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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远去的背影-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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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连对日绝交的能力都没有，又怎能遽尔对日宣战呢？“九·一八事变”的次日，即1931年9月19日，蒋氏在日记中写道：“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见黄仁宇《日记》第92页）在深知眼下没有强起御侮之力的前提下，蒋氏只得对日采取妥协退让的策略，尽量避免过早地把整个国家投入对日作战中去。不过，妥协退让决非无限期的。在1933年1月17日的日记中，蒋氏写道：“非与之一战，对内对外，皆不能解决也。”（见黄仁宇《日记》第96页）可见蒋氏深知，举国抗战的一天必将到来，妥协退让的全部目的，是争取时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把这“国”准备得好一点，争取把一个稍稍像样些的“国”投入到与日对抗中去。在1933年7月14日的日记中，蒋氏把这种缓兵之计说得很明白：“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实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为国家惟一自处之要道乎？”（见黄仁宇《日记》第119页）这种缓兵之计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呢？抗战的亲历者黄仁宇在《日记》中也有所说明：“在抗战展开之前五年内，蒋介石引用德国顾问，将陆军之典范令修订公布；任用俞大维使步兵步器标准化；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之军械弹药自足；空军扩充飞机六百架（虽然实际能对日作战的只有二百二十架）。南京政府又积极在各省督导修建公路，粤汉及浙赣两铁路也在这时期完成。1935年红军开始长征之后，中央军亦因‘追剿’，将力量推广至云南、四川、贵州三省，此后此地区即与陕西同为抗战之大后方。这种种措施构成了对日战争最低度之准备。此外币制改革，法币用纸，白银国有；公布兵役法，开始征兵，才使全面抗战可能。而蒋又令宋子文、孔祥熙、蒋廷黻诸人游说美、英、苏联各国，以争取外交主动。大概愈近1937年7月7日，以上准备愈为明显”。（第118页）明白了这种情形，我们也就读懂了蒋氏1933年6月3日的这则日记：
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见黄仁宇《日记》第100页）
二
蒋介石的妥协退让，当然不是无条件的。如果是无条件的妥协退让，那也就不劳汪精卫1940年再来组织“伪政府”了（其实，即便是汪精卫，也一直在与日方讲条件）。不承认所谓“满州国”，不在割让东北四省的条约上签字，是蒋氏对日妥协退让的底线。换句话说，蒋氏在对日妥协退让时，始终坚守的一条，就是不在法理上损害中华民国的领土主权。这其实也是在为日后的全面抗战预留地步。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之间，发生过两次对日战役。一次是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一次是1933年的“长城抗战”。“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结果，是与日方签订了妥协退让的《淞沪停战协定》；“长城抗战”的结果，是与日方签订了更加激起国内公愤的《塘沽协定》。关于“一·二八淞沪抗战”，过去一直说是第十九路军孤军奋战，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不给十九路军任何援助，也拒绝调江北部队参战。这是我们从小学到大学到研究生阶段，都反复学到的现代史知识。黄仁宇《日记》中则有这样的说法：“至今多数人已了解第十九路军首先在淞沪挺身抗日，却只有少数人知悉2月中旬之后战局扩大，江湾以北迄吴淞战线全由张治中部承当，一周之内八十八师即死伤两千余人，以后战事后移，第四十七师上官云相部亦在嘉定一带参战。至于后方之部署，不致使日军以四万之众挟新胜之余威进军南京，均由蒋策书，更无人道及。”（第92页）——用一句套话来说，在此次“淞沪抗战”中，蒋氏当了一回“无名英雄”。“长城抗战”失败后，蒋氏请已在莫干山隐居六年的义兄黄郛出山，以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长名义北上，与日方接触。交涉结果，与日方签订了《塘沽协定》。在中国大陆，《塘沽协定》可谓臭名昭著，黄郛则更视作亲日的汉奸。黄仁宇在《日记》中则强调：“《塘沽协定》自是使全面抗战延缓四年”（第100页）。
