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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远去的背影-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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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被清除出局的王凡西，是作为中共的局外人对“革命与流氓”这一问题进行“反思”的。他的“反思”，在毛泽东们看来，一定也表现了一种托派立场，也表达了一种托派观点。在“正作用”与“反作用”的问题上，作为铁杆托派的王凡西与毛泽东们本就有着不同的认识。按照托派的观点，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重视，毛泽东在农村进行的武装斗争，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都是错误的。所以，毛泽东决不能认同王凡西在“革命与流氓”问题上的“反思”。
四
流氓应该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有，但中国的流氓自有“中国特色”，因而，中国的革命与中国的流氓之间，也会表现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关系。
在中国生活过五十年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阿瑟·史密斯）在《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中，专门谈论了中国的“乡村地痞”：
可以说，不充分了解乡村地痞的地位，就不可能完全理解中国人的生活。换句话说，准确了解了中国地痞的特点和作用，就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了中国社会。
如我们所知，地痞是中国的一大特色。这并不是说别的国家就完全没有或不常有独霸一方的人，而只是说中国地痞运用权力的模式是独一无二的。这一模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中国人的民族特性——即渴望和平，不愿卷入争端。我们的祖先曾经野蛮而好战，他们之中也有地痞，但其特点与中国这样平和的民族中产生出来的地痞有着本质的区别。（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13页）
按明恩浦的理解，中国地痞的存在是以其他人的胆小怕事、苟且偷安、能忍则忍为前提的。当然，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地痞往往是最贫穷的人，他们无所失去，因而也就无所畏惧。而良民百姓则往往上有几片瓦、下有几寸土，令他们深为牵挂。中国有一句俗话，叫“赤脚的不怕穿鞋的”，就把流氓地痞与良民百姓的关系说得十分生动和深刻。
1948年，赵树理发表了小说《邪不压正》，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乡村的流氓地痞在“土改”中的活跃，一定程度上让人们意识到乡村政权怎样被流氓地痞所掌握。小说发表后自然招来非议。1950年1月15日，赵树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邪不压正〉》一文，为自己辩护。其中说：
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容易和贫农混淆。在土改初期，忠厚的贫农，早在封建压力之下折了锐气，不经过相当时期鼓励不敢出头；中农鼓励多端，往往要抱一个时期的观望态度。只有流氓毫无顾忌，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哪方面也可以。这种人基本上也是穷人，如果愿意站在大众这方面来反对封建势力，领导方面自然也不应拒绝，但在运动中要加以教育，逐渐克服了他的流氓根性，使他老老实实做个新人，而绝不可在未改造之前任为干部，使其有发挥流氓性的机会。可惜那地方在初期土改中没有认清这一点，致使流氓混入干部和积极分子群中，仍在群众头上抖威风。
前面说，王凡西是托派，他对“革命与流氓”问题的“反思”不会被毛泽东们认可。赵树理不是托派，但他对“土改与流氓”问题的忧思，也没有被主流政治接受。从《邪不压正》开始，赵树理就不断被批判，“文革”中更是在批斗中被打断肋骨、摔断髋骨，最终惨死。——我不知道，仅仅思考过“土改与流氓”问题的赵树理，在“文革”中是否又思考过“文革”与流氓的关系；我也不知道，如果赵树理能在“文革”中熬过来，在“文革”后仍然能够思考，他是否会思考整个这场革命与流氓的关系。
但是，在这方面，值得探究和思考的问题的确很多很多。明恩溥说，准确了解了中国地痞的特点和作用，就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了中国社会。那当然也可以说，准确了解了中国流氓的特点和作用，就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了中国的革命。反过来说就是：不了解中国流氓的特点和作用，就不能充分了解中国的革命。
