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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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不允许有任何变革！”①。——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在1926年逝世前不久曾这样说。而当时竟没有一个人反驳他说：“约瑟夫②同志，要知道变革已经发生了！”

①根据叶·德·斯塔索娃的《回忆录》（1963年）

②约瑟夫是捷尔任斯基的另一个名字。——译者注

从1926年起，斯大林开始从组织上来巩固他所实行的变革。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1927年12月）上，总书记从党的领导机关中赶走了75个积极的反对派分子，把某些党员开除了党。清除出党的一共有将近2000个人。斯大林把“联合反对派”的领袖们开除之后，在中央全会的一次会议上他作了一个小小的表演，他说：“我认为，近来出现的一些情况使党必需让我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成为对反对派的某种抗毒素的人来担任这个职务，现在反对派不仅已被粉碎，而且已被开除出党。但是我们手里还有列宁的指示，而列宁的指示是必需执行的。因此我请全会解除我的总书记职务。同志们，我请你们相信，党从这件事中只能得到好处。”全会自然又是选举这位演员担任总书记，而且是一致选举。

这一年是斯大林宦途生涯中发生转折的一年。他虽然还不是主宰者，但已经是领袖了。他对自己所精心挑选的中央委员会是如此有把握，竟然敢于在提到列宁的遗嘱时好象是提到一种过时现象似的。

这时斯大林作为一个掌握了一切蛊惑手段的党的蛊惑家已经完全成熟了。他已经能够独立地愚弄群众，成功地与竞争者相对立，能够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这样一些真正的演说家相匹敌了。斯大林从教会学校里学来的那一最爱用的方法就是问答式的方法：对现成的问题用现成的回答。他无论在发表演说时，或者是在进行辩论时，当他以“即兴之作”来驳斥论敌们对他的抨击时，这种方法总是忠实地为他服务。在进行蛊惑煽动方面，斯大林表现出是一个进行急剧转变、玩弄意外手腕的大师。昨天被他讽刺的东西，到了明天就成为他所“得意的东西”，就成为一种大吹大擂的口号。对于政治上的竞争者和论敌来说，这种口号成了一种短鞭子。总书记巧妙地使用这种短鞭子把昨天的战友们纷纷赶出党的权力宫殿，去备受他的捧场者们公开恶毒地挖苦。

总书记还有一个特点：他教育党永远不要停止在已经取得的成就上。这一点已经成了他的一个生活准则。斯大林在坚定不移地沿着权力的梯子上升的过程中，他不让自己的竞争者有一天喘息的时间。如果他今天给了他们以打击，那么他就立即开始准备给他们以新的打击。1927—1928年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他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和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准备好了他在党内所需要的道义上的气氛之后，在1928年初，他居然敢于对自己的主要竞争者使用公开的行政上的迫害手段。托洛茨基及其家人被送到了阿拉木图。将近30个主要的“托洛茨基分子”被从莫斯科驱逐到各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斯大林送到了卡卢加。

从历史的远景来看，应该把这些在党的生活中从未有过的措施看作是未来的全面镇压的预演。斯大林把一块试验石投进了池塘后，在岸上观察情况。瞧，波浪达到了岸边，但是……没有什么动静。根本没有发生任何情况。事情顺利地过去了！这就是说，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排除对手。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现在可以在卡卢加闲暇的时候尽情地诅咒忘恩负义的科巴。要知道不是他们尽心竭力地把他推上了权力的最高峰吗？季诺维也夫在编造和夸大各种“倾向”方面是特别有经验的。只要有人一提出一种不寻常的建议，发表一种独特的见解，季诺维也夫马上就会恶狠狠地发表一篇揭露性的演说，或者是在报纸上发表一篇大块文章来反对“离经叛道者”，并立即向新出现的“反对派”宣战。弗拉基米尔·柯秀尔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对他的这种手法发表了完全不赞成的意见。①相反，斯大林对季诺维也夫的语言中伤却感到十分满意，因为季诺维也夫是他的勤勉的帮手，非常勤勉的帮手！左派反对派、右派反对派、旧反对派、新反对派、联合反对派……斯大林按下了所有这些键。一个以《党的统一》为标题的剧本就是这样编出来的。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6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03页。

