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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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性的全国性组织，和全国各省市的救亡组织都有联系，也有不少地区派代表常驻上海参加。”＇14＇

关于“救国会”，大家熟知的是所谓“七君子”之狱，即国民党政府逮捕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一事。其实此事的直接起因，是“救国会”以发“米票”的方式发动工人罢工。胡子婴（章乃器之妻）在《回忆‘一二·九’到‘七·七’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5＇一文中说，1936年11月，上海七家日商纱厂工人在“救国会”策动下实行罢工。11月12日，“救国会”召开纪念孙中山诞辰大会，特意安排一名日商纱厂的女工在大会上发言。“她说：‘阿拉工人被日本人当作猪狗，不当人！我们生活太苦了！我们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现在已罢工一个多星期，要求各界人士支援！’……那位女工讲话后，台下群情沸腾，当场有人捐款，并由救国会和男女青年会等团体很快成立了‘支援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后援会’（实际工作由救国会担任）。救国会成员、太平保险公司经理杨经才，立即印捐款薄，印好后迅速发给大家。所得捐款，由救国会换成米票，通过工人组织发给罢工工人。每张米票可以向米店领米一斗。工人得到米票，生活能维持下去，罢工也就能坚持下来了。”这样，“以此为导火线，引起国民党以‘支持工人罢工，扰乱社会治安，危害民国’为罪名，逮捕了各界救国会群众领袖沈钧儒”等七人。

三

“救国会”以各种手段的“逼”，自然令蒋介石政府焦头烂额、难以应付。他们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向各界人士表达抗日的决心、做出必定抗日的保证。首当其“逼”的，是上海市市长吴铁城。面对被发动起来的群众，吴铁城唇焦舌敝，但却毫无作用。1935年12月21日，也就是在寒夜中被学生“包围了两天一夜”时，吴铁城在《申报》上发表了《告全市学生书》，其中说：“铁城爱国，未敢后人。惟是历年救国运动，有一无可讳言之弱点，即在以表面误认为实际，以手段误认为目的。以致舍本逐末，妄用心力，成事不足，偾事堪虞，此实历年民族解放运动所以失败之症结。而中国民气之所以外强中干，未能为对外之助，甚至反为少数别怀不良动机之分子所利用者，此实厉阶。”＇16＇1936年6月5日，吴铁城在上海大中学校校长茶话会上讲话时指出：“救国乃是一个军事行动。现在政府在那里苦心孤诣的准备，军事秘密和外交秘密事实上有不能向大家公布的苦衷，我们应该诚心的相信政府服从政府，使他能以全力对外，如果我们不相信政府，使得政府又要分心来‘安内’，这是很不好的。”＇17＇章乃器在《我和救国会》＇18＇一文中，回忆曾与陈诚就蒋介石是否会抗日发生辩论，最后，陈诚“发急了，赌咒发誓地对我说：‘乃器，我们将来总还是要见面的。假如蒋先生终于不抗日，你拿刀来砍我的头好了。”（不但吴铁城、陈诚这些人出面说明蒋介石终必抗日，蒋介石本人也亲自出面，表明抗日决心。1935年12月24日的《申报》，曾登出一则题为《蒋电以爱国青年之心为心》的报道，其中说：“复旦大学学生三百余人，自昨午至北站拟乘车晋京请愿，经当局一再劝阻无效，直至今晨零时一刻，仍留车不去，蒋院长得吴市长电报，特由京来电，致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嘱代劝慰各学生返校。李校长接电后，即将偕同秘书长金通尹及注册处主任章益，并会同本市党政警当局，持蒋院长电文，面向各生解释，嘱即返校。兹将蒋院长电文录如次：上海北站两路管理局转复旦大学李校长转诸位同学鉴：顷接吴市长电，藉悉诸君爱国表示出自至诚，中正深为感动。君等意见，中正亦可接纳。切盼迅即返校，以释忧念。国难诚极严重，然中正必以爱国青年之心为心，负责匡救，以慰诸君。”＇19＇

吴铁城也好，陈诚也好，蒋介石也好，其实都不可能说服联合起来的大众。大众可以用语言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可以用语言把他们拧成一股绳，但却无法仅用语言解散他们，让他们从大街上、从广场上、从车站上，退回各自的家里。倒海翻江般的群众性“救国运动”，愈演愈烈，直至“逼蒋联共”成功，方消停下来。

