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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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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提出申诉。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68年莫斯科俄文版662页。
列宁的这一传统束缚了总书记的行动。他“忍耐”到了1925年。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最后一次允许少数人发言。民主的传统到此终止。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已经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同总书记进行争论了，因为他所建立起来的那种精选制度有效地起了作用。
列宁提出一项任务——要使中央机关完全服从党的政策。斯大林对领袖的这项指示稍作改变后，极其有利地加以利用：他使中央机关绝对服从于自己个人的政策。他关心备至地把反对派裹入襁褓，并用一只并不颤抖的手把一块东西塞进它的嘴里，堵住了它的嘴。
斯大林是怎样作到了这一点的呢？他在为独揽党内大权而斗争时，存在着一些有利情况。
当你企图重现党的领导蜕化变质这一历史时，你就必然想到“鱼从头部烂起”这句古老的谚语。蜕化变质的过程是从最上层开始的。斯大林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处在最上层的是党的一些领袖。中央机关即各项指示的传播者，就在他们的手边。处在下层的是不敢发表意见的、被党的纪律紧紧束缚住的普通党员群众。这就是在1923年时所初步形成的党内相互关系的一幅简图。
生命陷于垂危的列宁已经无力去改变什么局面了。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里，斯大林借助于听从自己的机关，能够比较容易地进行阴谋活动来反对列宁这位党的创立人。当老共产党员格·李·什克洛夫斯基向列宁请求允许他到国外工作时，列宁念起在侨居国外的年月里曾经一起工作过的情谊，表示愿意推荐他。但是组织局却拒绝了这一推荐。应当指出的是，除了莫洛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和加里宁是较晚的时候加入斯大林的中央核心而外，当时组织局的成员是李可夫、托姆斯基、捷尔任斯基和鲁祖塔克。但是斯大林却能够把多数人联合起来而责备列宁……任人唯亲。
1921年6月4日，列宁在答复什克洛夫斯基的便函时写道：“您不得不从头开始。有人对您抱成见，或者说有人坚决反对您，或者说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很不相信我。这使我感到极为痛苦，但这是事实……‘新人们’来了，他们不认识老头子们。你推荐吗，他们不相信你。你再推荐吗，他们就更加不相信你，还顽强地说：‘我们就是不愿意’。现在的情况与开始时想的完全不同，要把青年们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得经过战斗。”①
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生平大事记》俄文版第10卷第517页；《青年共产党员》1924年第3期第8页。
到1923年时，斯大林已经纠集了一批人数虽然不多但却是强有力的、掌握着最高权力的追求个人名利的人。
一些有洞察力的老党员们看清了总书记的用意何在。他们之中有几位大胆的人——斯克雷普尼克、克拉辛、奥辛斯基、卢托维诺夫、扎东斯基……他们毫无畏惧地揭露了斯大林的波拿巴主义和总书记进行的派别倾轧。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弗拉基米尔·柯秀尔直言不讳地指责中央委员会的领导集团“在其组织政策方面很大程度上执行一种集团政策”，这种政策“往往是违背党的利益的”①。工人出身的老布尔什维克尤里·卢托维诺夫指出，在党内已经“没有可能通过正常途径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只有政治局才是绝对正确的爸爸：我作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反对不得的，谁也没有权利提出批评。这种状况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极其有害的。”②斯大林怎么样呢？他在结束语中只是顺便提了一下卢托维诺夫，对卢托维诺夫提出的情况避而不答，却大谈其国际局势来，并在代表大会之后，继续进行其破坏性的派别活动。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102页。
②《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110页。
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想从斯大林那握得很紧的手中把中央机关夺过来的企图。那是1923年8月，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叶夫多基莫夫、伏罗希洛夫、拉舍维奇、伏龙芝和其他几位一党的担负重要责任的活动家在基斯洛沃茨克休养。有一次他们在疗养地附近散步时，聚集在一个岩洞里，讨论了中央机关的情况。①原来，组织局在任免和调动党的干部时没有征求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一切都是悄悄地、暗地里进行的，某人一个劲地把自己的人提拔到莫斯科和各省的负责岗位上去。
