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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远去的背影-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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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中共党内发生的一系列剧变，虽然不能说完全是由顾顺章的被捕叛变导致的，但与顾顺章的被捕叛变无疑有着极重大的关系。对于中共来说，这实在是一次极强烈的地震。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顾顺章的叛变，是震动中共的一件大事。……中共中央乃亦采取残酷手段来泄愤，顾顺章在上海的全家被中共的行动人员暗杀了。”＇8＇有趣的是，1931年12月1日，还从江西瑞金发出了对顾顺章的“通缉令”。这份题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的“通缉令”，由“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通缉令”历数顾顺章的种种“罪行”后，称：“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家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这样的通缉令，在中共党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
但顾顺章还是死于“中统”之手。万亚刚在《特务大师顾顺章》一文中说，顾顺章其人，执行任务时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像毫无感情的机器人。但平时与人相处，却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意与之亲近。20世纪50年代，香港出版的《徐恩曾回忆录》中，也说顾顺章“说话很风趣，处世经验丰富老到，很富人情味，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对人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于亲近。”＇9＇顾顺章叛变后，当然为“中统”立下了大功。“中统”虽然暗中对他严密监控，但表面上是待之如上宾的，有所要求无不满足。但这种好景并不长，1933年春季之前，顾顺章便被“中统”杀掉了。个中原因，《徐恩曾回忆录》是这样解释的：“我所遗憾的是这位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一九三五年春（引按：这时间是错误的），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由于他不安分的本性，我虽尽量优待他，日子一久，他仍感到不耐，要找政治上的出路。在我们这边找不到，又去和共党勾结，向共党提供我内部人事和业务报告。后又发觉他有实行暗杀计划后，逃往江西苏区的准备，我只好对他放弃了。我前后经办和他同等重要的共党分子的自新转变案件，不下十五、六起，顾顺章是惟一的转变后又想回到敌人怀里的一个。”＇10＇按徐恩曾的说法，顾顺章是又与共产党暗通款曲，才被“中统”杀掉的。万亚刚则认为这是国民党特务系统中一桩“应予平反”的“冤假错案”。在《特务大师顾顺章》中，万亚刚说：“到底顾顺章何以致死？有道是‘不遭人忌是庸才’，正因为他不是庸才，而且锋头太健，所以就招来杀身之祸了。”这样说还太简单。顾顺章是“中统”钓到的一条大鱼。通过顾顺章，“中统”捕获众多中共地下党员，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共产党内的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中共地下组织遭受重创，甚至迫使中共中央迁往江西。但顾顺章所知共产党的机密再多，也是有限的。当他叛变之后，这就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几年之后，顾顺章身上的这方面资源便耗尽。而顾顺章又是一个不可能让国民党对其彻底信任、真正放心之人，只要他愿意，他随时可能对国民党造成重大伤害。豢养顾顺章，始终是一件有风险的事，弄不好就成了养虎遗患。对他的监控，当然也是颇费周章的。当顾顺章身上的共党机密这种资源还没有榨尽时，“中统”当然不畏风险、不计代价地豢养他。一旦他身上这种特殊的资源耗尽，徐恩曾们就要考虑风险和成本了。当他们觉得风险和成本大于收益时，便会把他除掉。
