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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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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预定要召开一个纪念克维林的晚会。这位遗孀担心起来：要是突然出现一封诋毁她的信叮怎么办？要是再出现什么类似的情况又怎么办？于是她问老党员阿列克谢·鲁坚科（他在集中营里度过了17年）：“你不知道对队前敌人的声明书保藏在什么地方吗？”鲁坚科安慰她说：“这种文件可以放在各个地方。”戈普涅尔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打去了电话，请求把纪念会因她有病而予以延期。这个手段她又玩弄了一次。克维林的儿子专程从乌拉尔来到莫斯科，但是他终究没有等到父亲的庆祝晚会的召开。
不久，戈普涅尔放心了：“没有人去破坏斯大林奸细们的名声和人格。于是戈普涅尔又在报刊上发表起文章来，又在会议上发表起言论来。1963年在革命博物馆为安·谢·布勃诺夫①举行的纪念晚会上，戈普涅尔指责这位已故的革命家对布列斯特和约持否定的态度。而当时处身在叶卡捷林诺斯拉夫的戈普涅尔本人却于布列斯特谈判期间，竟在该省的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一项谴责列宁路线的决议：“布列斯特和约是背叛革命的行为。”
①安·谢·布勃诺夫（1883—1940）是苏联党政领导干部。1917年参加领导十月武装起义。曾任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等职。——译者注
这一类的事情简直可以编一本很厚的选集来。然而用不着去这么做，因为既然革命家雅柯夫·斯维尔德洛夫的儿子曾在贝利亚身边工作，既然列宁战友的遗孀成了集中营里的好细，并且在获得自由之后，再一次出卖死者，而后来她竟出版了一部描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长篇小说，这就使得在人们的心理上不能不产生重大的错位现象。
……30年代当赫鲁晓夫主管乌克兰中央的组织部时，玛丽亚·什马耶诺克领导着宣传部。赫鲁晓夫很器重她，时常征求她的意见。什马耶诺克的丈夫、中央委员会书记尼古拉·杰姆琴科被消灭了。玛丽亚带着两个儿子——尼古拉和费利克斯，被送进了集中营。1948年时，什马耶诺克回到了乌克兰。当时担任乌克兰中央书记的赫鲁晓夫，没有接见她，而是把她送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什马耶诺克从那里作为一个经济派分子被打发到了“扎波罗热冶金厂”。在这个联合工厂里，人们开始一致地、而且是乐意地来折磨这个把自己伪装起来的“人民的敌人”。他们在计划处折磨她，在党委会和基层委员会里折磨她，在开会时、开会前、开会后以及在不开会的时候，都折磨她……
1955年。玛丽亚·什马耶诺克来到了莫斯科，她往邮箱里投进了一张寄给中央第一书记的明信片。赫鲁晓夫立即接见了她。“在当时，即在1948年时，你一定生气，是吧？我当时没有接见你……但在当时我能够做什么呢？”而现在他这位第一书记又能做什么呢？例如，他能向全体政治犯宣布大赦吗？不能的，但是要知道他是想这么做的。
党内的大官们不想这样做。1953年9月17日短暂的大赦只涉及到了刑事犯和“生活作风上有问题的人”。不过集中营的制度已经不那么残酷了，被平反者的小溪开始流水了奇。ｃom书，押送队已不敢利用自己的权力来枪毙犯人了。但是1958年春天，刮来了另一种风，惩罚政策获得了新的推动因素，这就是内务部颁布的第380号命令。各集中营里开始设立专门隔离病房。虽然小溪还在继续潺潺作响，但是残酷制度的恢复使政治犯们首先受到打击。
1944年在伯朝拉，我见到了Г．Ｍ．达尼舍夫斯基教授，他是一位大内科医师。1937年时他因杀害高尔基案件而被捕，同时还指控他为英国、德国及其他4个国家当间谍。原来是教授曾代表苏联医务界出席了6个国际代表大会。1955年，伯朝拉来了个中央委员会的专门委员会。他们建议达尼舍夫斯基提出申请，要求重新审查他的案件。他写了一份36页的申请书。专门委员会委员Ａ．Ｂ．斯涅戈夫是教授的老相识，他拿走了申请书，但是为了以备万一，他请犯人在一张空白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赫鲁晓夫很费力地去弄懂达尼舍夫斯基写的这个很长的申请。这时斯涅戈夫拿出了准备下的、由教授签了名的那张空白纸，说：“也许这能用得上吧？”赫鲁晓夫表示同意，并口授了如下一段文字：“1918年入党的党员、苏联卫生人民委员部科学委员会前主席、医师进修学院院长Г．Ｍ．达尼舍夫斯基致联共（布）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申请书。我没有任何罪过。请予以释放。”赫鲁晓夫在上面作了指示。他把第一份申请书还了回去并说：“这一份申请书留给自己作纪念吧”。①
①Ａ．Ｂ．斯涅戈夫的证词。
