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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号草船-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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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把大家都叫过来。我知道错在哪里了。我们都不知道这弯曲的船尾尖到底有什么用处。这也是我们付出惨痛的代价后才可能弄明白的，因为知道这船尾尖秘密的人早在坟墓里躺了几千年了。船尾这特殊的拱形结构并不是为了美观。大家都以为那根缆绳是用来拉紧船尾尖的，但它的作用并非如此。船尾巴竖着就像是一张弓，缆绳就像是弦，不是要把尾巴向下拉，而是要把后半截船身往上拉。那高高的竖琴一样的船尾拥有强劲的弹力，是用来支撑可以自由摆动的后半截船身的，而桅索用来支撑桅顶和船身的其余部分。为了保证这种纸莎草船能在公海的惊涛骇浪里航行而不至于被折断，古埃及的能工巧匠把它分成两截连在一起。前半截靠桅杆和平行的桅索来固定，后半截可以上下摆动，但又能自己恢复原位，就全靠这弹弓和弓弦了。
我们赶紧把弓弦上好，但已经太晚了。经过三个星期，船的后半截已经下垂不少，而且出现了一个结点，必须从上面用柳条箱或是其他什么东西才能把它吊起来了。事已至此，缆绳已经帮不了我们了。我们是自作自受，谁让我们和其他人一样，以为这种拱形的船尾是古代造船匠用来修饰船身的，而没有想到这正是他们天才的创造啊！
尤利和诺曼站在船尾的水泡里，瞪着一点点下沉的金『色』尾巴。他们突然齐声唱了起来：
“我们不要黄『色』潜水艇，黄『色』潜水艇，黄『色』潜水艇”
我当然也不想要！我们七个人很快全都站到船尾，齐声唱起尤利唱的歌来。没人把它真当回事。实际上，船身其余部分也没有问题，漂在水上就像香槟酒的木塞似的。于是，尤利和诺曼就动手洗起裤衩来，一边还想着把“潜水艇”的歌词弄得更押韵一些。
我主要担心的问题倒不是怕这纸莎草船最终会随着船尾一起沉下去，而是如何维护我们七个人之间的关系。船舱只有八英尺半宽，十二英尺长，我们躺下就会一点余地都没有了。船甲板上又摆满了坛子和篮子，根本没有『插』足的地方。这就是说，我们一爬出睡袋，要不待在船舱左舷的避风处，要不就得爬上船桥，而那里的面积靠胳膊就能估『摸』出来了。不管白天晚上，大家都近在咫尺。我们就像长着七个脑袋的连体七胞胎似的成天黏在一起，每个人却都说着各自不同的语言。我们不仅有黑人也有白人，有的来自『共产』主义国家，有的来自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各自的文化水平和生活水准也相去甚远，甚至分别处于两极。我们中间有两个非洲人，我去其中一位的家乡拉密堡拜访他时，他坐在地上的草垫上，家中什么家具都没有，只有一盏煤油灯放在草垫中央。他的护照和飞机票就放在地板的角落里。另一位非洲人住在开罗，有一间豪宅，门口柱子中间还站着东方的仆人，鞠躬将我迎进去，屋子里摆满了法式家具、挂毯、传家的古董宝贝。有一位船员一字不识，却也有一位是大学教授。有人是积极的和平主义者，也有人是海军军官。阿布杜拉最专注于他的袖珍收音机，给我们讲以『色』列和埃及争夺苏伊士运河的消息，虽然他自己也听得不清楚。他的拉密堡『政府』支持以『色』列，反对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而且现在他们已经请求法国出动伞兵，镇压沙漠地区的阿拉伯人，我们曾在博尔见过他们。阿布杜拉是个狂热的伊斯兰教徒，当然支持阿拉伯人。诺曼是犹太人。乔治是埃及人。他们的同胞们此刻正在苏伊士运河两岸对『射』，而他们却紧挨着躺在同一个柳条舱里，在大西洋上漂着。阿布杜拉还同样热中于讲越南战争。他完全不能明白为什么尤利和诺曼同为白种人，代表的两个国家却互相仇视，同时又想维持和平，因此就帮助越南的黄种人自相残杀。他想要尤利和诺曼一起解释这件怪事。看来，船上有足够的火『药』引爆一场大战。我们的纸莎草船就好像满载着汽油，虽说是从心理角度而言的汽油，但是在狭窄的船舱里互相摩擦产生的热，也只有无尽的海浪能扑得灭。
任何一次远征，如果人们不得不近距离地相处好几个星期，那么，潜在的最大危险就是一种可称之为“远征热病”的精神状态。人们如果产生了这种心理状态，甚至最随和的人也会变得急躁易怒，大发雷霆，完全不可救『药』。因为，他对人的理解能力会退化，最后只看见同伴的过失，对同伴的好处则视而不见。因而，带队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随时警惕这种威胁。早在出航之前，我们这伙人就已经牢牢记住了这一点。
