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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远去的背影-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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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田告诉我，诗里谈的完全是有关柳亚老任职的事。柳要求解放江南后，到江南某地方任职。当时中央领导诚心挽留他，认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以柳老之身份、名望，自然以留在中枢任职为好。这一点，我们只要认真反复细读柳、毛之间的赠答诗，也可以多少体味出来。赠答诗的关键，都是末联二句，这里已明显地反映出柳毛二人谈的是柳亚老的出处问题。柳诗“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是说的气话（全诗都是说的气话），是说解放江南后，他就想回老家江苏吴江县（分湖在吴江县境）去归隐了。柳在这首诗中语气都是很重的，当然是有大不快的事存于心中……＇3＇
柳诗“牢骚”一事，既然已成学术问题，知情者实在应该知无不言，不必顾忌的。不过，从曾文的欲说还休中，我们至少可以肯定：柳亚子当初向毛泽东提出了到江南“某地方”任职的要求。这“某地”，就是柳亚子的故乡江苏。以柳亚子罕见的狂傲和自负，这职务的要求，决不会很低，应该是江苏省的主要领导吧。用老话说，就是“封疆大吏”了。
尽管毛泽东并没有满足柳亚子的要求，但自己愤言相逼，毛泽东却温言相劝，还是一时间令柳亚子很兴奋和激动。柳亚子当即又写了《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和《叠韵寄呈毛主席一首》，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毛泽东诗最后两句，说昆明湖比富春江好，意在劝柳亚子打消归隐吴江的念头。归隐云云，本就是“气话”。毛泽东一挽留，柳亚子便表示欣然从命。实在可说是就坡下驴。但他似乎又抓住了毛泽东诗的最后两句不放。《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最后两句是：“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颐和园是暂住之地，这是十分明确的。但柳亚子却大有在此安居之意。如果说这两句还不足以说明想要长住下去，那《叠韵寄呈毛主席一首》的最后两句，却把这意思表达得很充分了：“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
怎样解释这两句，也存在着争议。一种解释是：柳亚子要求毛泽东把颐和园送给他。从字面上看，这种解释是很自然的。所谓“长属我”，当然就是“从此属于我”的意思。把这两句诗翻译成白话，那就是：“如果这颐和园从此属于我，我就不想归隐吴江了。”如果柳亚子真有此意，那就不仅是就坡下驴，同时又在顺竿上爬了。——这大概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但柳亚子的一些亲友却不同意这种解释。柳无忌、柳无非、柳无垢三人共撰的《我们的父亲柳亚子》一书中就说：柳亚子这样写仅只“表示他有定居北京之意。文化大革命时听说有人用以上诗句批评我父亲，说他向毛主席‘索取’颐和园，可谓奇谈、趣闻。”＇4＇说柳亚子这些诗句的意思仅仅表示要定居北京，是不能服人的。也许柳亚子的确没有独占颐和园之心，但长住此园之意，却是肯定有的。
即便柳亚子想要独占一座颐和园，也决非不可思议的“奇谈、趣闻”。下面我们将看到，比起柳亚子的其他一些奇思妙想，一座颐和园，真不过小菜一碟。
“诗人毕竟是英雄”
柳亚子生于1887年，长郭沫若5岁，长毛泽东6岁。从少年时期起，柳亚子就有着强烈的反清思想，并积极投身于反清的宣传活动。1903年，在上海参加由章太炎、蔡元培领导的“爱国学社”；1906年加入“同盟会”，后又加入“光复会”；1909年，与高天梅、陈去病等共同创立了“南社”；1924年，加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1925年，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务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也算是一省的政要。柳亚子是国民党内强硬的左派，在国共相争中，总是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
虽是一介文弱书生，但柳亚子却自少年时代起，就有着异常强烈的“英雄情结”。在柳亚子诗中，“英雄”二字，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金石家曹立庵在回忆柳亚子时，说起过这样一件事：