①《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456页。
在场的人中没有一个人看到总书记通过中央机关进行的组织准备工作所达到的真正规模。谁也不知道科巴在那时就已经对领袖①及其战友们的每一步行动都进行着监视，无论是中央书记处的成员，或者是政治局委员们的私人秘书，他们的每一次谈话、每一封便函、每一张复写纸，都躲不过约瑟夫·斯大林的眼睛。
①领袖指列宁。——译者注
列宁逝世一年后，总书记把监视制度搞得更加完善了。很久以来有一个问题一直使鲍里斯·巴札诺夫很感兴趣，这就是：斯大林在签署文件时，几乎瞧都不瞧一眼就在上面签了字，甚至是对那些需要认真注意的重要问题，他也不去仔细考虑。那么，在一连几个小时的长时间中他到底在干什么呢？有一次巴札诺夫顺便走进了斯大林的办公室，看到他正坐在桌于旁边，把电话耳机紧贴在耳旁。但这是干什么呀？所有电话机上的耳机都放在原处。这位秘书看到有一根塞绳通往斯大林办公桌的抽屉里。这就是说……此刻斯大林抬起头来，一面把耳机仍然紧紧贴在耳旁，一面看了秘书一眼。巴札诺夫一声不响地退到了门旁，走了出去。他把这个情节告诉给了总书记的另二个信得过的助手列夫·梅利斯。梅利斯简短地说：这不应当和他们有关。
窃听器是捷克的一位专家给安装的①。主人自然在卢比扬卡街②对他进行了惩罚，因为在那里人们都知道应当怎样对待多余的见证人。
①鲍·巴扎诺夫《斯大林过去一个秘书的回忆》1980年巴黎俄文版第58—59页。
②卢比扬卡街在莫斯科，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所在地。——译者注
中央委员会里的关键性位置都被斯大林安插的人占据了。他们积极地支持斯大林，在中央机关里制造有利于提高新领袖威信的氛围，他们为新领袖松土、施肥、拔“草”……
谁也没有指望列宁能重返工作岗位，战友们在考虑由谁来代替他的问题。在肯斯洛沃茨克临时举行的那次会议上，与会者们回想起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于是大家商议：怎样消除斯大林那独裁统治的野心。
由于书记处开始具有指示性机关的作用和力量，所以譬如说让托洛茨基、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这3位政治局委员进入书记处是合理的。可以组成一个三人领导小组，由加米涅夫或布哈林代替季诺维也夫参加。布哈林把这样的内容简要地表述成一个建议，并同季诺维也夫一起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伏罗希洛夫对此表示反对，但是其余的人都同意布哈林的建议。信由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带往莫斯科交给了总书记。①
①《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456、506页。
斯大林书记处里的其他政治局委员呢？这样做对斯大林来说是极不合适的。因为不管三人领导小组怎样组成，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或布哈林在一起，他都会显得平庸无才。再说在书记处里和政治局里，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人，表决机器决不会使他失望。而三人领导小组……难道能够把狼、羊和白菜都放到一个小船上去吗？那样的话，小船将靠近什么样的岸呢？何人将留在小船上呢？
斯大林火速来到了基斯洛沃茨克，并立即用辞职把自己的战友们吓唬了一下：“如果同志们要坚持的话，我情愿让出位置来，决不声张，也不用进行公开的或秘密的争论。”①战友们惊惶失措了：科巴不了解他们，问题不值得这样……为了使政治路线同组织工作协调一致，当时斯大林建议让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这3位政治局委员加入组织局。不是加入书记处，而是加入组织局！妥协达成了。②但是这个短暂的改革未能作出任何事情，因为所说的三人领导小组根本就没有在组织局的会议上出现过。只有季诺维也夫有一次无意之中顺路拐到了会场，但只是在那里停留了片刻……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24页。——译者注
②《苏联历史百科全书川我文版第10卷第593栏
虽然如此，基斯洛沃茨克的聚会惊扰了总书记。他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想起了这一点。为了要嘲笑一下”山洞里的人”，他便以讽刺的意味提到了当时的谈判，重复了他情愿“让出位置”的那些话。列宁去世后过了差不多两年时间，总书记的地位就巩固了，他感到可以开一开玩笑了。在代表大会上，斯大林玩弄了“听众”，同时又打击了季诺维也夫的威信，把季诺维也夫的建议说成是“取消政治局”的政纲。玩弄政治倾轧的大师开始给人扣帽子了……
1923年时，最上层的人士已经知道，列宁患了不治之症。夺权的竞争尖锐起来了。在托洛茨基的身下放上了新的地雷：斯大林安插的人已经打入了托洛茨基的堡垒———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托洛茨基一向轻视组织工作，不去降低身分搞一些阴谋诡计，而是寄希望于无法反驳的说服力。斯大林可不是这样。他按照进行政治阴谋的一切“规定”，对以“托洛茨基”命名的那些堡垒进行围攻，在准备工作方面哪怕是一种粗活也不放弃，从而从对手那里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阵地。