因此，出航第三天，我听到『性』格随和的卡洛突然用意大利语向乔治咆哮着，说他也许能当一个柔道冠军，但他实在又脏又『乱』，得有个保姆跟着才行，我也就一点也不惊奇了。乔治马上反唇相讥。不过，两人猛烈地吵了几句后，就各自闭嘴了，又只剩下纸莎草吱吱嘎嘎的声音了。第二天，这两人又吵了起来。最后，卡洛跑去拽紧一根桅索，而乔治生气地扔下他的钓鱼竿，示威似地上床睡觉去了。卡洛在船桥上告诉我，那位花花公子乔治实在让他心烦。卡洛十二岁的时候就开始工作了，要扛沉重的米袋。他没受过什么教育，全凭自己的双手取得成功。可是这开罗来的富家公子哥儿，就是被宠坏的『毛』小子，什么也不干，只会『乱』丢东西，还指望别人替他收拾。我答应跟乔治谈一下，并且，我和卡洛都一致同意：乔治还不大懂得在远航中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对他来说，这无非是一场新的游戏，一场耐力和体力的考验而已。不过，我也告诉卡洛，他也得理解乔治，他一直都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从小到大都已经习惯把东西随处『乱』丢，想都不会去想，因为他家的仆人或是他的妻子、母亲都会帮他收拾好的。卡洛在生活这所大学堂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可乔治没学过，我们得教给他。
不一会儿，乔治也到船桥上来找我。他闷闷不乐，因为自己回话时对卡洛粗鲁了，但是他说这么做是因为卡洛老干预他的私事。我向他解释说，这船上现在根本没有地方干“私事”，除非你在自己的箱子里干，谁也没有义务要替别人收拾东西，谁也都没有权利『乱』丢东西。我们船上人人平等，没有人要帮别人收拾，必须自己动手。乔治认真听着。
过了不久，乔治的钓具、录音机和脏衣服全都从甲板和舱顶拿走了。卡洛和乔治居然一起拽起了一根缆绳。
又一次争吵，是在船上一切就绪，我们开始轮值帮厨时发生的。卡洛自愿每天做饭，这种慷慨大方的姿态赢得了很高的威望和大家的欢迎。我们其余人则轮流做勤务，一天清洗一次厨房、瓦罐和平底锅。轮班的名单就用粉笔写在船桥的黑板上，可是谁也没有想到阿布杜拉不识字，他也没有意识到已有两人在他之前已经轮流过了。所以，圣地亚哥指着脏罐子和刷子给他看时，阿布杜拉头疼起来，一下倒在床上，发起牢『骚』来：
“我明白了。你是白人，圣地亚哥，而我是黑人。所以你要我当佣人来伺候你们大家。”
圣地亚哥是个和平使徒，阿布杜拉的这句话比用尖刀刺他还要让他难过。他也愤怒了。
“阿布杜拉，你居然对我说这种话！”他愤怒地叫道，“而我却为了黑人的平等奋斗了六年。这次出航对我而言最大的意义就在于─”
阿布杜拉没听完就用睡袋蒙住了自己的头。当他再次探出头来时，恰好瞥见我拿着一堆脏罐子，摇摇晃晃走到船尾。他惊奇地睁大了眼睛。
“我只是和你调换一天。”我解释道。
第二天，就见阿布杜拉高兴地站在船尾，哼唱节奏感很强的非洲歌曲，手里刷着平锅。
过了一天，又有一件事惊动了我们。乔治私底下来找我，想要此后一个人承担刷洗厨房的工作。这是一件乏味的工作，却还要轮换，而其他人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
这就是乔治，不错，正是乔治，以后就一直负责厨房的杂务，而“太阳”号上的厨房从此也干净到了极点，大家也不用为洗锅的事情费心了。
后来有一段时间，诺曼和卡洛对于尤利和乔治总有些对立情绪，觉得尤利和乔治非要别人下命令才知道干活，而他们自己从早到晚除了自己的职责还到处找活儿干。他们对阿布杜拉缺乏积极主动『性』倒还能理解，但这两位都受过高等教育，不应该光等着别人下命令啊。同时，尤利、乔治和阿布杜拉也对诺曼和卡洛感到恼火，觉得他们两人的军队作风太过火了，他们动不动就下命令，而不能像朋友那样平心静气地讲话。他们根本不懂得如何放松下来享受生命。而且，圣地亚哥很会躲躲闪闪，每当要搬重物时，他先是弯腰动手来搬，然后招呼其他人来帮忙，等别人一来，他就直起身来，笑眯眯地指挥着肌肉发达的乔治、尤利和阿布杜拉搬运。诺曼和卡洛因为我这个领队从来不把躺在睡袋里午睡的人叫起来帮忙，任由愿意主动干活的他们忙着，也觉得心里不平衡。而另外三个人觉得我应该管教一下那些老下命令的人，让他们说话的时候友好一些。这又不是军舰，也不是阿尔卑斯登山队：我们七个都是同伴，互相平等。
