。至于康定斯基，阿尔梅拉斯记得很清楚自己曾到魏玛去拜访过他三四回。那是在阿尔梅拉斯还希望自己能有一点点、一丁点儿才华的时候。“然而连一丁点儿也没有。完全是一片戈壁荒漠。”

　　他问道：“照您看来，这是谁的画？”

　　那个高个儿年轻人耸耸肩膀。

　　“名字象是孔定伊基。不过它值很多钱，我敢肯定。至少一千美元。”

　　他的西班牙语完全合乎规范，尽管说的时候有些犹豫。

　　“您是法国人？”

　　“比利时人，”年轻人说。

　　阿尔梅拉斯把画拿到店门口，在阿根廷冬天苍白的阳光下仔细察看。这是常有的事，画家签名时把“康定斯基”（Kandinsky）中的s这个字母写得象个j，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