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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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然之“实”，而决非其时中国城乡实然之“实”。《子夜》中的第三次罢工，茅盾原打算写成由赵伯韬挑动起来，而瞿秋白认为这“不合理”，把工人阶级的觉悟写低了＇4＇。现实中是否会有赵伯韬这样的资本家出于某种目的挑动工人罢工，现实中工人的觉悟到底如何，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说必须把工人阶级的觉悟写得很高，必须让所有的罢工都由工人方面主动。瞿秋白的所谓“不合理”，并非指不合现实之“理”，而指不合他的理论之“理”。小说第14章吴荪甫奸污王妈的细节，本身无可厚非。但瞿秋白的理论却大有问题。瞿秋白的理论是：“资本家”在愤怒绝望之极时，会“兽性大发”、会想要“破坏什么”。但这实在是人性的一种普遍表现。坐“雪铁龙”的资本家会这样，拉黄包车的工人也会这样；锦衣玉食的地主会这样，饥寒交迫的贫农也会这样。在“阶级性”与“普遍人性”之关系的认识上极其偏执，是瞿秋白这类政治家和理论家的一大特征。《子夜》出版后，瞿秋白也完全是以一个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身份对之进行评说的。瞿秋白着眼的是小说在政治上的正确与否，是小说对所谓的“社会科学”图解得如何。——这不是以文学的心灵在感知小说，而是以政治的铁尺在度量小说。

从“指导”茅盾写《子夜》开始，瞿秋白深度介入了“左联”的活动，成为“左联”某种意义上的指导者和领导者。而瞿秋白也完全是以一个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身份指导和领导“左联”的文艺活动的。瞿秋白热爱文学，这不错，但他从未以文学为职业，文学家的角色意识从未建构起来过。因此，当他指导和领导“左联”时，也只有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角色意识在起作用。指导和领导“左联”，与此前指导和领导城乡暴动，并无实质性区别，都是为中共的政治服务。瞿秋白固然有着不俗的文学修养和审美能力，但在政治目标和政治信念面前，文学修养和审美能力不过是巨石压着的小草。小草虽然不至于被巨石压得彻底死去，但也只能在巨石底下蜡黄地蜷缩着，苟延残喘。在指导和领导“左联”时，瞿秋白大力倡导所谓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而所谓“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认为作家的“世界观”对其创作起着直接的决定作用，“社会科学”完全取代着艺术思维、艺术想象和艺术方式，通过人物刻画、场景描绘、故事叙述而体现“唯物辩证法”，被认为是文学创作的基本目的，对政治理念和所谓的“社会科学”的图解，就成了天经地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是被“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大会”所确认的。在这块巨石面前，瞿秋白本来具有的诗人气质、艺术秉赋、文学感觉，全都被压得不能动弹，僵死过去。“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在1930年11月被确认，不久就有正开始写《子夜》的茅盾找上门来，这使瞿秋白得以有机会牛刀初试。

介入“左联”后，瞿秋白曾大力提倡所谓的“文学大众化”并亲自操刀实践，以方言写了多首所谓的“大众歌谣”。“九·一八”后，瞿秋白以上海话和北方话两种方言写了“乱来腔”《东洋人出兵》＇5＇。这是“上海话”的第一段：“说起出兵满州格东洋人，/先要问问为仔啥事情。/只为一班有钱格中国人，/生成狗肺搭狼心，/日日夜夜吃穷人，/吃得来头昏眼暗发热昏。/有仔刀，杀工人，/有仔枪，打农民，/等到日本出兵占勒东三省，/乌龟头末就缩缩进，/总司令末叫退兵，/国民党末叫镇静，/不过难为仔我伲小百姓，/真叫做，拿伲四万万人做人情。”这是“北方话”的第一段：“说起出兵满州的东洋人，/先要问一问原因才成。/只因为一班有钱的中国人，/狼心狗肺是生成，/天天晚晚吃穷人，/吃得个头昏眼花发热昏。/有了刀，杀工人，/有了枪，打农民，/等到日本出兵占了东三省，/乌龟头就缩缩进，/总司令在叫退兵，/国民党在叫镇静，/可是难为了咱们小百姓，/真是把我们四万万人送人情。”那时候的瞿秋白，认为这才是“革命文学”的正宗，这才是“革命文学”的方向。——也正是这样的一个瞿秋白，在热情肯定《子夜》。