但是奇迹发生了。尽管有上述种种小摩擦，但是都没有发展成“远征热病”，大家都尽力去相互理解对方的行为，在这里，圣地亚哥的和平主义哲学让大家都获益匪浅。尤利和乔治不得不敬佩起诺曼和卡洛来，因为他们的积极努力改善了我们大家的生活条件。诺曼和卡洛也改变了对尤利和乔治的看法，因为他俩的任务最为艰巨，而且他们乐于助人，只要别人提出要求，或是别人有需求，他们一定会伸出援手。圣地亚哥是我们的外交家，也是我们的心理学家，帮尤利医生抚平了心灵的创伤。我们的医生尤利勤恳负责，而且从不言倦。大家都喜欢阿布杜拉的机智和好学，以及他对异国文化的快速适应能力。阿布杜拉也喜欢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他亲身体会到自己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尽管除他外我们都是白人。他会央求尤利用『药』让他也像其他人一样长胡子，却不明白梳洗整洁的尤利为何每天早晨都要坐在船尾刮胡子，而其他人都开始蓄起红须黑胡。既然脸上不能长胡子，阿布杜拉就开始留头发。他不再剃头了，以前他的头皮一直又黑又亮，犹如漆皮。后来，他长出一头密密的卷发，他把那枝木匠笔往头发里一『插』，就像是戴了个红发卡。
乔治有一些怪癖。他白天很容易入睡，可到了晚上，不抱着枕头听着音乐就睡不着。为此，他带了一个录音机和几盘心爱的流行音乐磁带。我们睡得离他远的人倒不会受那音乐的干扰，因为纸莎草船和缆绳的声音能盖过它，可是圣地亚哥就不得不同乔治一起吃尤利给的安眠『药』了。录音机日夜不停地播着乔治的流行音乐。可有一天，录音机不见了。半分钟前我还见到它在船桥上，在阿布杜拉的脚边。阿布杜拉背对着录音机，正在『操』舵。当时诺曼有半个身子吊在舷外，在绑一枝桨。我和卡洛、圣地亚哥忙着跑前跑后转移船尾的货物，尤利和乔治在船舱另一边忙活着。乐声突然停止了。过了一两分钟，尤利从船货上爬过来开录音机。录音机却不见了。乔治到处都搜了一遍，船尾，船头，褥子下面，船舱顶上，哪儿都没有，永远不见了。是谁干的？这位非洲柔道冠军怒气冲天，像只发怒的大猩猩。是谁？谁把他的录音机丢到海里去了？这下他的这次航行算是结束了，完蛋了：没有录音机他怎么睡得着啊！谁？是谁？谁干的？他的喊声震耳欲聋。没法睡觉了！小萨菲爬到桅顶，逃得远远的，她可不要因此挨骂。
可能是阿布杜拉把录音机踢下海去的，可是他也酷爱音乐，大概干不出来。诺曼够不着它，尤利一直在乔治旁边没离开，那只能是我们三个在船尾来回走动的其中一个了。只有卡洛还在若无其事地继续搬东西。一定是卡洛！我心里确定无疑了。他一定还对乔治怀恨在心，于是就干出这种事来。荒唐！这一点都不像卡洛。现在我们全都是坐在火『药』桶上，一触即发。
“乔治，”我说，“你现在做事已经井井有条了，可你怎么会把录音机放得离你那么远，让它掉到海里去呢？”
“可能离舷边不远，”乔治说，“可它顶多会掉在船上，也不会掉到海里去啊。”
我内心同意这话，可我得救一救卡洛。
“如果它掉在右舷角落里，”我坚定地说，“有人在右舷走过时碰了它一下，它就可能掉进海去了。”
乔治又在最不可能的地方搜了一遍，然后一头钻进睡袋，立即睡得死死的。我们也不把他吵醒，他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直到卡洛欢快地吹起口哨，告诉大家开饭时间已到，他为大家准备了可口的早餐，是火腿煎蛋。饭菜如此好吃，谁还能同卡洛生气？后来再也没人提起过录音机。直到我们登陆上岸后，有一天圣地亚哥把手搁在乔治的肩膀上，他才平静地对乔治说：
“乔治，那台录音机，我得赔你多少钱？”
我们都大吃一惊。乔治慢慢地转过身，转得慢极了，面对着满脸微笑的墨西哥小个子。
然后，他自己咧嘴说道：
“什么录音机？”
这事才算结束了。
“你怎么敢冒这么大的风险？”我们后来问圣地亚哥。他坦言当初把收音机扔进海里时，自己也没有把握到底做得对不对，但是他深信：若让它继续一遍遍地播放下去，准有人要发疯，用它来砸它主人的头的。
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了。我们七个人天天挤在船舱里，好像参加一个不散的筵席。“太阳”号继续前行，可水天的景象从未变过，似乎一直都在循环。从6月4日到9日，海浪很高，但并不猛烈。微风拂面，弄得好些人昏昏欲睡。纸莎草船也不咆哮做声了，发出猫晒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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