1938年11月28日，住在苏联克拉奇克疗养院的瞿秋白遗孀杨之华，以杜宁的笔名写了《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11＇一文。杨之华曾与顾顺章同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对顾顺章比较熟悉。这篇文章介绍了顾顺章的特征、强调了顾顺章叛变的“危害”，文章主旨则是反思这一事件的“教训”。杨之华介绍了顾顺章的这样几种“特点”：一、“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二、“不多说话，他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三、“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四、“生活浪漫”。文章中还说了这样两件事。一是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特科在顾妻室内搜出了“顾顺章亲手写给蒋介石的一封未发出的信”，信中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第三党、取消派从中央到支部的各种组织关系，一概交出。另一件事，是顾顺章“生活的腐化”，“吸鸦片”、“玩妓女”，还“打老婆”。这几件事其实是连在一起的。顾顺章虽然加入了中共，并成为党内要人，但本质上是一个毫无政治信念的流氓。他的加入中共，不过是一种投机、一种赌博。他平日之所以不看文件，是因为他对文件本无兴趣；他开会之所以不发言，是因为他对各种政治问题本无话可说。杨之华认为，从他妻子室内搜出的那封信，说明“他的叛党动机不在被捕之后，而在被捕之前。但此信尚未寄出，料他经过了一个动摇的时期。”而我以为，顾顺章在加入中共的第一天，就做好了一旦被捕即叛变的准备。加入中共不过是一个流氓在赌一把。为“主义”而抛头颅洒热血的想法，一丝一毫也不曾有过，因为他本不知道“主义”为何物。而那封写给蒋介石的信，是给自己留的后路之一，一旦被捕，此信可证明自己早有异心，可得到国民党方面更快更大的信任。杨之华的“反思”之一，是党组织对顾顺章生活的“腐化”和“堕落”没有及时警觉：“然而从他的生活上可以知道，他的叛变不是偶然的。而我们的于他不好的倾向——叛变的预兆，没有加以及时的警惕。”其实，对于顾顺章这样的人来说，生活上的“腐化”和“堕落”，是不可被劝阻、不可被改变的。吸鸦片、玩妓女、灯红酒绿、金迷纸醉，是作为流氓的顾顺章的生活意义所在，他活着就是为了这些；他的投身中共，也不过是为了有一天能最大限度的满足一己私欲。在那时，如果以组织的名义，禁止他吸鸦片、玩妓女，禁止他生活上的“腐化”和“堕落”，他恐怕立即与中共“拜拜”，回到他的帮会中去，回到他的“江湖”上去。当时的有关人士，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没有对顾顺章的个人生活加以干涉，因为他能干、太有用。
杨之华说：“像顾顺章……虽然他在过去执行党的决定很勇敢，但他所以勇敢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就没有加以研究。他没有了解主义和政策，他的一切工作是没有革命意识的内容。上海一般的流氓无产阶级，好勇是实在的，但是他正因为没有革命意识的内容，不能为保护自己的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到底，甚至做了阶级的叛徒。顾顺章便是上海流氓无产阶级的典型。”指出顾顺章的勇敢并非出于政治信念，而是一个流氓和赌徒的血气之勇，无疑是中肯的。杨之华的文章以这样的一段话结束：
对于工人干部的教育工作，非常重要。特别对于有流氓性的工人干部。可以说过去对于顾顺章的教育工作，做得极少，甚至可说没有做。他入党直到出走，没有改变他丝毫的习性，如果我们对于他抓紧政治教育，特别在实际工作的政治教育，我不相信经过长期的党的生活之后不能改变他的性格。这个教训对于党有极大的意义。如果我们好好教育他，不但有可能去改变他，而经过他可以改变在他周围的工人群众，因为在上海像他一类的工人成份——流氓无产阶级成份占有相当的地位。
杨之华在1938年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做出这种反思，应该说是用心良苦的。如果说，对“工人干部”、特别是“有流氓性的工人干部”的教育是一个重大问题，那对“农民干部”，特别是“有流氓性的农民干部”的教育，就更是不可忽视的大问题了，因为后者比前者多得多。但我们知道，杨之华的担忧和提醒并没有引起重视。在此后的各个时期，都是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当作极其重大的事情来抓；都是反复强调工人农民尽管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但灵魂是干净的、道德是高尚的，因而都是知识分子的楷模。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后的头等大事，就是向身边的工人农民看齐，就是让自己全身心地工农化。
铁杆“托派”王凡西则从一个“托派”的角度对顾顺章事件进行了“反思”：“顾顺章……他那时主持着中央的特务。这个人流氓气重极，思想谈不到，虽然工人出身，为人机警异常；但领导革命特工终究不能靠这种人，他后来的叛变与作恶，我认为赏识他与提拔他的人也不能没有责任的。任何革命中不能没有此种人参加，拒绝流氓无产阶级的归附便不能做成群众性的起义，但如何分别他们的正反面作用（认清他们那种远远超过正作用的反作用），马克思和列宁都已经充分教育过我们了。中共的领袖们不接受这个教训，以致在长年的革命工作中，吃过流氓无数次的亏，顾顺章不过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罢了。”＇12＇我们仍然没有必要全盘认同一个“托派”的观点，但这番话却足以启发我们对流氓与革命这一问题的思考。
其实，对于顾顺章事件，还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反思：本质上是流氓的顾顺章，如果没有被捕并且在1949年后成为元勋、成为功臣，掌大权、居高位，他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他会给国家、给人民带来什么呢？