记不得在哪本书上看到，江湖帮会中的一条“道德准则”是：“自己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帮会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这让我想到我们从小就很熟悉的那句话：“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这句“江湖话语”与我们整个社会数十年间奉为圭臬的话语之间，显然有着亲缘关系。这样的情形应该并非个别。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查一查：长期以来，作为正面的东西出现在各级教科书上的那些话，有多少原本是江湖黑话；长期以来，我们用来表决心、献忠心（甚至献爱心）的那些话，有多少原本是流氓话语。
2007年7月21日
禁欲时代的情色——“红色电影”中的女特务形象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的“红色电影”中，以“反特”为题材的电影占有相当地位，同时也是那时代最受观众欢迎的电影种类。而这类电影之所以受欢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其中往往有那种以女特务身份出现的人物形象。这种女特务，虽然是“反面人物”，虽然导演和演员极力要表现出她们心灵的凶残和肮脏，但广大观众仍然深深被她们所吸引。套用一句俗而又俗的话：女特务是“红色电影”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钢铁战士》于1950年上映，贺高英扮演了其中的国民党女特务，这个女特务一心想以色相引诱被俘的“我军”张排长，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应该是中共建政后出现在银幕上的第一个女特务形象。此后，这类女特务在电影中频繁出现。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英雄虎胆》中的阿兰和李月桂（分别由王晓棠和胡敏英扮演），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永不消失的电波》中的柳尼娜（陆丽珠扮演），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羊城暗哨》中的八姑和梅姨（分别由狄梵和梁明扮演），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曲曼丽（姜曼璞扮演），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寂静的山林》中的李文英（白玫扮演），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虎穴追踪》中的资丽萍（叶琳琅扮演），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铁道卫士》中的王曼丽（叶琳琅扮演），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冰山上的来客》中的假古兰丹姆（谷毓英扮演），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跟踪追击》中的徐英（红冰扮演），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秘密图纸》中的方丽（师伟扮演）……这一系列女特务形象，构成了“红色电影”中一种十分独特的人物画廊。当年的观众中，至今还有一些人对这类女特务一往情深、怀恋不已，提起来便两眼放光，仿佛提到的是自己初恋的情人。
所谓“特务”，本是一个中性词，即“特殊任务”之意。1927年国民党清党、国共处于尖锐敌对状态后，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曾在军委成立“特务工作科”（简称“特科”）。可见，在中共的话语体系里，“特务”最初并不单指“敌方”执行特殊工作的人员，已方负有特殊使命者，也可称“特务”。可是后来，在中共的话语体系里，“特务”变成了一个贬义词，专指“敌方”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至于自己这一面担负同样性质的工作者，则称侦察员。在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电影”中，有“敌方”的特务形象，也有“我方”的侦察员形象。“敌方”的特务往往是女性，以致女特务能组成一种人物画廊。而“我方”的侦察员，则往往是男性。说得更直白些，在这些电影中，“敌方”往往派遣青年女性潜入“我方”执行特务任务，而“我方”潜入“敌方”执行特务任务者，则总是青年男性。其实，不单是电影，在那时期的小说中，情形也是如此。与其说这有现实生活做依据，毋宁说是某种微妙的心理意识使然。不仅五六十年代公开发表出版的作品中，有这种“敌女我男”的模式，“文革”期间属于非法的手抄本小说，也总是严守这一不成文的规范。