现在该说到鲁迅了。面对上海滩上名目繁多的“救国会”，面对上海滩上此起彼伏的游行、集会、请愿、示威，面对上海滩上声高入云的口号、宣言、歌曲，鲁迅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呢？——他采取了冷眼旁观的态度。在上海期间，鲁迅曾加入“左联”，但与“左联”的领导人周扬们一直相处不好。后来，干脆与“左联”没什么关系。夏衍回忆道：“自从（瞿）秋白、（冯）雪峰离开上海后，‘左联’和鲁迅之间失去了经常的联系，……加上田汉在三四年秋向鲁迅提到过胡风问题，引起了鲁迅的反感，加深了相互之间的隔阂。鲁迅对‘左联’不满，当时在文化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20＇鲁迅与“左联”的关系，与其说是与一种组织的关系，毋宁说是与这组织中一些他所喜爱、欣赏的人的关系。瞿秋白是鲁迅十分喜爱欣赏的，冯雪峰也与鲁迅颇为投机。瞿、冯本来在“左联”中就具有全面领导的身份，这使得鲁迅与他们个人的交往，客观上也就成了与“左联”这个组织的交往。当瞿、冯离开上海后，鲁迅与作为一种组织的“左联”实际上就没有了关系。他尽管还与胡风、萧军等几个人有来往，但由于胡风、萧军等人在“左联”中并不具有全面领导的身份，鲁迅与他们的来往，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像是一种纯粹的个人关系。

1935年底，周扬们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八一宣言》精神的影响下，决定解散“左联”，成立所谓“作家协会”（后改名“中国文艺家协会”）。这个协会于1936年6月7日成立。实际上，也仅仅只开过一个宣告成立的会议，并无实质性工作。因为，其时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都投身到“救国会”的工作中去了。王翰在《“一二·九”运动后上海地下党工作路线的转变》一文中，有这样的说法：“一九三五年夏，周扬把文委下属各个组织的负责人找到一起开会，会上成立了新的文委，大家选周扬当文委书记，重新开展活动。”“文委提出解散文总和各个‘联’，建立更广泛的群众性组织，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当然是正确的。文委筹建救国会是有成绩的。鲁迅对解散左联一事指责周扬，这种指责是不对的。一则从全局看，为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政府和红军都改名了，那么，为了适应转变，左联等组织改变名称更无可非议了；二则当时党的力量有限，要另配一套干部做救国会工作是不可能的。”王翰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显然认为鲁迅也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和工作策略的变化，他似乎忘了鲁迅并不是共产党的一员。“左联”解散后，鲁迅便拒绝参加任何组织。周扬们张罗“作家协会”，也极力想拉鲁迅入伙，但被鲁迅坚决拒绝了。对此，胡风有这样的回忆：

时间记不确切了，王尧山（引按：其时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告诉我，有一位党的负责人想和鲁迅见面谈一次话。我不好问是怎样的负责人，要谈什么，只简单地把这个意思告诉了鲁迅。鲁迅同意了。照约定的晚上，我引鲁迅摸黑上到王尧山夫妇住的三层楼小阁楼，那位负责人已经来了。谈话的内容只记得一点。那位负责人说：“我们有现代武器，何必用原始武器呢？”鲁迅不假思索地说：“要看这现代武器是掌握在什么人手里。”那位负责人当即放低了声音，转到别的话题上去了。我体会他的意思是，鲁迅独立的创作和思想斗争是原始武器，如果把他的工作归纳到组织领导和组织运用里面，那就成为现代武器了。……谈话这就样结束了。解放初，王尧山夫人赵先告诉我，那位同志也回到了上海，在某单位负责工作，名邓洁。＇21＇

这位代表做鲁迅的“思想工作”、试图说服鲁迅加入新的组织的邓洁，是其时中共江苏省临时委员会的书记。从鲁迅这时期的一些文章和书信中，可多少知道一点鲁迅对其时上海滩上“救国运动”的看法，也可知因为鲁迅不愿加入上海滩上的新组织，而与新组织闹得颇不愉快。

1935年12月20日，上海大中学校学生游行，包围市长吴铁城“两天一夜”。21日《申报》在“本市新闻”栏中，刊出学生跪在市政府前请愿的照片。当天夜里，鲁迅致信台静农时说：

……北平学生游行，所遭与前数次无异，闻之惨然，此照例之饰终大典耳。上海学生，则长跪于府前，此真教育之效，可羞甚于陨亡。

鲁迅同情北平学生的遭遇，对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之愤慨也溢于言表，但对上海学生以长跪不起的方式在市府前请愿，鲁迅却感到了羞耻。被发动起来的民众对蒋的“逼”，是不惜一切手段的，示威、罢工是“逼”的手段，下跪也是“逼”的手段。而鲁迅对此种“不择手段”的策略，显然是不能认同的。“可羞甚于陨亡”云云，当然是愤激之辞，但也可看出鲁迅与上海滩上的“救国运动”之间，有着怎样的距离。

