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王国-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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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在坐着一家人的餐桌旁吃饭。老人姓多普勒，他的三个孙子都被德军征募去当兵了。据正式通知，其中两个已经死了，第三个杳无音讯。雷伯向多普勒谈了埃玛·多宁接受寄养三个孩子的事，请他照看一下那些孩子。

　　雷伯回维也纳以后犯了一个错误。这倒不是因为他老是在波希米亚公署周围悄悄潜行，甚至也不是因为他又回到家里去过，而是因为他过多地去打听埃泼克这个人的行踪。他什么也没打听出来。这个名字根本没有人知道，就象是埃玛·多宁自己编造出来的。

　　其实，雷伯知道了这个名字，就已经表明他的调查取得了进展。他对安东·欣特泽耶尔之死的确切情况所作的探究同样有所收获。这个在克立姆罗德家服务了五十多年的“白发老人”，原来死在一辆军车轮下。要说有什么出入的话，那就是：雷伯确信，安东无非是被埃泼克谋杀的。

　　埃玛·多宁所描述的那个身材很高、长得很漂亮、穿党卫军将军制服的金发男子，无疑就是埃立希·施泰尔。现在，施泰尔也好，埃泼克也好，都认识到，雷伯·克立姆罗德的查访活动是一个信号，这意味着雷伯已经非常迫近可怕的事实真相。


　　如果你从林茨朝西北方向去德国的帕骚，会看到哈尔特海姆城堡就在多瑙河沿岸的公路边上。那地方叫阿尔克霍汉。这是个幽静的小村落，在奥地利北部，你可以找到好几百个这样的村庄。从阿尔克霍汉到林茨，只有十五公里左右。这城堡是一座很大的建筑物，几处窗洞却被堵死，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又看得出马克西米连皇帝（注：马克西米连一世（1459—1519）——德意志国王（1476年即位）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493年即位））时代沉重阴郁的德意志特色。堡内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庭院，环列着气势宏伟的廊柱，但他们丝毫也不能冲淡由四座塔楼君临全堡的整个建筑群给人的不样印象。


　　“这里过去是一座疗养院，”红头发的电工颇为勉强地对雷伯说。“也可以说是一家医院。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我进去过两次。那见的电线系统发生了短路，他们找我去修理。”刚说到这里，他就急忙摇摆头，戒心十足地补充道：“不过我可没有看见任何不正常的情况。”

　　这个红头发电工的铺子，开设在林茨城中离圣三一雕柱不远的地方。雷伯·克立姆罗德刚在他的店铺门口出现，电工马上认出了这个又高又瘦的小青年。战时，他作为一名电工，曾经几次进入毛特豪森集中营。他记得当时在集中营里，党卫军的军官们把这个少年拖来拖去，有一次，他们在雷伯的脖子上套了一根皮带，就象牵一条狗似的。和其他曾经或多或少跟集中营打过交道的人一样，他知道目前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正在全力搜捕战犯。他特别害怕最近刚在林茨成立的犹太人委员会。如今的犹太人都是危险人物，太危险了。他在林茨街头已经两次遇到过另一名过去的囚犯西蒙·威森塔尔，此人就住在这里附近。他夜里做恶梦，几次梦见威森塔尔的黑眼睛射出咄咄逼人的凶光，尽管认为自己没有做什么坏事，问心无愧他只是一个电工，仅此而已，人们有什么可指责他的？

　　然而，刚刚走进来向他打听哈尔特海姆的这个少年也是犹太人。红发电工清楚地记得，那少年穿的条纹囚衣上面，居于橙色双线三角形中央的是一个黄色的“J”字。正是这个红头发的电工把那个萨尔茨堡的摄影师的名字告诉了雷伯·克立姆罗德。


　　奥地利铁路部门想方设法把一些几乎已经完全毁坏的无棚车皮重又投放到某几条路线的轨道上运行，雷伯就是扒上这样一节车皮从维也纳赶到林茨的。六月三十日，他到达林茨。从林茨到阿尔克霍汉这段距离他靠两条腿和搭乘军用吉普走完了。军人很乐意让老百姓搭车。

　　雷伯从来也没有具体告诉过任何人，他到底有没有进入哈尔特海姆城堡。塔拉斯和塞梯尼亚兹都没有敢向他提这个问题。

　　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是第一个发现哈尔特海姆城堡内幕的人（当然，曾在那里工作过的那些人除外）；直到一九六一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缘，加上西蒙·威森塔尔的积极努力，这个城堡的真相才正式大白于天下。雷伯抵达萨尔茨堡是在七月二日晚上或七月三日早晨。

　　从毛特豪森到那里，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路程他都是步行的，睡得很少，唯一的例外是在派耶尔巴赫多普勒家过的那一宿；吃得更少，例外还是在多普勒家享用的那一餐，此外他没有从任何仗义提供的食物得到体力上的补充。他沉浸在不顾一切和戏剧性的孤寂之中，驱使着他的唯有一个执着的意念，查明父亲死在什么地方和怎样死的？