达尼舍夫斯基释放后在米亚斯尼科夫心脏病学研究院工作。1955年，他写的《一个人在北方对生活条件的适应》一书出版了。扉页上的题词是：“愉快地献给不能忘怀的朋友和同志安娜·达维多夫娜·达尼舍夫斯卡娅—罗佐夫斯卡娅。1955年9月21日。”
被非法镇压的罗佐夫斯卡娅的申请书也到了赫鲁晓夫那里。她是1904年入党的党员，列宁的亲密同事。至今还保留着她同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并排站在红场上拍的一张照片。她因梗塞躺在医院里。什维尔尼克的副手来看望她时，给她带来了党证。两个小时后，罗佐夫斯卡娅逝世了。她从集中营释放后一共只活了两个月。
……回顾过去，回顾解冻天气的短暂岁月，你会把平反看作像是一种抽彩。平反工作所依据的原则本身——如果这能称之为原则的话——。看来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每一个政治犯应当自己为自己申请（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或者由亲属为他提出申请。甚至在平反这样一件人道的事情上，也是既没有合理性，又没有对个人的尊重……
同志们请求外高加索联邦前外交人民委员给1937年死去的亚历山大·阿尔捷米耶维奇·别克扎佳恩平反。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保存下了别克扎佳恩的案卷——很厚的一个绿色公文夹，这不清楚。在公文夹里有一份报告，上面有总书记的批示：“枪毙”；还有死者的几张照片。检察长把一位老女共产党员Ф．Ｍ．克努尼扬茨叫了来，把一张照片给她看。问她：“认得出来吗？”——“怎么能认不出来尤里娅同志……我们一起进行过党的地下工作。”照片上有一张因受伤而变丑的脸，一只发肿的眼睛……克努尼扬茨读着别克扎佳恩的供词：“我的父亲是贵族出身，担任过调停官的职务。家很大，我们过着穷困的生活。我靠自己的钱来学习。因此我加入党只是为了为穷苦的生活报仇。但是主要目的是使党受到许多损害。”“您对别克扎佳恩的看法呢？”检察长问。“这是一个非常诚实而纯洁的人，一位杰出的共产党员。”①如果谁也没有为他提出请求呢？如果同志们不去管他呢？
①引自Ф．Ｍ．克努尼扬茨的《回忆录》。
起初，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走了运。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提到父亲①是一个死后受到诋毁的受害者。诋毁者是历史学家Ａ．Ｂ．利霍拉特。②我认为，这意味着中央承认这位革命家是无辜的。不久，我收到了为父亲死后平反的证明书。自然，证明书不是寄给我的，任何人也没有找过我。我自己不得不就此提出请求。过了不久，在1963年，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科学研究员Д．Ｂ．奥兹诺比申公开指责“具有托洛茨基主义思想情绪的”安东诺夫—奥弗申柯1919年时在乌克兰战线上执行了反党的战略。一年之后，《消息报》发表了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研究员Ａ．Ｍ．索沃金写的一篇短文，他断言，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同德边科串通一起，对一篇预先约定的电文——“把条例发出去”进行了改写。根据这封电报，一支舰队在1917年10月，应当从赫尔辛福斯开往彼得堡。这样一来，安东诺夫和德边科就从名利主义的动机出发，把电报看做是自己的。从而“伪造了一份历史文件”。③
①即本书作者的父亲。——译者注
②《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5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卷第326页。
③《消息报》1965年7月10日。
这篇报纸上的潜言中伤当时是索沃金炮制的，他是同安德烈·斯维尔德洛夫一起炮制的。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儿子①多年来一直在贝利亚的领导下有成效地工作着。因此，寻找安德烈·斯维尔德洛夫的行为动机是不需要的。但是，是什么东西促使报纸编辑Ю．П．沙拉波夫去参加这一诋毁行为的呢？
①安德烈·斯维尔德洛夫是亚·米·斯维尔德洛夫的儿子。——译者注
我在编辑部里同负责人谈话时指出：“3个科学副博士来干一件简单的卑鄙事情，不是太多了吗？”编辑大笑起来。我可笑不起来。我决定对索沃金和编辑部向法院起诉。幸运的是，在《刑法典》和《民法典》中列有公民要求给予恢复名誉的权利的条文。我诉诸了人民法庭———申请书自然未被接受。又诉诸市法院，情况也一样。只是由于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的干预和总检察长的个人指示，市法院才接受了对案件的审讯……但是马上就闭庭了，原因是《消息报》及时地刊载了索沃金的一封信。但他并不是向读者和报社编辑部道歉。你要知道，他是又搞到了一些新材料使自己不得不承认“犯了错误”。①不过如此而已……《消息报》编辑部一句话也没有讲。
①《消息报》1965年8月31日。