“左联”与苏汶、林语堂之间曾有论战，是文学上的对手。但“左联”一散，原“左联”人士也就与原来的论敌在文学上无条件握手言欢了。1936年1月，原“左联”人士、中共党员周立波和何家槐在刊物上发表文章，称颂苏汶和林语堂。鲁迅在1月17日致茅盾信中说：

闻最近《读书生活》上有立波大作，言苏汶先生与语堂先生皆态度甚好云。《时事新报》一月一日之《青光》上，有何家槐作，亦大拉拢语堂。似这边有一部分人，颇有一种新的梦想。

鲁迅对这种眨眼之间论敌变为亲密无间的战友、一觉醒来张开双臂拥抱昨日仇人的做法，是不能完全接受的。在周扬们看来，这是一种灵活的战略；但在鲁迅看来，这战略有些像变戏法。实际上，周扬们和鲁迅，心中的目标一开始就是截然不同的。周扬们是把文学作为夺取政权的手段之一，而鲁迅则是要运用文学的方式启蒙。对于周扬们来说，文学上的是非要服从政治上的是非，战略虽然改变了，目标却并未变。而对鲁迅来说，抗日是抗日，启蒙是启蒙，结成抗日的统一战线是必须的，但一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就彻底放弃启蒙，这是无法认可的。明白了鲁迅反感于何家槐对林语堂的“拉拢”，就明白了鲁迅为何拒绝何家槐的“拉拢”。何家槐是所谓“作家协会”的发起人之一。他当然会热情地邀请鲁迅加入。1936年4月24日，鲁迅致信何家槐：

我曾经加入过集团（引按：指“左联”），虽然现在竟不知道这集团是否还在，也不能看见最末的《文学生活》。但自觉于公事并无益处。这回范围更大，事业也更大，实在更非我的能力所及。签名不难，但挂名却无聊之至，所以我决定不加入。

鲁迅在这时期写的《半夏小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里，有这样一段：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这番话，显然是针对“救国会”的宣传、口号而说的，也是对彻底放弃启蒙的忧虑。

拒绝加入新的组织，在周扬们看来，就是破坏统一战线，罪大恶极，可全民共讨之。从鲁迅的一些信中看，他因此而颇受侮蔑与攻击。1936年2月29日致曹靖华信中说：

文人学士之种种会，亦无生气，要名声，又怕迫压，那能做出事来。我不加入任何一种，似有人说我破坏统一，亦随其便。

这里说得分明，是不加入“任何一种”。1936年4月23日致曹靖华信中又说：

这里在弄作家协会，先前的友和敌，都站在同一阵图里了，内幕如何，不得而知，……我鉴于往日之给我的伤，拟不加入，但此必将又成一大罪状，听之而已。

不愿意加入“中国文艺家协会”，也就是不愿意加入“救国会”。所谓“作家协会”，本就是所谓“救国会”之一部分。周天度在《救国会史略》中说：“上海是全国救亡运动的中心，全救会成立后，救国运动力量有进一步发展。1936年6月7日，茅盾、傅东华、夏硏尊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入会者百余人，发表宣言，声称：它是‘全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环’，‘坚决拥护民族救国阵线的最低限度的基本要求，团结一致抵抗侵略，停止内战，言论出版自由，民众组织、救国团体的自由！’”鲁迅拒绝加入这文艺家协会，也就是拒绝加入那“救国会”。

然而，周天度、孙彩霞合著的《沈钧儒传》却说：“沈钧儒在上海组织救国会，开展救国运动，鉴于斗争形式和国民党对鲁迅的注意，鲁迅没有参加救国会，但他对沈钧儒和救国会是支持的，而沈等救国会的领导人，出于对鲁迅安全的考虑，也有意不让他参加。”＇22＇

这是众多关于鲁迅的胡说之一。

四

不加入“任何一种”团体，当然不意味着鲁迅对救亡不热心。他以自己的方式从事着救亡的工作。1936年9月27日的《申报·儿童专刊》上，刊出了题为《小学生应有的认识》的文章，文章中说：“倘若以个人的私愤，而杀害外侨，这比较杀害自国人民，罪加一等。”鲁迅阅此，愤怒异常，立即写了《“立此存照”（七）》（《且介绍亭杂文末编·附集》），强调：“不要把自国人民的生命价值，估计得只值外侨的一半，以至于‘罪加一等’。主杀奴无罪，奴杀主重办的刑律，自从民国以来（呜呼，二十五年了！）不是早经废止了么？”“大朋友，我们既然生着人头，努力来说人话罢！”在随稿附寄的致编辑黎烈文信中，则说：“我仍间或发热，但报总不能不看，一看，则昏话之多，令人发指。例如此次《儿童专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