1928年夏天，布哈林终于看清：科巴将把党引进死胡同，而且已经引进了死胡同；现在他正在消灭列宁的战友，而首先是消灭那些不合他心意的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在寻找对加米涅夫的了解，并找到了对他的了解——他的生命也处在危险之中。应当拟定一些同盟者，考虑出一个反对这个残酷的篡权者①的运动方案。但是，事情没有继续进行下去，没有研究如何去实现善良的愿望，相互配合问题没有解决。因为每一个音乐演奏者奢望都很大，彼此的性格也不同。而主要的是他们错过了时机。党的权力已经掌握在中央机关即斯大林的机关的手中了。

①残酷的篡权者指斯大林。——译者注

与此同时，布哈林同加米涅夫交谈的消息传到了总书记的耳中——窃听制度已经发挥作用几年了。在危急关头，斯大林总是行动先于语言。他选择了莫斯科党委会和布哈林领导的共产国际作为攻击的目标。当布哈林向共产国际例行（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自己关于国际局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提纲时，已经有一些活动家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来纠正他的提纲了。有人已经散布出关于“布哈林倾向”的流言蜚语了。这种流言起初还是窃窃私语，后来就声音越来越大了……

过去斯大林使布哈林在共产国际中满负荷地工作，如今他可以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任何失利都归咎于布哈林，从而把布哈林在党内的威信降低到了零度。共产国际的前领导人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但是布哈林不知是由于他忍受惯了，还是由于他生来热爱生活，反正他还是继续积极地深入研究理论问题。1928年9月30日，他发表了《一个经济学家的观感》一文，文中着重指出了农民经济对整个国家经济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总书记则继续编织着阴谋的密网。这时布哈林在高加索休养。当他听说斯大林对托姆斯基进行僭言中伤的消息后，他决定要立即返回莫斯科。但是紧接着总书记下了命令，于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不准布哈林动身，而他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党员、党的最高机关即政治局的委员。斯大林这样作又是什么事也没有！这一事实没有使任何一个人懂得任何一点东西。布哈林只是在很晚的时候才回到莫斯科。

米哈伊尔·托姆斯基是“右派”的另一个领袖，当时领导着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斯大林在充分掌握了党的权力和经过政治斗争检验的方法的情况下，开始进行一场反对这位工会领袖的运动。他把托姆斯基所信任的助手一个接一个地除掉了：有的被拉拢过来参加自己的机关，有的被调到外省。然后就开始在“理论上”对他施展诡计。一开始他指责托姆斯基使用了“不民主的管理方法”和犯了其他一些莫须有的“罪过”。斯大林在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给了托姆斯基以决定性的打击。①斯大林把自己的人安插进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中，投票结果，托姆斯基虽也进入了主席团，但他失去主席的职位。

①《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31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44页。

斯大林在逐个地收拾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同时，还操心如何进行伪装：要使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怀疑总书记是在消除自己的对手。不是的，他是在对“右派”进行一场原则性的斗争。此外，他在挑拨首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乌格拉诺夫的“强制行为”提出抗议时，表现出自己竟然是主张……对党的领袖实行来自下面的监督，主张进行自我批评。

当时即在1928年时，谁能够看清斯大林掀起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揭露“右派”的运动实质上是一种挑拨行为呢？给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扣上的帽子看来都是有充分理由的，而且其理由的充分竟使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彼得罗夫斯基在30年之后这样来奚落同志们，他说：“你们别再谈论什么‘右派反对派’了，那不过是一些幼稚的小孩子，他们和我们这些上年纪的忠厚老实的人不同，他们当时就知道他们是在同一些政客打交道。”说着他用头向用来装饰墙壁的总书记的肖像指点了一下①

①根据И．Ｍ．格龙斯基写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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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秋，斯大林致力于反对乌格拉诺夫的斗争。10月中旬，乌格拉诺夫在莫斯科党委会的会议上，第一次没有得到同志们的称赞。10月1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委员会的全会上掀起蛊惑性的煽动来反对“右派”。一个月后，他在中央全会上痛斥了“右倾”。但是他不赞成对倾向分子采取严厉的组织措施。他认为对倾向分子应当开展思想斗争。不过“各区积极分子有权罢免自己的书记”①。这就揭穿了总书记……