有人曾指出过这一现象：“从革命者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来讲，无论是革命年代的地下党，还是和平时期的公安侦察员（正方的符号代表），为完成艰巨任务，均可凭借谈恋爱的手段打入敌人心脏（反方的符号代表），但主人翁必须是男的且不能与反方的女特务或罪犯发生实质性的性关系，而反方则往往是用放荡野性的女色勾引男革命家或公安人员，且被诱惑一方都会巧妙躲避或严词拒绝而过美色关，否则，一旦沾染女色，不是变节投敌就是死亡，而女革命家或侦察员绝不能施用美人计这一手段，此症结直到现在所能见到的文字或文学作品中概莫能外。”＇1＇“红色文艺”表现的当然是“红色道德”。在这种“红色道德”的支配下，便出现这种情况：“敌方”可对“我方”大施其美女计，但决不可对“我方”施以美男计；“我方”可对“敌方”施以美男计，但决不可对“敌方”施行美女计。这种“红色道德”显然并不令人陌生。“敌方”对“我方”施行美女计，其结果当然是徒劳，从“敌方”的立场来说，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从“我方”的立场来说，则是不但挫败了“敌方”的阴谋诡计，还多少占了些便宜。“我方”对“敌方”施行美男计，其结果当然是卓有成效的，是以大胜告终的，从“敌方”的立场来说，仍然是双倍的损失，而从“我方”立场来说，则是双倍的收获。
退一步说，即使“我方”对“敌方”施行美男计而未能达到最终的政治或军事目的，也并不是纯粹的失败，至少“我方”美男在与“敌方”美女的周旋中不无收获。——这种“红色道德”显然认为，女性的姿色和身体，是她所从属的阵营的利益之一部分，或者说，是她所从属的阵营的一种特殊利益，这种利益或许比阵地、领土、金钱等更为重要。既如此，在“敌方”女性的姿色和身体上占些便宜，也算是缴获了一种特殊的战利品。既然“我方”女性的姿色和身体，也是“我方”的一种特殊利益，那就决不能拿这种利益去冒险。“我方”对“敌方”施行美女计，即便最终达到了政治和军事上的目的，也不是一种纯粹的胜利，也付出了特殊的代价。——当然这里说的是电影等文艺作品中的情形，真实的情况如何，另当别论。电影等文艺作品中反映的这种“红色道德”，实际上不过是某种陈腐的意识、观念披上了红色的外衣而已。
“红色电影”不仅仅写“敌方”女特务以色相引诱“我方”人员，还往往让女特务对“我方”人员“动真情”，这也是很耐人寻味的。《英雄虎胆》中的阿兰，风情万种、艳压群芳，但却对打入“敌方”内部的“我方”侦察科长曾泰一往情深。《羊城暗哨》中的八姑，仪态万方、妖冶妩媚，但却对打入“敌方”的“我方”侦察员王炼情深意浓。“红色电影”不仅让“敌方”女特务爱上“我方”侦察员，而且往往还要强调她们是在有众多追求者的情况下对“我方”侦察员情有独钟。让女特务对“我方”侦察员“动真情”，当然意在表现“我方”英雄人物的魅力，意在通过女特务的眼光来肯定“我方”英雄人物的价值。然而，深究起来，“红色电影”中的这种“匠心”，这种用意，却是与“红色价值观念”相冲突、相背离的。依据“红色价值观念”，敌人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毫无价值的。只有敌人的恨，能证明“革命者”的价值；“革命者”被敌人恨得越深，便越有价值。女特务是特别危险特别可恶的敌人，那就更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无丝毫价值可言。然而，当电影以女特务的“真情”来证明“革命者”的价值时，却又分明认可了女特务“真情”本身的价值的，因为如果女特务的“真情”本身是毫无价值的，那就非但无法证明“革命者”的价值，相反，对“革命者”只能是一种贬低、一种侮辱、一种否定，只能证明“革命者”的无价值。人们当然可以说，女特务也是“人”，她的“真情”只是一个女性对男性的自然情感，本身是超阶级、非政治的，是与她的阶级属性和政治身份无关的。然而，我们分明记得，“红色价值观念”，是根本不承认有“抽象的人”，根本不承认有超阶级、非政治的“普遍人性”。在这个意义上，借助女特务的“真情”来表现“革命者”的价值，仍然与“红色价值观念”相龃龉。
在“红色电影”中，女特务可以对“我方”人员使出种种引诱手段，甚至大动真情，但“我方”人员在与女特务周旋时，却必须严守分寸。那是一个禁欲的时代，那是一个女性全面男性化的时代。“我方”人员与女特务周旋虽是出于“革命需要”，但也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这危险并不在于“我方”人员是深入虎穴，而在于女特务的美丽迷人，在于女特务作为女性对于男性的性魅力。在禁欲的时代，在禁欲的道德氛围中，女性的美丽娇媚，某种意义上是对“革命者”最大的威胁，是瓦解“革命斗志”、破坏“革命友谊”的最可怕力量。古往今来，女性的美艳，引发过男性之间无量数的拼杀。因为女性而父子兄弟相残、国家民族开战之事，也屡有所见。中国有俗语云：“英雄难过美人关。”可见“美人”对男性事业的危害有多么大。当“英雄”过不了“美人关”而“冲冠一怒为红颜”时，会置集体、党派、国家、民族甚至身家性命等“红颜”之外的一切于不顾。正因为看到了女性的性魅力对“革命事业”的可能危害，中国历代的游民阶层和底层革命者，都把轻女仇女作为一种道德规范，作为检验“革命者”精神、意志的一种标准。而轻女仇女的深层原因，则是对女性的恐惧。这种情形，在中国历代的通俗文艺作品中，往往有典型的表现。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对《三国志平话》、《水浒传》、《三国志演义》等古代通俗文学作品“对待妇女的态度”有专门的论述。“英雄难过美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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