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1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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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长途电话给沈醉，在电话中大哭大吵，要一定把她母亲棺木找到。沈醉一面急电重庆有关方面派人沿途寻找打捞，一面连夜赶回重庆。

沈醉于3天后回到重庆，郑岳母的棺木已由稽查处水上稽查所寻获，运回了唐家沱，沈醉怕棺材里面进水，便叫人将捆得密密的粗麻绳解掉，将棺材盖撬开看一看。撬开后才知道，老太婆尸体的四周都塞满了用油纸包着的鸦片烟土。

沈醉回到南京见到郑的老婆，告诉他因棺材打捞起来后怕进水而将棺盖打开，看到了里面的东西。她脸上为之一变，立刻大骂她的兄弟柯新吾，说这一定是他在胡闹。接着，她假惺惺地叮嘱沈千万不能让郑介民知道。当灵枢运到南京时，她和她兄弟到下关江边去迎这具装满烟土的棺材，毫无责怪她兄弟的任何表情。

同年秋，军统决定把在重庆的2000辆十轮大卡车运一部分去南京，准备与江南汽车公司合伙做运输生意，由沈醉去上海接洽购办汽油5000大桶。有一天，上海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来找沈醉。陆根泉过去和戴笠很要好，抗战胜利后帮助军统在上海接收，并替大特务做生意，又正在南京为军统建造办公大楼，和沈的关系也很好。陆提出，请求在购运汽油去重庆时，他要加购1000桶，随同运往重庆。沈则以公文已写明了数量无法更改拒绝了他。当时西南各地汽油奇缺，由上海运去很不容易。招商局怕运汽油出事，许多机关请其拨船运油都被拒绝。军统不仅在该局有一个特务组织——警卫稽查组，并且了解该局许多黑幕，所以交涉船只方便。在上海购买一桶美国汽油，只按官价付50加仑的钱，实际上是装53加仑，按官价运输一共不到黄金一两。而运到重庆、成都等地，一桶汽油可卖黄金二两多，是对本对利的好生意，但没有特权却赚不到这笔钱。

隔了两天，郑的老婆邀请沈醉到她家去吃晚饭，陆根泉也在座。刚入座，郑介民由北平打来长途电话，她先谈了几句，便叫沈醉去听电话。郑在电话中说，陆根泉需要由重庆运东西去上海，要沈帮助陆购汽油1000桶，随军统所购的一同运往重庆。沈当然得答应照办。

第二天，沈向毛人凤说明情况，把公文上的购油数字改为6500桶。沈利用这机会为自己加了500桶，并叫陆承认这是他要增加的。

汽油在重庆售完以后，陆和沈在结帐时说：“我这次是完全代人尽义务的。”郑介民一个长途电话和他老婆一顿便饭，便捞到1000多两黄金。

1947年，郑介民不顾别人议论，将军统在上海杨树浦接收的一座规模相当大的锯木厂连同地皮以极廉的价格批准由陆根泉购买。这座厂占有地好几十亩，还有自己的起卸木材的码头和仓库等。他们之间的交换条件，是陆代郑在南京北平路修建一座三层楼的花园洋房。

至于郑介民做50生日他老婆大收寿礼，平日托人做生意，说情、受贿等，实在太多。他们夫妇每到上海一次，上海的特务头子们都得有所“孝敬”。郑介民上海家里的东西连他老婆也记不清。1947年春，几个不怕事的小偷趁他们不在上海时，竟把这个大特务头子家里的东西偷去不少。郑的老婆闻讯赶回上海，向稽查处、警察局的特务们大吵大闹，非叫破案不可，一时弄得满城风雨。可是当问到她究竟丢了些什么东西时，她自己也开不出清单，只说很多很多。上海的几家小报都用花边新闻刊出“郑介民将军在沪寓所失窃”的消息。郑怕惹出麻烦，叫把所抓的嫌疑犯放了，并在报上更正，说只是丢掉几个汽车轮胎，案子已经破了。实际上，被偷的东西一直没有追回，行窃的小偷始终没有抓到一个。

在逃往台湾的时候，郑介民利用种种特权把可以带的东西都带走了。但房子却没有办法带，他老婆托人用低价卖出，结果却没有人要。郑在送他老婆上飞机时，还当着送行的特务们用故作镇静的口吻说：“你们去台湾过冬，等明年院子里的花一开就可以回来了。”但是没有几天，郑也依依不舍地丢下那座洋房逃出南京。

