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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城记-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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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社区性无疑是具有优越性的。
我们知道，文化的传播有一个规律，就是“水往低处流”，亦即从相对比较先进文明的地区向比较落后的地区传播，而同化的规律亦然。当年，清军铁马金戈，挥师南下，强迫汉人易服，试图同化汉文化，结果却被汉文化所同化，就是证明。上海文化有这么强的传播力和同化力，应该说足以证明其优越性。
然而，这样一种文化，却只有短暂得可怜的历史。
尽管上海人有时也会陶醉于春申君开黄浦江之类的传说（上海的别号“申城”即源于此），但正如世代繁衍于此的“正宗上海人”其实是“乡下人”，上海作为现代都市的真正历史，当始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1843年11月7日的正式开埠。在此之前，直至明末清初，上海不过“蕞尔小邑”，是个只有10条巷子的小县城。到清嘉庆年间，亦不过60条街巷，并以通行苏州话为荣。可是，开埠不到二十年工夫，上海的外贸出口便超过了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广州。1861年，上海的出口份额占据了全国出口贸易总额的半壁江山；九年后，广州已不敢望上海之项背（上海63％，广州13％）。难怪作为“后起之秀”的香港也被称为“小上海”，而不是“小广州”，尽管广州在地理上要近得多，文化上也近得多。正如1876年葛元煦《游沪杂记》所言：“向称天下繁华有四大镇，日朱仙，曰佛山，曰汉口，曰景德。自香港兴而四镇逊焉，自上海兴而香港又逊焉。”
以后的故事则是人所共知的：上海像巨星一样冉冉升起，像云团一样迅速膨胀。1852年，上海人口仅54。4万，到1949年，则已增至545。5万。增长之快，虽比不上今天的“深圳速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已十分惊人。与此同时，上海的地位也在急遽上升。1927年7月，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三个月后，上海因其“绾毂南北”、“屏蔽首都”的特殊地位而被定为“特别市”，从此与县城省治告别，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型社区。它甚至被称为“东亚第一特别市”，成为当时国民政府的国脉所系。与北京从政治中心退隐为文化本位城市相反，作为世界瞩目的国际大都会和新兴市民的文化大本营，上海开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越来越多地发挥着举足轻重和无可替代的作用。资产阶级大财团在这里崛起，无产阶级先锋队也在这里诞生；西方思想文化从这里输入，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在这里传播。一切具有现代意义、与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新东西，包括新阶级、新职业、新技术、新生活、新思想、新观念，甚至新名词，差不多都最先发初于上海，然后才推行于全国。一时间，上海几乎成了“新生活”或“现代化”的代名词，成了那些不安分于传统社会、决心选择新人生道路的人的“希望之邦”。
在上海迅速崛起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商贸、金融、航运中心，崛起为远东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大城市的同时，它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也堪称亚洲第一。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在这方面，它至少是可以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共享声誉的。当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的图书馆还不屑于收藏新小说时，上海却已有了22种以小说命名的报刊（全国29种）。更不要说它还为中国贡献了鲁迅、胡适、陈独秀、茅盾、巴金、郭沫若、瞿秋白、叶圣陶、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林语堂、刘半农、陶行知、胡风、周扬、夏衍、田汉、洪深、聂耳、傅雷、周信芳、盖叫天等（这个名单是开不完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和艺术大师。至于它所创造的“海派文化”，更是当时不同凡响，至今余响未绝。