　　那个萨尔茨堡的摄影师姓洛塔尔。

　　“他不在，”一个灰白头发剪得很短的女人对他说，“他住在这儿，但工作不在这儿。你可以到照相馆去找他。”她答应雷伯的要求，把那里的地址给了他——就在钟楼后面一条有篷的甬道里。
　　“你认识路吗？”

　　“我会找到的，”雷伯说。

　　他竭力不让自己露出一瘸一拐的步态离开那儿。穿过一个名叫老市场的的广场时，他第二次看见了那辆救护车。第一次是在萨尔察赫河的另一边，当时雷伯正从林茨通到此地的公路上下来。他注意到。那辆车停在公路大桥的桥堍，面朝着他。前座上坐着两个男儿一动也不动，一副毫无表情的样子说明他们正在等待指挥者的命令再采取行动。这辆救护车漆成黄褐色，有一个白地红十字标记。乍一看，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现在，它又停在萨尔茨堡的老城中心，车上一个人也没有。但是，救护车的牌照上还是那个号码，右前方的挡板上也有一道刮痕。

　　雷伯不动声色地穿过广场，但接着突然显得行动颇不利索的样子，腿瘸得比以前更历害了。

　　这时，他距离钟楼只有二百五十米光景。


　　二十五分钟以后，雷伯才走到那里。

　　钟楼背后的甬道又暗又狭；雷伯还没有到甬道口就能伸手触到它的拱顶。他往里走了十来米，经过几家阴暗的店面，然后看见一块白地黑字的油漆招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卡·海·洛塔尔艺术摄影。他一推玻璃门，顿时牵动一只小铃，发出尖锐的叮当声。雷伯跨进一间低矮的屋子，墙壁和房顶都是未经粉刷的石块。雷伯的两侧排着几只相当大的木头柜台，可是里边什么也没有，壁架上同样空空的。

　　这时，从后面的屋里传来一个声音，“我在这儿呢。”

　　通往后屋的门口挂着一道布帘。雷伯掀开布帘，走了进去。他发现自己面对着四个人，其中的一个立即把枪管抵住他左边的太阳穴。

　　“不许动，不许叫唤！”

　　雷伯认出其中两个正是刚才坐在军用救护车前座的人。根据埃玛·多宁在莱歇瑙向他描述的特征，他确定第三个人就是埃泼克。至于第四个人，他却从来没有见过。他们问雷伯，刚才到什么地方去了？从老市场到这里，即使瘸着腿步行也只需要两三分钟，可是他为何花了这么多时间？

　　雷伯·克立姆罗德的面容和他的整个举止都变了，前后简直判若两人。现在，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小，他的虚弱和疲乏超过了可能想象的限度。一双眼睛狂乱地睁得老大老大。“我饿了，迷了路，”他回答的声音差点儿就要哭出来，活象一个被事态的发展弄得不知所措的孩子。他简直给吓坏了。


　　大卫·塞梯尼亚兹接到电话时正在代理外出的塔拉斯的职务，用塔拉斯自己的话讲，他是“到乡下去突击搜索”的。这次电话想必是从某军事机关打来的，因为当时公用电话在奥地利尚未完全恢复。对方在电话里说了一连串急促不清、其名共妙的话，猜想起来大概是英语。

　　塞梯尼亚兹根据对方的口音作出判断，然后说：“先生，你可以说法语。”他告诉对方自己是什么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代塔拉斯作主，这几乎包括所有的方面。说完，他凝神静听。那个法国占领军军官从萨尔茨堡打电话告诉他的事，越来越使他惊愕得不知如何是好。事实上，他几乎连考虑也没有考虑，就凭着一时的冲动，撒了生平第一个大谎。此举将对他未来的生活产生不小的影响。

　　“别信那些胡说，”塞梯尼亚兹说：“那个年轻人实际年龄比看上去要大，而且比他的样子要老练得多。你完全可以相信他。他是为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的，是他们最好的情报员之一。凡是他对你们说的，请全部照办。”

　　直到挂上电话以后，他才向自己提出一系列非同小可的问题：是什么驱使他干出这样的傻事来？他该向塔拉斯说些什么来为自己撒这个弥天大谎辩解？年轻的克立姆罗的置身于这样不寻常而又危险的境地结果又会怎样？


　　其实，雷伯见到的第四个人就是卡·海·洛塔尔。他是个红脸盘的胖子，身材非常高大，却长着一双简直跟女人差不多的小手——这并不罕见。尽管石头房顶透出一股冷气，他却仍然大汗淋漓。他吓坏了。