亚子先生对共党人充满了信任和热爱，而对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则深恶痛绝。记得是在1945年秋的一天，亚子先生和郭沫若同志带我一同上街溜达，走到重庆一座著名的酒楼前，只见出入酒楼的，都是些达官权贵。亚子先生十分气愤，有意拉我们坐在酒楼对面一处卖牛尾汤的小摊前喝黄酒。当时，亚子先生和郭老早已是海内知名诗人和社会贤达，他们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对那些达官权贵的无声嘲弄和谴责。亚子先生数十年攻诗，出口成章。那天，当他边喝黄酒边抨击时政，并颇为自己敢于同那些丑类斗争而感到自豪时，不觉脱口吟道：“才子居然能革命！”郭老对亚子的道德文章历来推崇，赞应曰：“诗人毕竟是英雄！”我在一旁，深为两位长者的斗争精神所鼓舞，许诺说，我要为这副“联句”治枚印章，明天交卷。第二天上午，柳、郭二老便来我处看印章。走前，亚子先生书赠我一首诗，郭老为我作了一幅指画。此后，这枚“联句”印章便常见于亚子先生的手书诗文条幅。如1945年冬，他书赠给本村的诗条幅首端，就盖有这枚“联句”印章＇5＇。
“诗人毕竟是英雄”虽出自郭沫若之口，但却极为柳亚子所欣赏，不但常钤于手书条幅，还数次用于自己的诗中。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柳亚子一向是以“英雄”自命的文人小说下载。郭沫若脱口而出的“诗人毕竟是英雄”之所以令柳亚子喜爱不已，还因为它与柳亚子家传的另一句恰成对照。柳亚子曾写过《“英雄末路作诗人”两首》，诗前有序云：“余家旧藏石印，文曰：‘英雄末路作诗人’，盖乡前辈杨龙石先生为高祖粥粥翁所治也。”原来，柳亚子高祖就有怀才不遇的牢骚。这两首诗的第二首，是以这样两句开头：“英雄末路作诗人，青兕前生旧姓辛。”“青兕”是辛弃疾的别号，也是柳亚子的笔名。这分明在表示，即便不能在安邦治国上建功立业，最终只能以作诗遣怀，那也是时运不济，而自己终究是如辛弃疾一般可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英豪。不过，对这种“英雄末路”的“认命”，在柳亚子那里只是偶尔出现的。更多的时候，他愿意相信自己在叱咤风云、降龙伏虎。“诗人毕竟是英雄”这句话之所以令他如此喜爱，就因为说出的是他的心声。抗战期间，郭沫若曾把柳亚子比作屈原，而柳亚子却并不认可：“‘亚子先生今屈原’，鼎堂此论我衔冤。匡时自具回天手，忍作怀沙抱石看。”（《苏联费德林博士乞诗，奉赠两绝，十月二十八日作》）柳亚子认为把他比作怀沙抱石、自沉汩罗的屈原，是辱没了他。他觉得冤枉、他感到委屈。他认为自己在拔山盖世；他认为自己在匡时济世；他认为自己在回天救世。
自认为力能回天的柳亚子，以“英雄”自命的柳亚子，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可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狂。读柳亚子诗文，最大的感受就是狂气冲天。例如柳亚子曾这样评说自己的诗：“我的诗，当然不敢妄自菲薄，并且自以为是‘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陈龙川的两句话，是可以当之而无愧的。”＇6＇尽管中国的柳亚子与德国的尼采风马牛不相及，但柳亚子在诗文上的这样一种自负和狂傲，还是让我想到了尼采。这样评价自己的诗文，也许真只有尼采可与之相比。
但尼采的狂仅仅表现在对自我文章的评价上，而柳亚子则在政治层面上也狂气逼人，认为自己是时代最前驱，认为在安邦治国上，也具有“推倒一世豪杰”的才华，这就令尼采相形见绌了。“若论时代前驱者，亚子先生第一人。”（《改邓煜诗两首》）不仅在写诗上是第一，在政治思想、政治行为上，也是“第一”的。1940年，柳亚子写过一首《纪梦》诗。诗前有序曰：“廿九年六月廿七夜梦在莫斯科谒斯达林同志，劝其乘德英龙战之际，先定远东。其策以飞机千架，毁灭东京，并遣红军百万，突破东四省，代中国收复失地，则中苏邦交自然巩固矣。国际局势自有其中心政策，友邦领袖老谋深算，成竹在胸，岂外人所宜越俎代谋？存此聊纪书生之狂呓尔。”居然梦见自己到了莫斯科，游说斯大林、告诫斯大林、教诲斯大林，也真可谓狂人自有狂梦。俗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柳亚子能做出这样气吞山河的梦，也足见其平时内心的狂态。实际上，柳亚子是真的这样想过。他后来回忆写这首诗的背景时说：“这时候，实际上还远在德苏开战以前，我很想自己去莫斯科一次，亲谒斯大林元帅，凭三寸不烂之舌，扮一出哭秦庭申仓胥呢。”＇7＇这也可谓狂人自有狂想。值得一说的是，柳亚子是自知其狂，并且也常常自知其谬的。但这种“自知之明”却又并不足以阻拦他那些气冲霄汉的狂语。读柳亚子诗，你会觉得他时时有一种说豪语、放狂话的冲动。这回，梦醒之后，他虽也感到了自己的滑稽，但仍要写下这样的诗：“轰炸千机毁帝京，红军百万定辽宁。男儿愧负仪秦舌，寰宇何年见太平。”他自以为有张仪、苏秦之才，为不能真的去面谏斯大林而遗憾，且大有“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之叹。