这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哲人有云“人类是擅长制造城市的动物”，但上海的崛起似乎也太快 事实上，上海文化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就成了“气候”，而且是“大气候”，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上海社区文化性格的秘密，当从这一奇迹中去找答案。
三 上海滩与北京城
这个秘密，也许就在于上海是“滩”。
北京是城，上海是滩，这几乎是并不需要费多少口舌就能让人人都同意的结论。北京的城市象征是城墙和城门，是天安门和大前门，上海的城市象征则是外滩。正如不到天安门就不算到过北京，不到外滩也不算到过上海。那里有一个英国犹太人用卖鸦片的钱盖起的“远东第一楼”（和平饭店），有最早的水泥钢结构建筑上海总会（东风饭店），有最早的西洋建筑颠地洋行（市总工会），有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上海分行（华胜大楼），有外商银行的巨擘汇丰银行（原外滩市府大楼），有上海最豪华的旅馆之一上海大厦，当然还有江海关、领事馆、招商局。这些高低不齐风格各异的建筑，默默无言地讲述着近一百年来最惊心动魄的故事。当你转过身来。又能看见蔚为奇观的东方明珠电视塔，和浦东拔地而起巍峨壮观的新大楼。外滩，既代表着上海的昨天，也代表着上海的今天。（图十七）
一个知识女性这样描述她对外滩的感受：“一面是中国流淌千年的浑浊的母亲河，一面是充满异国情调的洋行大厦群，外滩浓缩着十九世纪中叶开埠以来东西交汇、华洋共处的上海历史，记载着这个如罂粟花一样奇美的城市的血腥与耻辱、自由与新生。夜雾微浮的时候，看够了江上明灭的灯火和远处城镇的轮廓，我常转过身，伴着黄浦江上无止无息的涛声和略带苦涩的河风，观望匆匆或悠闲的行人，猜度新月型的大厦群里哪幢是上海总会，哪幢是日清轮船公司、大英银行、意大利邮船公司……外滩，在我心中一直是上海最美丽的风景、最精致的象征。”（黄中俊《寻访城市象征》）
其实，外滩不但是上海的象征，也是上海人的骄傲。正如陈丹燕所说：“甚至在最为排外的五六十年代，上海出产的黑色人造革旅行袋上，也印着白色的外滩风景”（《上海的风花雪月》）。而那些介绍上海的小册子，也总是拿外滩的风景照作封面。的确，对于上海这样一个没有多少风景可看的城市来说，被称作“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外滩无疑是最好看的 上海现在当然有了许多“更好看”的建筑，但它们都太新了，很难让人产生联想。外滩就不。走在外滩，你常常会在不经意中发现说起来不算太老却也沉睡了多年的历史，看到一些字林西报时代的东西，就像走在北京的胡同和废园里，一不小心就会碰见贝勒或格格，甚至和明朝撞个满怀一样。
外滩确实是“石头写成的历史”。那高低错落沿江而立的上百栋西洋建筑，那两座大楼间没有一棵树的窄街，那一盏盏老式的铸铁路灯，那有着铜门和英国钟的海关，还有那被陈丹燕称之为“像一个寡妇一样，在夜里背时而抒情地站着”的灯塔，都让你浮想联翩。如果你多少知道一点历史，又有足够的想象力，你就不难想到，在大半个世纪以前，这些路灯下站着的是些什么人，那些铜门里出进的又是些什么人。那是和北京城很不一样的。那时，北京城里皇城根下的各色人等，有前清王朝的皇族、旗丁、太监，北洋时代的军阀、政客、幕僚，下野的政治家，退隐的官员，做过京官的士大夫，圣人一样的教授学者，雍和宫的喇嘛，五台山的和尚，游方道士，算命先生，变戏法的，拉洋片的，串街走巷剃头的，唱莲花落要饭的，以及无所事事的胡同申子等等。当然还有妓女。其中那些最体面的，“头顶马聚源，脚踏内联升，身穿瑞蚨祥”，出进茶馆、戏园子和爆肚儿满，喝茶、票戏、不着边际地海聊。而在上海，在这个“十里洋场”的滩上，活跃的则是商业巨头、大亨、大班，洋行里的买办和大小职员，律师、医师、会计师、建筑师、工程师，报馆里的编辑记者，靠稿费谋生的作家，里里外外都透着精明的账房、伙计、学徒、侍应生，无处不在的掮客、包打听和私人侦探，掼浪头的阿飞、白相人和洋场恶少等等。当然也有妓女。其中那些最体面和装作体面的人，便会西装笔挺，皮鞋锃亮，头发一丝不苟地梳着，走进外滩那些代表着工业文明雅致时代的建筑，在生着火的壁炉前，品尝风味纯正的咖啡和葡萄酒，享用漂洋过海而来的雅致的生活。
于是你一下子就感到：上海，确实是和北京、和中国那些古都名邑全然不同的城市。
简单地说：北京是城，上海是滩。
把上海称之为滩，应该说是恰当的。
“滩，水濡而干也。”它往往是河、海、湖边淤积而成的平地。其中，因河流或海浪的冲击而在人海处之所形成者，就叫“海涂”、“海滩”或“滩涂”。显然，把上海称为“滩”，是十分准确而又意味深长的。从地理上讲，上海正是这样一个生成于长江入海口的滩涂地带；而从文化上讲，上海则正是中西两大文化浪潮冲击积淀的产物。上海，当然是滩。