四

1935年2月，瞿秋白被捕。在狱中，瞿秋白写了六首旧体诗词。这是《浣溪沙》：“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这是七律《梦回》：“山城细雨作春寒，/料峭孤衾旧梦残。/何事万缘俱寂后，/偏留绮思绕云山。”6月18日晨8时许，瞿秋白正写集句诗《偶成》，36师参谋长走进囚室出示枪决令。写完这首《偶成》，瞿秋白掷笔走向刑场。这首绝笔诗写道：“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把这些狱中诗词与写于上海的《东洋人出兵》一类“大众歌谣”相比较，很难相信是出自同一人之手。二者也确实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在上海滩上写《东洋人出兵》一类“大众歌谣”的，是作为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瞿秋白，在长汀狱中写那些旧体诗词的，是作为诗人的瞿秋白，是作为文学家的瞿秋白，是作为一个文弱书生的瞿秋白。

从5月17日至22日，瞿秋白写了《多余的话》。写《多余的话》时，瞿秋白作为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角色意识荡然无存。实际上，瞿秋白写《多余的话》的基本目的，就是要清算自己的政治生涯和理论生涯，就是要清除自己作为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主义理论家的角色意识。这是临死前重新建构自我意识，临死前重新塑造自身形象。《多余的话》一开头就说明写作此文的目的是：“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紧接着，瞿秋白便以“历史的误会”为题，简短地回顾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结习未除’的。”——“文人”，这是瞿秋白临死前重新确立的“自我认同”。而到最后还“文人结习未除”，也是实话。正因为还有着这未被“革命”彻底榨干的“文人结习”，瞿秋白还能在临死前找回自己。如果说，这“文人结习”此前也像被巨石压着的小草，那当巨石滚落后，小草便疯长。“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的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我们当然没有丝毫理由认为瞿秋白在撒谎。但我们却不由得不想到瞿秋白当初在理论界的叱咤风云。批判戴季陶、批判陈独秀、批判彭述之，这些且不说了。单说指导和领导“左联”时大力倡导所谓“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吧，如今在瞿秋白自己看来，也会觉得荒谬——既然自己并没有“系统的研究”过“唯物论的哲学”，又怎么能够充当“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擎旗手。至于说“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们就不能不想到瞿秋白当初对《子夜》的强烈兴趣了。《子夜》，那可是文学化的经济学著作，文学其表，经济其里，内里牵涉种种复杂的经济学问题。如果说瞿秋白对经济问题“尤其”没有兴趣，那当初为何一听茅盾谈起《子夜》的构思就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又为何连日间不知疲倦地与茅盾谈论、探讨，方方面面地出谋划策？更为何在《子夜》出版后一而再地撰文颂扬？——从《多余的话》中我们也能找到答案：“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倒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苦，……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得不差，像煞有介事的。”“不过，扮演舞台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等到精力衰惫的时候，对于政治舞台，实在十分厌倦了。”原来，批戴季陶、批陈独秀、批彭述之，是在“演戏”；高举“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是在“演戏”；提倡“大众文学”并亲自写作“大众歌谣”，是在“演戏”。那么，“指导”《子夜》的写作、欢呼《子夜》的出版，当然也是在“演戏”了。

当瞿秋白写着《多余的话》时，他看着过去的自己，像台下的观众冷眼看着戏台上的表演。5月22日这一天，《多余的话》接近尾声，瞿秋白想起了几部值得留恋的文学作品。当他写下茅盾的《动摇》时，不可能不想到《子夜》。然而，已亲自动手把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面目撕下的他，不可能再留恋这《子夜》了：既然连整座舞台并台上的表演着的那一个自己，都厌恶了，又怎么会留恋一件小小的道具？

2008年1月22日

＇1＇《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

＇2＇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518—519页。

＇3＇茅盾：《回忆秋白烈士》，《茅盾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4＇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