《塘沽协定》只是起了停战之效，当然不可能阻止日方的继续侵略。1935年5月，日方又以中国方面破坏了《塘沽协定》为借口，向中国要求华北的统治权。6月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长官梅津美治郎进行秘密谈判，双方订立了所谓的《何梅协定》。《何梅协定》更加令国人愤怒，何应钦也因此而遗臭至今。其实何应钦非常知道自己将因此而背上骂名，也极不情愿担负与日交涉的使命，只是在蒋介石、汪精卫一再晓以大义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扮演这“民族败类”的角色。《何梅协定》订立后，蒋氏在日记中写道：“呜呼！国势至此，何以为人？凡有血气之伦，黄帝子孙，其何以雪此奇耻？若不图自立，复有何颜立于天地之间？小子志之！”（见黄仁宇《日记》第102页）然而他知道，这还未到“最后关头”，应继续忍耐。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倭寇蛮横，非理可喻，未到最后关头，当忍耐之。”“本日性燥心急，内忧外患相逼而来，若不静敬知命，何以担当未来重任？”（见黄仁宇《日记》第106页）
一个又一个的“协定”，并不能让日方既得陇而不望蜀。蒋氏面临战又不能、和又不成的困境。于是，他想到发表一篇文章，名曰《敌乎？友乎？》，细细分析一下日本侵略中国的利害，让日本人知道，在中国的得陇望蜀，必将祸及自身。文章由有蒋氏“文胆”之称的陈布雷执笔。但蒋氏知道，文章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也不能以陈布雷的名义发表。蒋氏决定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蒋氏能想到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此文，真令人拍案叫绝。有一本大陆出版的《陈布雷传》，以小说笔法写了蒋、陈二人商议此文的情景。当蒋表示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此文时，陈布雷说：“蒋先生，这样处置好，徐道邻，名字也不错，慢慢与邻邦道来嘛。”＇3＇但这实在是传记作者在望文生义，大有损于陈布雷形象。徐道邻是北洋军阀徐树铮的第三个儿子。徐树铮曾留学日本，生前是所谓“亲日派”，与日本政界颇有关系。这是以徐道邻名义发表《敌乎？友乎？》的第一层妙处。“道邻”之名，则典出《孟子》。《孟子》中，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于是孟子有了一番说仁道智的教诲，齐宣王听了很惭愧地说：“寡人有疾，寡人好勇。”（《梁惠王章句下》）徐树铮认为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外交非常重要，便为儿子取名“道邻”＇4＇。对于《敌乎？友乎？》这篇文章来说，从“交邻国有道乎”中衍生出的“道邻”署名，真是再合适不过。这是以徐道邻名义发表此文的第二层妙处。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字道邻，这又可向日方暗示，如果日本把中国逼急了，蒋介石也只能学史可法，破釜沉舟、宁死不屈。这是以徐道邻名义发表此文的第三层妙处。徐道邻如果官阶很高，那文章的官方色彩就太明显，显然不合适。徐道邻如果官阶太低或纯粹是一民间人士，那文章也就没有足够的分量。徐道邻曾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在蒋氏的侍从室任职过，也担任过驻外使节，又曾任铨叙部典试司司长、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这样的经历和官阶，对于这篇文章来说，也真是天造地设。这是以徐道邻名义发表此文的第四层妙处。蒋介石当初未必把这四层妙处都想到了，但我们今天却不能不感叹：徐树铮真为蒋介石准备了一个好名字。
《敌乎？友乎？》着力强调的一个问题是：日本如能在数日之内灭亡整个中国，那当然万事大吉，如果战事要拖上数月甚至数年，那日本无异于自掘坟墓、自套绞索：“中国的武力比不上日本，必将大受牺牲，这是中国人所不容讳言的。但日本的困难，亦即在于此，中国正惟因没有力量，即是其不可轻侮的力量所在。战争开始，在势力相等的国家以决战为战争的终结。但是在兵力绝对不相等的国家，如日本同中国作战，即无所谓正式的决战，非至日本能占尽中国每一方里之土地，彻底消灭中国之时，不能作为战事的终结，两国开战之际，本以占领政治中心为要着。对中国作战，如以武力占领了首都，制不了中国的死命。”这种道理，日本方面当然早就知道。日方不可能做到以“皇军”占领中国的每一寸土地，而只是想在中国扶持一个傀儡政府，通过这中国人自己的政府控制中国。