事实上，上海从来就没有被当作“城”来建设。在古代中国，“城”的建立和建设，往往因于政治或军事的需要。它们的命运，也总是和王朝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王朝兴盛，则其城也立焉；王朝衰败，则其城也毁焉。因为它们作为王朝全国性或地方性的政治军事中心，总是会得到朝廷的行政扶植和财政支持，也总是会成为敌对势力的重点打击对象。结果，中国的“城”，便不是成为改朝换代的幸运儿（如开封），就是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如太原）。
上海的出现，却与此无关。它的命运一开始就和中国的那些古城不一样。因为水运和通商的缘故，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中央政府在今上海市松江故道以南设华亭县，揭开了上海政区形成的帷幕；南宋成淳三年（公元1267年），松江人海口沪演的上海浦设立镇治，上海镇成为华亭县最大的市镇；元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上海正式设县，范围包括今之上海市区和上海、青浦、川沙、南汇四县，隶属松江府。此后260余年间，上海县一直有县无城。直到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为了抵御倭寇的侵扰，上海才建筑了城墙，但却是圆的，与中国其他城市的正方形迥异。上海，似乎从根子上就和中国文化传统格格不入。
然而，即便是这个怪模怪样、不伦不类的城墙，也没能存在多久。上海开埠以后，城墙之阻碍车马行旅、金融商情，很快就成为几乎全体上海人的共识。于是，在官绅士商的一致呼吁下，上海城墙被拆除。上海，几乎成了中国历史上建城最晚而拆墙最早的城市。
比起上海天翻地覆并极具戏剧性的变化，城墙的拆除也许不过小事一桩，但却颇具文化上的象征意义。因为没有墙的城是不能算作城的。城也者，因墙而成者也。没有了那个“土围子”，还能算是城 事实上，上海从其历史真正开始的那一天起，似乎就没有打算成为什么“城”，当时的中国政府也没有像建设其他城市那样按照“城”的模式来对上海进行规划，反倒把上海最好的地段拱手相让。1846年，也就是上海开埠后的三年，英国人首先占据外滩以西的一片土地，建立了英租界，首开租界之先河。此后二十年左右，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租界制度，便在上海得以确立，并整整存在了一个世纪，同时还波及到其他城市。这种事情，在北京显然是想也不敢想的。天子脚下的首善之区，岂容“化外之地”？然而上海却可以。在当时的中国政府看来，上海无疑是微不足道的。上海既不产稻米，又不产丝绸，风水也不怎么样。鬼子们既然傻乎乎地看好那地方，那就赏给他们，随他们折腾去，谅他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现在看来，道光爷、咸丰爷们显然是失算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口子一开，太平洋上强劲的海风，自然是长趋直入，何况又占领了这样一个滩头地段？西学之东渐，自然便有了一个最为便当的跳板和基地。于是，为当时并不看好上海的人始料所不及，半个世纪之后，上海便出落成与北京迥异的国际化大都会，而且处处与北京作对。早在1917年，海上文人姚公鹤便指出：“上海与北京，一为社会中心点，一为政治中心点，各有其挟持之具，恒处对峙地位。”（《上海闲话》）事实上也是如此。本世纪初，上海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大本营，公然与北京政府分庭抗礼；本世纪中，它又变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公然“炮打”北京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至于文化上的南北之争、京海之辩，自然也不在话下。
更何况，上海虽然抢了滩头，却也并非没有后援。天津、汉口、广州、厦门、宁波、香港，都在和上海浮鼓相应。其中，天津近在京畿，汉口深入腹地，意义尤其不同凡响。总之，山下之城，已难抵挡水边之滩的挑战。
当然，上海一开始并没有想那么多。
一个多世纪前的上海，最忙的事情是“摆摊”。
那都是些什么样的“摊子” ——江海关、跑马场、招商局、巡捕房、交易所、礼拜堂、西菜馆、拍卖行，全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那又是些什么样的“摊主” ——冒险家、投机商、殖民者、青红帮、皮条客、拆白党、交际花、维新党，全都踌躇满志，胆大妄为。城墙拆除了，心理框框也打破了；租界建立了，新的观念也产生 甚至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职业也出现了：买办、律师、记者、翻译、经理、职员、会计、邮差，甚至还有“黄牛”、“包打听”之类，当然还有产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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