受美金蒋介石置疑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鉴于党政军情报机构系统复杂、工作重复，特于1954年成立“安全局”。郑介民为局长，陈大庆为副局长，所有“中统”“军统”，以及国民党中央的“二组”“六组”统在该局控制之下，而在上面负责领导责任者则为国防会议秘书厅。这样，情报系统完全划出党政机构之外，而直属最高当局了。

郑介民任“安全局”局长后，曾到香港一趟，与美方高级官员有所洽商，后者告诉他，过去台湾特务人员以较多注意力来对付“第三势力”分子，这是不对的，应该改弦易辙。有所更张才行，郑唯唯听命。事后美方人员对郑很有好感，认为他识大体，非其他凶神恶煞的负责人员所能企及，遂寄以厚望，视为应该争取的主要对象。

后郑介民应邀赴美，商谈情报交换事宜，美方有关部门负责人交给他一千万美金，作为他个人额外开销，郑不敢收，对方坚持再三，始拜领而归，郑介民一到台北，即将此款缴交最高当局，并陈始末，以示清白，当局表面嘉其忠贞，仍令携回，以备不时之需，但内心相当不快，认为郑接受美国的收买，从此对他另眼相看，不敢推心置腹矣。

郑介民也知其然，遂以心脏病为由，从事长期休养，所有“安全局”对内外一切事务悉由副局长陈大庆负责主持。但情报系统如有三长两短，蒋介石仍惟他是问，所以他仍如临渊履薄日子很不好过。

遭痛骂猝然病故这时，台湾出现一个台独领袖，欲取蒋介石而代之。

这个领袖名叫黄阳辉，据台湾警备司令部的公布，说他是共产党，其实毫无根据，他的真正底牌是东京“台湾共和国大统领”廖文毅的正前锋。早在廖文毅在东京就任“台湾共和国大统领”之时，黄阳辉即奉到“密令”在台湾南部发展组织，联合台湾青年，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为口号进行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工作，经过近三年的努力，在南台湾一带，隐然成为一大危险势力，前后吸收成员近千人以上。黄不但自任党魁，而支持他的人来头也不小。这从他的活动费完全是美钞即可知之。

此事远溯到一年之前（1955年），黎复在胡适的《自由中国》半月刊著文，声言台湾非有一个“反对党”不可，又指责青年、民社两党曲阿取容，不配称政党。此时，黄阳辉之“共和党”已开张大吉，但参加者不多。

1959年夏威夷成为美国第50州，华籍之共和党员邓友良成为美国会议员，黄阳辉乃宣传，此一个共和党即美国共和党之支系，将来台湾成为美国

第51州时，凡党员均有邓友良第二资格。因而参加者顿时热闹起来，不少台湾籍名流，亦厕身其籍了。

黄是廖文毅之助手，应经常通过美方之手给予指示。这“台湾共和党”

是廖文毅的地下组织，不在话下。

郑介民主持安全局，其最重要的工作是对美国，可是也最难，因美国在台既有特权，他所干的事因有特权掩护，不易对付。对黄这一个秘密，郑知得太迟与太少。1959年8月12日，才在高雄把“共和党”30人拘捕，黄当时逃入美方人员住宅，数日后逃出，“安全局”人员追及，黄竟敢开枪拒捕，伤后始俯就擒。

及11月30日，有美国人探监，黄随之失踪。此事使蒋介石大为愤怒。

12月10日，蒋以“巡视重建灾区”为名，召郑介民随从，在台中时，他声色俱厉，言下怀疑郑已被美国收买（此亦有蛛丝马迹，郑曾保证其弟郑挺锋赴美考察，然逾期不归，又送其长子至美国留学），限令郑在三天内缉捕黄归案。然三日限期迅即过去，黄阳辉依然无踪影，蒋介石赫然震怒亲手下令，将郑介民记大过两次，仍限其在一周内缉获，否则令全体人员即均依军法论处。可是，严令过后，历时一周，缉捕又告失败。

1959年12月11日，台湾中央社台北报道：“国防会议国家安全局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组主任郑介民上将，今晨2时因心脏病不治逝世北投寓所，享年62岁。”

郑介民治丧委员会由何应钦出任主任委员，顾祝同、蒋经国、唐纵为副主任委员，决定以军礼治丧。丧礼这天，这些国民党官员一窝蜂前往那个熟悉的地方，只见极乐殡仪馆中甚为拥挤，门口车子往来不绝，张道藩、俞鸿钧、黄少谷、严家淦、黄镇球、郑彦芬、陈建中、胡健中、梁寒操、马超俊、薛岳、蔡培火、余汉谋、冷欣、黄珍吾、王叔铭、马纪壮、黎玉玺、蒋坚忍、李弥、钱大钧、李朴生、李士珍、刘牧群、卜道明、钮先铭、罗奇等一一来到致吊，直到下午，却不见蒋介石来到。

