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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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统一之局，成之甚难，而毁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余年，始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坏，恐世界大势断不容我再有统一之机会。同人等认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

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

这些教授们，不但公开发表宣言，在课堂上也对张学良严加斥责。闻一多平时上课从不跑野马，但西安事变后几天，在一次“毛诗”课上，却离开“毛诗”而大谈国事，声色俱厉。张春风在《闻一多先生二三事》中说，这天闻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讲台，横眉怒目地扫视全堂后，厉声问道：“国家是谁的？是你们自己的么？”又如对着仇人控诉一般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我要严厉责备那些叛徒，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中国，假使对首领有个好歹，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中国也要退回到民国二十年前大混乱的局面，你们知道么？”并厉声责问台下学生：“谁敢起来告诉我，你们做的对么？你们这种捣乱，不是害了中国么？你们可以站起来说！”停了许久，闻一多又说道：“今天我可说话了，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今天我可说话了！”＇11＇

事变发生在西安，闻一多为何在清华的课堂上对着学生喝问呢？朱自清1936年12月14日的日记，多少能回答这个问题：“一些激进学生对其同志发出通知，称彼等应努力促进华北大同盟。彼等制造谣言，称华清池有五万人请愿，要求对日宣战，而约四十人被蒋的卫士开枪打死，因此张学良的行动是正当的。多么肮脏的骗局。”＇12＇韦君宜在《他走给我看了做人的路——忆蒋南翔》一文中的一段话，也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双十二’西安事变那一次，蒋介石突然被扣。我们这些左派学生欣喜若狂，大家大喊大叫，要求公审、枪毙蒋介石，党内负责干部黄敬他们也是如此。只有蒋南翔说不要这样提，群众不会同意。而12月14日也据说传来了中央的消息，说要公审。彭真同志赶到北平，说等一等，等中央的正式传达。第二天，正式消息来了，周恩来同志飞往西安，提出和平解决的口号。左派学生内部的争论也解决了。如果当时学生上街游行并喊杀掉蒋介石，这个弯岂不很难转？蒋南翔能提出这个意见，实在非常卓越。后来我问过他：‘你当时怎么会看那么远的？’他说：“我也不是看得远，是那时在校车上听同学们议论纷纷，其中大部分人说，如果这下杀了蒋介石，可天下大乱了。我感到我们那杀蒋的口号不符合群众的要求，才提出来的。”＇13＇韦君宜们虽然因为蒋南翔的冷静而没有冲上街头高喊“杀蒋”口号，但却在校园内“大喊大叫”着。

不仅仅清华教授对事变持如此态度，其他大学也一样。北大教授胡适事变后立即致电张学良：“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毁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14＇接着，又写了《张学良的叛国》一文，于12月20日《大公报》津沪同载。文章痛斥张学良“背叛国家”、“破坏统一”、“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

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广大民众也惟恐事态恶化。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是夜，南京城鞭炮声通宵达旦，市民们以此表达庆贺之意。这鞭炮声令在老虎桥监狱的陈独秀恍然大悟：原来他还是很有“群众基础”的＇15＇。

2006年10月29日

＇1＇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2月版，第278—279页。

＇2＇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三联书店2001年8月版，第168页。

＇3＇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479页。

＇4＇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三联书店2001年8月版，第187—188页。

＇5＇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三联书店2001年8月版，第188页。

＇6＇苏云峰：《从清华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三联书店2001年8月版，第191页。

＇7＇韦君宜：《敬悼冯友兰先生》，《回应韦君宜》，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

＇8＇韦君宜：《“二·二九”那一天》，《回应韦君宜》，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

＇9＇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三联书店2001年8月版，第195页。

＇10＇姜建、吴为公编：《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167页。

＇11＇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492页。

＇12＇见姜建、吴为公编：《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167页。

＇13＇韦君宜：《他走给我看了做人的路——忆蒋南翔》，《回应韦君宜》，大众文艺出版2001年3月版。

＇14＇曹伯言、季维龙编著：《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513页。

＇15＇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相互哺育

“五四”新文学起源于蔡元培长校后的北京大学。从北京大学的《新青年》，流出了胡适的新诗，流出了鲁迅的白话小说，流出了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人的理论文章。新文学最初的一批作者，大都是北京大学的师生；新文学最初的那些作品，大都发表于北京大学的《新青年》和《新潮》两种刊物。继北京大学之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师生，也成为新文学创作的生力军。可以说，在左翼文学兴起前的十来年里，中国现代文学是以中国现代大学为依托的。二十年代末期，左翼文学和“海派小说”兴起，新文学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以北京为中心、以自由主义为基本特征的新文学，仍然是以北大、清华、燕京等几所大学为根据地，而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学和“海派小说”则开始与大学相分离。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里，有所谓“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之分，而这时期“京派文学”的作者，基本是北方一些大学的师生。抗战爆发，新文学从外在的格局到内在的精神都发生巨变。全面抗战开始后，文学进一步与大学分离，但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仍然活跃着一批热衷于新文学创作的师生。