　　从一九四○年秋天到一九四五年五月，有两个奥地利摄影师在哈尔特海姆城堡工作过。其中的一个至今还活着，健在林茨。威森塔尔事后查明，他叫布鲁诺·布鲁克纳。

　　另一个摄影师就是卡尔·海因茨·洛塔尔。对他来论一切都是从一九四○年的十月中旬开始的。那时他四十七岁。林茨的州纳粹党部把他叫去，问他是否能胜任“某些特殊的摄影任务”并且绝对保密。他们表示可以给他每个月三百四十马克。洛塔尔同意了，他们就用汽车把他接到哈尔特海姆城堡。那时，这地方已经称为“疗养院”了。

　　当时，该机构的主任是克里斯蒂安·维尔特上尉；后来，作为对他在哈尔特海姆工作成绩卓著的一种嘉奖，他被任命为波兰的贝乌泽茨、素比波尔和特雷布林卡三个集中营的总监。弗朗兹·施坦格尔接替了他在哈尔特海姆的职务，后来又接替他在特雷布林卡的职务。疗养院的医疗事务由林茨城的鲁道夫·雷豪埃尔医生主持，格奥尔格·伦诺医生协助（雷豪埃尔于一九四五年四月自杀，伦诺于一九六三年被捕归案）。

　　维尔特向洛塔尔解释他们期望这位摄影师做的是怎样一种工作：哈尔特海姆的医生们正在一些病人身上进行试验，洛塔尔必须尽可能清晰地拍下这些病人的照片，每天三十至四十次。这些试验包括确定最有效的杀人方法，并使这一领域内采用的真正高效率的技术更趋完善，同时绘制出有科学依据的精确图表，以显示一个人的肉体在死亡之前究竟能够承受多大数量级的痛苦。

　　洛塔尔的任务是：用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拍下试验对象头盖骨被仔细切除后展现出来的大脑图像，焦点集中在临死一刹那发生的看得见的变化。

　　这就是哈尔特海姆“疗养院”的第一项使命，但还不是它最重要的使命。一九四一年一月，希姆莱在汪湖会议上提出要建立若干杀人营的设想（注：1942年1月20日，纳粹德国政府各部和党卫军保安处各机构的代表，在柏林郊区的汪湖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最后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原文1941年有误。），其实在这以前即已规划好了。哈尔特海姆城堡实际上是一所学校的训练中心，预定培养的“学员”毕业后，将分配到那些杀人营去。更有甚者，哈尔特海姆并不是唯一这样的机构。另外还有三处。

　　洛塔尔常常不得不通过窥测孔在用煤气做试验时进行现场摄影，工作并不顾手；起初，那股令人作呕的焚尸的气味使他很不习惯。算起来，在哈尔特海姆被杀死的三万人中，至少三分之二由他摄了影。

　　唯一使洛塔尔真正感到不安的，也许是这样一个事实，这三万人绝大多数是基督徒。他们中间有德国人、奥地利人和捷克人。他们被送到哈尔特海姆，是因为在生理上、心理上患有残疾或不治之症，根据一项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制订、由马丁·鲍曼（注：马丁·鲍曼（1900—1945）——希特勒的秘书，赫斯逃往英国后，鲍曼任纳粹的副领袖。）监督执行的计划，这些人属于应予消灭的部分；或仅仅因为他们年老，开始列入无用人口一类。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犹太人。死在哈尔特海姆、格拉芬内格、哈达马尔或佐能什坦，是仅仅为雅利安人保留的一种殊荣。

　　“不过，当然喽，”埃泼克对克立姆罗德说，“你的父亲确实是死在哈尔特海姆的。你那么强烈地想要知道的是不是这件事？”

　　“我不相信你的话，”雷伯用一种心中无数、犹豫不决的音调说，“他还活着。”

　　埃泼克淡然一笑。也许，他的真名并不叫埃拨克。他的头发颜色极淡，眉毛几乎是白的，和他白哲的皮肤浑然合一；他说的德语带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特殊口音。他摇摇头，露出遗憾的表情，就象一位教授没有从一名好学生那儿得到他期望听到的回答。

　　“他还活着，”雷伯重复了一遍，口气比刚才肯定。“你在撤谎。”

　　雷伯看上去完全象一个陷于疯狂的少年，这他的身量也仿佛缩小了。他半瘫软地倚在地上，一支吕格尔的枪口仍抵着他的太阳穴。他的眼光飞快地扫视着每一个人，在洛塔尔脸上停留的时间略长一点点。洛塔尔冒汗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厉害，他背后是一扇装有两根铁条的小窗，窗玻璃蒙着不少灰尘，然而还没有模糊到望不见外面的程度。

　　“让我们把这件事了结吧，”埃泼克说。

　　“在我父亲留给我的信里”雷伯突然顿住，好象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埃泼克暗淡的视线迅速回到雷伯身上。

　　“什么信？”

　　“我父亲还活着。我知道他还活着。”

　　“什么信？”

　　透过那扇半月形的笛子，可以看到街上的行人鞋子以上、膝盖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