柳亚子在1949年3月到北平，此后的一段时间，几次自称“狂奴”。“狂奴故态今犹昔，国策方针定岂摇”（《三月二十一日夜听罗迈部长报告时事问题有作，君即渝沪时代之李维汉也》）；“狂奴肝胆吾轻剖，琐事眠餐汝总成”（《赠邓子平》）；“自笑狂奴藐馀子，天生名德护微功”（《叠韵和徐冰两首》）。“狂奴故态”云云，也是典出严光。严光与光武帝刘秀本是同学，他敢于对当了皇帝的刘秀不敬，被刘秀称作“狂奴故态”。而严光之所以能做到并不因为刘秀当了皇帝而改变对他的态度，是因为他决不想在刘秀一朝走上仕途，甚至刘秀再三邀请，也不改初衷。这可谓是“无欲则狂”。而柳亚子却对从政无比热心，却对官位有很高的期待，所以以严光自况，其实是拟于不伦。既想仕途得意，又不改“狂奴故态”，就只能走向“末路”了。
“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
柳亚子的狂态，当然在与毛泽东的应对中，表现得最醒目。
柳亚子与毛泽东于1926年四五月间，相识于广州。其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柳亚子以中央监察委员之身份出席大会。在这期间，他对蒋介石的反感达到极点。在与共产党人恽代英会面时，他力劝共产党采用暗杀手段，除掉蒋介石。恽代英不同意这种做法，理由是：“北伐大业未成，我们还需要留着他打仗呢！”＇8＇其时，毛泽东是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柳亚子与毛泽东在珠江畔一座茶楼相见。虽与毛泽东是初相识，柳亚子也向他同样提出了刺蒋的建议。毛泽东的回答与恽代英如出一辙。＇9＇可见，借助蒋介石之手，清除军阀势力，是其时中共中央的一种决策。1947年，郭沫若提出民主党派要当共产党的“尾巴”。柳亚子写了一篇题为《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的长文，表示不同意郭沫若提出的“尾巴主义”。在这篇文章中，他对1926年的刺蒋谋略十分自傲：
……对于尾巴主义，我还有保留。我是四十年来无条件亲苏亲共的人，对苏是另一问题，现在不谈。对于中共呢？做他的朋友，我举双手赞成，但要我做他的尾巴，我是不来的。老实讲，我是中国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何况其他？举一个例吧：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那一年五月，我到了广州……去看亡友恽代英烈士，陈说了一番奇谋秘计，代英笑而不答，最后追问他，他说：“你的计划，我们不能赞同。人家叫我们共产党是过激党，我看，你老兄倒是‘过过激’，因为你比我们还要激烈呢！”我听了他这样油腔滑调的话，很不高兴……要是当时听了我小区区的话，‘日中必慧，操刀必割’，又何致于弄成十年内战，十年抗战的局面呢？当然，当时中共的领袖导者是亡友陈仲甫，他应该负错误的责任，不能把它写在毛先生的帐上。然而，‘缚虎容易放虎难’，连秦桧的老婆都懂得的事情，而毛先生却不懂，那末，西安事变，养痈贻患的，又是哪一位呢？毛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我并非存心攻击他，‘人非圣人，谁能无过？’，他只是太忠厚一点罢了。但，举此两例来证明，可见中共也并非天神天将，至少有些地方，不见得比小区区高明吧？所以，郭先生的尾巴论，老实讲，我是不赞成的。＇10＇
从柳亚子此番呓语般的言论，我们庶几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
一、柳亚子的政治眼光非但不是什么“第一流”，甚至根本就不入流。他据以证明自己比毛泽东和共产党还要高明的，是共产党有过两次可杀蒋介石之机而未杀。广州那次共产党方面未采纳他的建议，尤其令他耿耿于怀。其实，在1926年的广州，要共产党以暗杀蒋介石的方式来“搞定”大局，无异于天方夜谭。对此，恽代英们除了“油腔滑调”，还能说什么呢？而把“西安事变”终于未杀蒋介石归咎于毛泽东的“忠厚”，那就真是“一部廿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了。柳亚子非但没有自知之明，也没有知人之智的。至少在政治上，柳亚子终其一生都有着一种孩童式思维。
二、柳亚子之所以不甘于做中共的“尾巴”，并非因为有什么不同的政治信念和政治准则，而是觉得自己的政治才能并不逊于中共方面的任何人。连“毛先生”都未必比自己高明，连“毛先生”都有眼光远不如自己的时候，其他人就更不足论了。既如此，要他当共产党的“尾巴”，岂能甘心？不甘于像郭沫若那样当“尾巴”，是柳亚子后来不能如郭那般春风得意而只能牢骚满腹的一种原因；而不甘于当“尾巴”，并非因为别有怀抱，而仅仅因为目无余子的“狂”，又是他后来终究还受到相当礼遇的原因。
但《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也的确有些“过分”了，突破了某种“界限”。不知道柳亚子写此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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