中国新文学起源于大学。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间，新文学与现代大学的关系虽然并非一成不变，虽然在总体上新文学逐渐与大学相脱离，但毕竟在各个时期新文学与大学之间都有着某种程度的关系。1949年后，新文学进入了所谓“当代”，与大学的关系也基本断绝。一方面是大学的教师或学生，另一方面又是活跃于文坛的文学创作者，这样一种身份合一、一身二任的现象，进入“当代”后基本绝迹。到了20世纪90年代，文学与大学之间又开始发生关系，一批本在大学之外从事文学创作、身份本是“作家”的人，成了大学的教授或兼职教授，成了大学里的“硕导”或“博导”，甚至被聘为大学的文学院长。贾平凹、王蒙、王安忆、莫言、余华等人如今就或在一家或多家大学当“兼职教授”、“带”研究生，或干脆双脚踏进大学成了专职的教授、“硕导”、“博导”。表面看来，这是在恢复新文学的一种传统。但实际上，今天的这种状况，与1949年以前仅仅只有表面的相似，骨子里不可同日而语。

重建文学与大学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要重建文学与大学的关系，就要弄明白在1949年以前文学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一回事。

一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1月11日，即以学校名义致函北京政府教育部，要求批准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13日，教育部复函北京大学，批准陈独秀为文科学长。1月15日，陈独秀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按照与蔡元培的约定，《新青年》也随陈独秀进入北大。在1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五号上，已经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出版，这是《新青年》进入北大后出版的第一期。在这一期上，陈独秀发表了响应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文学革命论》。文学革命的号角于是吹响。陈独秀在答应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同时，向蔡元培推荐了尚在美国的胡适。1917年7月，胡适应蔡元培之邀回国，9月就任北京大学教授。这时，胡适后来收入《尝试集》中的一些新诗也开始陆续在《新青年》上发表。在1918年4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上，胡适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1月，《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成立编委会，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六人轮流主持。周作人也于1917年9月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在1918年12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上，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鲁迅虽迟至1920年8月才被聘为北京大学讲师，但在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鲁迅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几年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大量作品。这期间，被蔡元培聘入北大的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等，也是《新青年》的重要作者。如果把蔡元培主持的北大比作一座山，那《新青年》就是这山上的一孔清泉，从这里流出了新的文学思想、新的诗歌、新的小说、新的散文；从这里出发，新文学流成了一条大河。香港学人陈万雄在其专著《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中说道：“陈独秀之往掌北大文科，促使了北大原有革新力量成为《新青年》作者，这一刊一校革新力量的结合，倡导新文化运动才形成了一个集团性的力量。”＇1＇

论及新文学初期的情形，还不能不说到北大学生创办的《新潮》月刊。1918年秋，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成立“新潮社”，在陈独秀等人的支持下，创办了刊物《新潮》。《新潮》与《新青年》相辅而行、相得益彰，为新文学的站稳脚跟和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猝然辞世，罗家伦在1950年12月31日出版的台北《中央日报》上，发表《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一文以示哀悼，其中说：“一九一八年，孟真和我还有好几位同学抱着一股热忱，要为文学革命而奋斗。于是继《新青年》而起组织新潮社，编印《新潮》月刊，这是在这个时代中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第二个刊物。我们不但主张，而且实行彻底地以近代人的语言，来表达近代人的思想，所以全部用语体文而不登载文言文。我们主张文学主要的任务，是人生的表现与批评，应当着重从这个方面去使文学美化和深切化，所以我们力持要发扬人的文学，而反对非人的与反人性的文学。……其实我们天天与《新青年》主持者相接触，自然彼此间都有思想的交流和相互的影响。不过，从当时的一般人看来，仿佛《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们的同情更多一点。《新潮》的第一卷第一期，复印到三版，销到一万三千册，以后也常在一万五千册左右，则声势不可谓不浩大。”

论及这一时期大学与文学的关系时，另一群大专院校的学生不能不提，他们是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王统照，还有其时在北京大学旁听并参加了北大“新潮社”的郭绍虞。1917年夏，郑振铎来到北京，考入交通部所属的铁路交通学校。而同年暮春，瞿秋白来到北京，考入外交部所属的俄文专修馆。耿济之与瞿秋白同时考入俄文专修馆，入学后俩人成为同班同学。许地山和瞿世英，其时同是北京汇文大学的学生（1919年，北京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通州协和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王统照则是北京大学学生。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等人恰好都住在东城根一带，又加上共同的兴趣和志趣，很快便聚集在一起。1919年11月，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等人合办的旬刊《新社会》出版。《新社会》主要发表批评社会的文章，但也发表新文学作品。在《新社会》第一号上，郑振铎发表了在当时颇有影响的新诗《我是少年》：

我是少年！我是少年！

我有如炬的眼，

我有思想如泉。

我有牺牲的精神，

我有自由不可捐。

我过不惯偶像似的流年，

我看不惯奴隶的苟安。

我起！我起！

我欲打破一切的威权。

这首诗，表现的是典型的“五四”精神。叶圣陶晚年在为《郑振铎选集》作序时，写道：“振铎兄的这首《我是少年》发表在‘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可以说是当时年轻一代人觉醒的呼声。这道诗曾经有人给配上谱，成为当时青年学生普遍爱唱的一支歌。”＇2＇1920年5月，《新社会》办到第19号时，被北京警察当局查禁。郑振铎、瞿秋白等人又于8月间创办了《人道》月刊，但也出版了一期便因经费无着落而停刊。

这时期，这群青年学生对俄罗斯文学发生了强烈的兴趣。郑振铎在《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中回忆道：“我们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个共同的兴趣就是搞文学。我们特别对俄罗斯文学有了很深的喜爱。秋白、济之是在俄文专修馆读书的。在那个学校里，用的俄文课本就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的作品。济之偶然翻译出一二篇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来，大家都很喜悦它们。”＇3＇瞿秋白、耿济之等直接从俄文阅读俄罗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