下午三点半，吊者大减，忽有一车驶来，走下一个小个子，脚履不健不实，人们却纷纷致敬，原来是陈诚来也。轻车简从，面容哀戚，到郑介民灵前，鞠了三个躬，再去灵堂后面，慰问柯淑芳及其子女，一片嚎陶，陈诚落泪，再三劝慰，逗留了足足二十分钟才告离去，自始至终并未声明“代表总统”。

郑介民与美国的秘密接触虽然令蒋怀疑，但了解蒋介石性格的人认为郑死蒋不致吊，内中不无踢跷；再加上那一阵外面的风风雨雨，于是也就展开“耳语运动”，胡猜乱测起来。

郑死后十余日，香港报纸纷纷传出：郑介民并非死于惊病，而是对付地下组织不力，蒋介石猜疑他是为美国佬效劳，致郑介民引咎自杀。

初听之，以为是附会之谈，及郑之三弟郑挺锋自美闻耗归台，上述所传秘密内幕就呼之欲出了。

当时台北盛传，郑是知黄匿居哪里的，可是无法拘捕。郑介民一死，倒使美方觉事态严重，以参加圣诞舞会为名，把黄送至一名流家中，并通知“安全局”。在圣诞前夕，黄再次被拘。可是郑介民尸骨已寒。

第七章“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章士钊请缨联络，蒋介石有感中共来函。和谈密使二临大陆，“党国”要员纷纷北归

第一节“和为贵”

中共中央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蒋介石失掉大陆，退守台湾后，致力于岛内政治“稳定”与经济建设，但这位“中华民国大总统”何尝一日忘了大陆？但“反攻”、“收复”作为口号喊喊容易，付诸行动难免自不量力。于是，在海峡两岸这场公开上演的大戏后台，有时也有过一些小插曲，排演着暴风骤雨后的“藕断丝连”。就中共方面来说，几十年来，从未丢掉过统一战线。中共领导人从不讳言这一点，毛泽东多次声称，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是战胜敌人的“法宝”。“法宝”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工具。在马克思看来，连共产党的存在也只不过是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的工具。“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实质上就是孙中山的统一战线。宋庆龄也曾说：“三大政策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工具”。

新中国成立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插手台湾事务，阻止了解放台湾的进程。进入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开始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达成；次年春，柏林会议召开，4月至7月，日内瓦会议签订越南停火协议。针对国际局势由紧张对峙向缓和转变的趋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

1954年7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日内瓦会议后的形势。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解放台湾的运动，以粉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在毛泽东的运筹下，周恩来于1955年3月在人大常委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祖国统一问题。这一主张标志着中共对台政策的重大调整。1955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印尼参加由29个亚非国家参加的万隆会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

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提出了亚非各国应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加强团结，一致对敌。经过协商，同其他与会国一起努力，达成了基本上符合和平共处的十项原则，即“万隆精神”。

周恩来还同参加会议的印、缅等七国代表团长举行会谈，讨论缓和远东局势，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严正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造成的。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但任何谈判都丝毫不影响中国人民行使自己的主权——解放台湾的行动。并表明我国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方式和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尽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和平解放台湾。

此次会谈后，周恩来接受了美国《民族》周刊记者访问，表示：“为了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提议和美国坐下来谈判解决这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诚意和正确方针博得了国际舆论的好评，同时也使美国政府作出了迅速的反应。4月26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愿意同中共举行双边会谈。后经英国穿针引线，中美两国开始了日内瓦会谈。中美大使会谈虽然未能就台湾等问题达成实质性协议，但对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促成中美双方的相互了解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新中国在外交政策方面取得的又一个胜利，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对于中美大使会谈，蒋介石表现出极大的不安。1956年3月，蒋介石在接见美国合众通讯社社长时说：本人坦白认为：自由世界在亚洲冷战中，正遭遇失败。很不幸的，至少在亚洲，自由世界的外交已造成一种支持与鼓励中立主义的印象。。。今日所谓中立主义，一方面使共产集团之收获益臻巩固，而另一方面使俄、共政治经济的邪恶势力之渗透发展，较前更为容易。而其最大作用，就是可使自由亚洲人民对于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所持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