①参看《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47页。——译者注

当压制“右派”的运动达到极点时，托姆斯基、李可夫和布哈林决定提出辞职。①斯大林不可能预见到一切，但是，正确无误地随机变应、及时地实行退却，抓住合适的反击时机——这种艺术他已经掌握了。时机还末到来，因此总书记不得不劝说“右派”的领袖们不要离开自己的岗位。在这种罕见的形势下，要是他们能够把力量联合起来，对斯大林发动进攻，揭穿他的蛊惑家和真正派别分子的面目该多好。可是“右派”非但不这样作，反而同斯大林一起签定了表示政治局团结一致的提纲。②托姆斯基、李可夫和布哈林在一次选定了注定要失败的家兔策略之后，便始终忠于这一策略，向全世界表明了他们具有与蟒蛇进行妥协的罕见的能力。

①Ｃ．科埃恩和布哈林《皇家六舟》1980年英文版第310页。

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48—249页。——译者注

斯大林是能够得到平衡的。这是一种对自己有益的平衡，因为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被揭穿”了，他们的威信被破坏了，他们在莫斯科的拥护者被粉碎了。现在总书记也能够对误入歧途者加以宽恕。如果斯大林把自己的对手一下了都加以消灭，那么，斯大林也就不是斯大林了。还是在1928年，他恢复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党内的地位。而对于托洛茨基，他则进行了新的侮辱。总书记把这个从前的政治局委员在职务等级上降得低而又低（让他先后在中央租让委员会、第聂伯国家建设工程局及其他部门工作）的同时，还逐步地对托洛茨基准备了一种指责，说托洛茨基在所有地方都把工作搞糟了。于是，终于把托洛茨基从最后一个管理总局中赶了出去……

有时候看起来斯大林是在过分地编制着阴谋的密网。他掌握有几十种伤人的办法，他使这些办法同“和解”的行为交替进行。他根据自己的兴趣，年复一年地，慢慢地在权力的等级上，逐个地折磨自己的竞争者。

1910年春，奥古斯特·倍倍尔在自己70岁寿辰这一天，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种具有无穷力量的见解：“党员应当注视着党的领袖，不要让他们给党造成任何危害＇热烈赞成＇。对所有的领袖，包括我在内，毫无例外……都可以按照民主原则表示不信任＇喊声：好得很！＇。”①斯大林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科巴时，他曾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在倍倍尔的诞辰到来之际专门写了一份传单，向这位“亲爱的导师”祝贺。这份传单最后几句话是这样写的：“他的确值得做我们俄国工人的榜样，俄国工人特别需要许多象倍倍尔这样从事工人运动的人。倍倍尔万岁！”②3年之后，倍倍尔去世了。根据列宁的委托，格里戈里·什克洛夫斯基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伯尔尼的这位革命家的墓前献上了一个花圈。20年过去了。科巴成了领袖，此时他把奥古斯特·倍倍尔的话忘得一干二净。要知道这位伟大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在1910年时讲的话也适用于斯大林呀，当时他说：“一位党的领袖只是在他作为一个诚实的人尽自己的力量和才能为党工作时，才能成为一位真正的领袖……他以自己的活动赢得了群众的信任，而群众也就让他来领导党。但他只能以最受信任的人的身份，而不能以使群众盲目服从自己的老爷的身份来领导党……党不是为了领袖而存在，而是领袖是为了党面存在。”③对这些话斯大林“由于没有经验”而作了相反的理解。这样在他的身边也就没有一个倍倍尔来指点他，纠正他……

①《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协商的记录》（1910年9月18—24日在马格德堡作的报告）1910年柏林版第252页。

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97页。——译者注

③《协商记录》德文版第252页。

1927年，斯大林访问了列宁格勒。在“新的反对派”被粉碎后，列宁格勒的领导换了人。1926年时领导省委的是谢尔盖·基洛夫，他曾作为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书记出席了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斯大林由于急于巩固自己新的胜利，便在代表大会的工作结束之后立即把基洛夫派往彼得格勒。眼下总书记是在进行一次外出视察。在他到达列宁格勒时，党的积极分子们集合起来去迎接他。然而对斯大林的迎接却是冷淡的。他在这里从来不受欢迎。

晚宴是在晚上很晚的时候在基洛夫的寓所里进行的。共进晚宴的还有彼得·伊万诺维奇·恰金，他是基洛夫的老朋友，曾担任过《巴库工人报》的编辑，这时他在列宁格勒工作。晚宴是按高加索的方式进行的。斯大林把鱼块穿在铁针上，然后就把鱼肉串放在壁炉上烤。他们一边吃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