‘托洛茨基以其老爷式的傲慢态度不想去认真地对待斯大林，他没有觉察到迫害的规模，也没有看到处心积虑地反对他的那一运动的最终目的。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讲出这样的话：“我情愿放弃我的一切岗位而以一个普通士兵的姿态去为德国革命而战斗，因为德国革命眼看就要爆发啦！我也情愿辞职，季诺维也夫已经站起来了，所以我要以一个普通士兵的姿态前去战斗！”斯大林很会迎合自己的伙伴，他说：“中央委员会不可能一下子拿两个这样宝贵的生命去冒险。”①
①根据阿·伊·米高扬的口述。
国家的经济状况是困难的：工业劳动生产率低于1913年的水平，农业被弃置不顾，运输徒有其名，道路情况也是如此……最必需的商品、粮食、住房极感缺乏，货币贬值……不满的工人纷纷举行罢工。由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组成的三人同盟不知道如何对付困难，而且他们不是承认这种情况并向积极分子征求意见，而是加强行政管理制度。
托洛茨基在1923年10月8日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指责领袖们实行了独裁统治，放弃了党的民主制，忘记了选举制原则，对批评采取了不能容许的态度。一个星期之后，一批老党员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申诉。在这个被叫做《四十六人的声明》的文件（这个文件充满了对革命运动的担忧）里，对国家的经济状况、财政状况和党的领导活动进行了分析：
“党内建立的制度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它扼杀党的独立自主精神，以特选的官僚组成的机关来代替党……这种情况的造成，是因为第十次代表大会后客观上形成的党内派别专政制度已过时了。”①信的作者们指责那些同党失去联系的领导人实行了一种足以使国家灭亡的政策。他们建议立即召开中央委员会的扩大会议。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40页。——译者注
在46个签名的人中有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他是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他对信的正文补写了重要的一点：“要求公开地、开诚布公地对待我们的一切弱点，我的这种要求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使我完全支持召开上述会议的建议，以便拟定一些实际途径，来摆脱现有的各种困难。”①
①拉基京《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1975年列宁格勒俄文版第295页。
上层人士认为《四十六人的声明》是对党的粗暴的攻击。吓破了胆的安德列·布勃诺夫急忙勾掉了自己的签名。很清楚，这样一个对进行政治挑拨非常方便的借口，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季诺维也夫，都是不会放过的。以客观的态度来审查这封信，坦率地、同志式地谈论问题—一这使斯大林及其帮凶们感到很不愉快的事。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于10月25—27日联合召开的全体会议宣布写这封信的人都是派别分子，并指责他们同托洛茨基一起进行分裂活动。①
①《苏共决议汇编》俄文第9版第3卷第141—142页。
对“领袖们”来说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细节：十月全会的决议没有予以公布。由党的执政官组成的三人同盟没有把“造反性的声明”①原文发表出来。到了30年代．当斯大林成为统治者之后，他就把所有在这封信上签名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全都杀掉了。但是就是到了这时这封信也没有被刊印出来。而且在很长时间中，人们从党的所有讲台上都对斯大林捏造的“托洛茨基分子”大肆咒骂……
①“造反性的声明”即上面说的“四十六人声明”。——译者注
但是在1923年10月，《四十六人的声明》的内容象托洛茨基的屡次发言一样，很多党员都知道了。三人同盟不得不有所承认。11月7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公开承认，现今的领导作风限制了党内民主。《真理报》号召党员们对季诺维也夫写的《党的新任务》一文积极地展开辩论。从11月13日起，在3个星期的时间里，《真理报》不断发表党内辩论的材料。这次辩论很有成效：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在12月5日已经能够在联席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
这份出色的文件重申了集体领导的原则和党内批评自由的原则。决议要求“党的领导机关要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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