＇5＇《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沈定一的向右转与瞿杨之结合

沈定一的左倾之路

瞿杨指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那么，沈定一是谁呢？

我手头有1989年版的《辞海》，查“沈”字条，有了“沈从文”，这固然是一大进步。在“沈”字下，也有“沈志远”、“沈钧儒”，但睁大眼睛看了几遍，未找到“沈定一”。作为一种极具权威的现代辞书，有“沈志远”、“沈钧儒”而无“沈定一”，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颇具传奇性的政治人物，沈定一比沈志远、沈钧儒要重要得多。

沈定一，字剑侯、号玄庐，1883年生于浙江萧山县衙前镇，1928年8月在衙前汽车站遇刺身亡。

衙前沈家是萧山县数一数二的大地主，沈定一的父亲更有着进士功名。可以想见，这样的家族，在地方上是极有权势的。1901年沈定一18岁时，参加县试并秀才及第。秀才及第后，沈定一的父亲替儿子捐了个知县。我不知道清末捐个知县要花多少钱。只知道清末捐例极滥，且可分期付款，像今日人们以按揭的方式买房购车一般。但以沈家的富甲一方，买个知县大概是不需要“按揭”的。在清末，捐官通常并不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要等到有相应的空缺出现，才可能去补上。既然捐例极滥，这空缺自然也是僧多粥少。如果时运不济，或“打点”不到位，就可能等上许多年也补不上去。不知是沈定一时运好还是沈父做了到位的“打点”，1904年，沈定一有缺可补了，但这缺却远在云南省广通县。20出头的沈定一于是远赴云南就任这七品官。在云南，沈定一还任过武定知州和云南省会巡警总办等职。沈定一任职云南时，孙中山在两广、西南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1908年4月30日，孙中山在云南的军事重镇河口发动了武装起义，革命军一度占领了河口，并北上攻克了南溪、蛮耗、新街等地，孙中山并派黄兴亲赴河口督师，意图攻克蒙自。起义终在清军围剿下失败。在河口起义中，沈定一利用自己的职权，积极援助了孙中山。沈的行为被人告发，起义失败后，官自然也做不下去，经越南河内而流亡日本。在日本，沈定一加入了同盟会。1910年，沈定一回国积极联络革命党人，从事反清活动，并将家产充作革命经费。1911年，组织“中华国学生军”，参加了光复上海之役。

民国成立后，沈定一已具有了相当的革命声望，于是成了浙江省议会举足轻重的议员。1913年，孙中山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沈定一积极响应，并又一次捐献巨资。美国学者萧邦奇在《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一书中说：“像1911年一样，他个人捐献的款项仍是巨大的，这次大约有两万元左右，他亲自送往南京‘革命’的中心。”＇1＇“二次革命”失败后，沈定一再度亡命东瀛。在日本，沈定一仍然不安分。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沈定一悲愤之余，成立“留日学生总会”，并被推举为总干事。他们决定全体留日学生集体回国，向袁世凯政府施压，阻止“二十一条”的签订。沈定一们的行动，引起日本方面的警觉。在日本警察的监视下，他们的行动几乎失去自由。沈定一等9人遂离开日本，到达新加坡，同行者有后来的著名新诗作者刘大白。在新加坡，沈定一在一家报馆谋生。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袁世凯忧愤而死。也就在这一天，沈定一由新加坡归国。9月6日，沈定一当选为浙江省议会议长，积极倡导和推行地方自治。但这段时间不长。1917年6月，沈定一便在政治纷争中暂时退出政治舞台，离开浙江来到上海。这时，正值陈独秀、胡适等人在北京掀起新文化运动之时，沈定一在上海满腔热情地投入了这一运动。这期间，沈定一曾与戴季陶共同主编《星期评论》。沈定一并开始写作新诗。作为新诗作者，在同时代诗人中，沈定一属于佼佼者。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收录了沈定一的新诗《十五娘》。

1920年5月，以陈独秀为首的一群人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沈定一为其中一员。与此同时，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施存统、沈定一、陈望道、俞秀松、李达、赵世炎等开始酝酿创建中国共产党。8月，这群人在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标志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