与此同时，无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还是社会科学院，或者是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它们都出版了一批党的历史方面的著作。现在，斯大林已经不是革命领袖了，甚至也不是第二二领袖。作者们采取了对他的名字避而不提这样一种方便的立场。另一方面，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咒骂却加倍地厉害起来。因为离了咒骂，就无法进行论文答辩，就不能够出版书籍和发表文章。不管有无理由，都要提到“托洛茨基分子”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要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月里，安东诺夫曾在巴黎办了份国际主义的报纸，同列宁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团结一致地行动，而同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则公开地划清了界限。所以列宁欢迎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立场。但是，有谁去弄清楚这些细微之处呢？依然给人家扣一些陈旧的、可靠的帽子，当然是最省事的。
还有一个方便的借口，这就是1923—1924年进行的辩论。后来斯大林的这一挑拨行为使几千个诚实的革命者丧失了生命。但是，你去摇铃吧，你去敲钟吧！反正所有不支持斯大林的人都是托洛茨基分子。所有反对总书记的证明文件都是托洛茨基的证明文件……这场荒谬的运动并不就是这么荒谬的。因为没有这样一场运动又如何解释党的列宁骨干的死亡呢？至于右手干的事，左手不知道，这样的障眼法这里就不去说它了。而为了安慰那些被平反的人，在他们的纪念日开个纪念会，纪念一下也就可以了。
在安东诺夫—奥弗申柯80诞辰（1963年）和90诞辰（1973年）时，一两家报纸对此作出的反映是发表了几篇短评，但在短评中却总要提到他的“托洛茨基的”过去。这位革命家的战友们打算在革命博物馆和苏军大楼举办几次回忆晚会，但是他们“不被理解”，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列宁格勒或基辅，这样的晚会都未办成。一些著作家建议在中央大楼庆祝一下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这位作家、批评家和诗人的90诞辰，但是这个建议刚一提出来就被否决了。有人说：“在这些失势的人中，他是这样一个人吗？”——“对他的平反是中央决定的嘛。”——“可是谁敢向我担保，明天他不会像费多尔·拉斯科尔尼科夫那样，取消对他的平反呢？”——提出这种反对意见的是一位负责人。后来，在报刊上接着又发表了一系列诋毁性的文章。
我是盲人协会的成员，几年来我曾在那里就父亲的革命道路作过几次讲演。接着就有人对我进行告密，于是不准我“扩散托洛茨基分子的观点”。我向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写了一个很长的声明。我请委员会主席Ａ．Ｅ佩尔谢检查一下对中央决定的执行情况。如果中央的决定还没有被取消的话，就应该停止对我的已经平反了的父亲进行语言中伤。两个星期之后，佩尔谢的助手把中央监察委员会指导员彼得罗娃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我又等了两个星期（因为问题正在研究中）。这时我给她打去了电话，我从电话中听到：“决不……就是……是的！我正在研究你的声明呢。你父亲的案卷就放在我的桌子上。我不了解，你的愿望是什么……他是1917年入党的，而在此以前……”——“请原谅，为了把情况搞准确，我不得不插进一句话。我父亲是1903年入党的。这反映在列宁在世时出版的历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中。我可以向您提供一切材料。要知道我是一个职业历史学家。如果您亲自接见我的话……”——“这没有任何必要。你的案卷就在我这里。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学家呀？1938年时，你被学院开除了……”——“但是不久我就又复学了。一年之后，我领到了毕业证书。”——“这不可能。”——“请您稍等，我把毕业证书的号码告诉您。”——“不必麻烦了。我已经说过，你的案卷就在我的桌子上嘛。”——“这么说来，我是一个骗子了，我拿到的毕业证书是假的？是这样的吗？”——“我认为话题已经谈完了。”
我给佩尔谢的助手打去电话说：“我请求你不要使我父亲的名字蒙受耻辱，但是您的工作人员彼得罗娃准备连我也一起加以诽谤。”这位助手愉快地哈哈大笑起来……接着是善于辞令的回答。感谢他们——佩尔谢及其助手，还有彼得罗娃这位什基里亚托夫从前的女助手。是她帮助我在50岁时懂得了别人早已清楚的事：一个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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