日本方面的如意算盘，是以武力迫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投降，将以蒋氏为首的国民政府改造成傀儡政府，把蒋介石变成“儿皇帝”。后来扶持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政府，只是退而求其次的做法。对日方的此种用心，蒋氏自然也早已洞若观火，授意在文章中强调“非至日本能占尽中国每一方里之土地，彻底消灭中国之时，不能作为战事的终结”，也就是在警告日方：如若发动全面侵华的战争，那日方将无有宁日，日本军队被从中国全部驱逐之时，方是战事终结之日。因为日方“占尽中国每一方里之土地”是不可能的，而只要中国寸土尚存，抵抗就会继续。这更是在向日本方面表明：蒋介石决不甘当“儿皇帝”；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虽然在种种问题上妥协退让，但决不会甘当傀儡政府，决不会率全国人民向日本投降，一定会抵抗到底，日本方面应该尽早断了此念、死了此心。文章《结论》部分更强调：“中国古语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所以打开僵局的责任，毕竟还须日本来承当。总而言之，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地理上、民族的关系上，无论哪一方面来说，其关系应在唇齿辅车以上，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究竟是相互为敌，以同归于尽呢，还是恢复友好，以共负时代的使命呢？这就要看两国，尤其是日本国民与当局有没有直认事实，悬崖勒马的勇气，与廓清障蔽，谋及久远的和平。”
上面提到的那本《陈布雷传》，说：“《敌乎？友乎？》一文发表后，日本军阀不仅不听，反而变本加厉扩张。次年1月27日，蒋介石对日本记者谈话：中国不愿世界有战争，解决中日问题，应以道德与信义为基础。可是日本方面根本不理睬他送过去的秋波，反而在华北不断扰乱，制造事件。”＇5＇这是一种“习惯性瞎说”。在叙述阐释中国现代史时（当然不仅仅在此时），这种“习惯性瞎说”的现象极其严重。《敌乎？友乎？》的发表，还是在日本产生了很大反响的。黄仁宇《日记》中说：“不久对方日本即看清此文最低限度为蒋介石授意所作，于是各刊物翻译转载，一时展开了和平谈判的空气。”而蒋氏在1935年3月1日的日记中则说：“（《敌乎？友乎？》）表明对日外交方针与态度，实为余政治生活中之一大重要事项。国民已有谅解，并多赞成，一月之间外交形势大变，欧美亦受影响，自信所谋不误。”（黄仁宇《日记》第101页）蒋氏策划此文，仍然意在缓兵，仍然是为中国争取时间。而他认为此举是“所谋不误”的“政治生活中之一大重要事项”，则意味着此文之发表，对为国家争取时间起了积极作用。
三
“九·一八”事件后，蒋介石就有这样两种明确的意识：一、中日之间的一场较量不可避免；二、中国目前还远不是日本对手，暂时必须隐忍退让，卧薪尝胆以发展自己。若问蒋氏打算以多长时间做准备，从日记中看，是10年左右。1936年9月26日的日记中，蒋氏写道：“三年之内，倭寇不能灭亡中国，则我何患其强迫，但此时尚不可不隐忍耳。”1936年10月12日，蒋氏观看空军表演轰炸战术后，在日记中写道：“空军成绩渐着（著），以三年之精神与夫人之协助（引按：宋美龄时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而得有今日之成绩。五年之内期赶上倭国空军，则可以保我国家安全矣。”（两则日记均见黄仁宇《日记》第119页）。此时距“九·一八”整五年。蒋氏在为取得的成绩欣喜之同时，希望还有三五年时间供他准备。——尽管很快发生的“西安事变”和“七·七事变”使他的希望成了泡影。
让我们回到鲁迅。其实，“九·一八”之后，在对中国抗战局势的评估上，鲁迅是与蒋介石一样悲观的。“九·一八”之后不久的10月7日，蒋氏在日记中写道：
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见黄仁宇《日记》第90页）
这番话，一方面让我们看到，蒋氏一开始就做好了万不得已时效法史可法的准备，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他对当时民众的精神状态是并不满意的，举国若狂的抗日热情，并不让他感是一种“可恃”之力。而这后一方面，与鲁迅极为相似。“九·一八”之后，鲁迅多次对社会上的“抗日秀”予以嘲讽、抨击。例如，1931年11月20日，鲁迅发表了《宣传与做戏》（见《二心集》）一文，将社会上的种种抗日姿态，称为“做戏”：“离前敌很远的将军，他偏要大打电报，说要‘为国前驱’。连体操班也不愿意上的学生少爷，他偏要穿上军装，说是‘灭此朝食’。”1932年1月20日发表的《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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