2007年8月5日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2＇《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112—113页。
＇3＇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
＇4＇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252页。
＇5＇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页。
＇6＇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56—257页。
＇7＇丁玲：《魍魅世界·顾顺章的出现》。
＇8＇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93—94页。
＇9＇见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特务大师顾顺章》。
＇10＇见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特务大师顾顺章》。
＇11＇《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
＇12＇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110页。
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
一
所谓“不得不走”，是指1934年的年初，瞿秋白不得不离开上海，前往其时被共产党人称作“苏区”的江西瑞金；所谓“不得不留”，是指1934年10月，瞿秋白不得不留在“苏区”，而不能随红军“长征”。瞿秋白因了这1934年的不得不走与不得不留，才有了1935年的被捕与被杀。
瞿秋白短暂的一生，如果做稍细一点的划分，可以分为八个时期。
1899。1——1916。1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一时期。这时期，基本在家乡常州度过，只是1916年2月至11月，由于家境的极度困窘，曾在无锡一所乡村小学任教。这期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张太雷在常州府中学堂同学。因张太雷一堂兄与瞿秋白同班，故少年瞿与少年张相识并成为好友。后来，在莫斯科，瞿秋白先是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俄共；后又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共。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以苍凉悲戚的心情，回顾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并认为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在某种意义上，不妨说，在与张太雷相识的那一刻，这种“误会”就开始了；从这一刻起，瞿秋白自认为的悲剧命运就被决定了。
1916。12——1920。1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二个时期。这时期基本在北京度过，只是1916年冬至翌年春，曾在湖北投亲靠友。1916年初，瞿秋白所深爱的母亲不堪贫困的重压而自尽，从此亲人们为活下去而天各一方，一家星散。这是真正的家破人亡。1916年12月，瞿秋白辞去无锡乡村小学的教职，只身到了湖北。在武昌和黄陂都曾逗留。其间还考入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英语，但终因学费昂贵等原因而中途退学。1917年暮春时节，瞿秋白到了北京，投靠堂兄瞿纯白。瞿秋白本想依靠堂兄资助而进北京大学学习，但堂兄却爱莫能助，于是只好去应北洋政府的普通文官考试，却又未能考上。但其间，曾去北大旁听胡适等人讲课。后来，因为教育部所属的俄文专修馆无须缴学费而又“有出身”，瞿秋白便考入学俄文。在那时的中国，愿意学俄文者并不多，瞿秋白最初也对之并无兴趣，终于学起了俄文，实在是无可选择的“选择”。但这一次“选择”，也将对瞿秋白此后的人生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北京期间，因办刊物而拜访过陈独秀，因参加李大钊等人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而结识李大钊。在这期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瞿秋白作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积极投身于运动并两度被捕。在北京时期，瞿秋白开始在报刊上大量发表文章，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关于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这期间，值得一说的，还有与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等的相识。同瞿秋白一样，这些人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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