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1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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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与胡秋原商量好的办法，1935年1月13日晚，潘汉年按约定时间来到胡秋原的寓所，经胡秋原介绍与已经等候在那里的邓文仪见了面。邓文仪首先介绍了他此次寻找共产党谈判的原因。邓说：我这次来莫，完全是受蒋先生之嘱，一定要找到王明同志讨论彼此联合抗日问题。我们曾经在上海、南京等地找寻共产党关系，进行了一个礼拜，毫无结果。

后来想由四川或陕北直接与红军谈判，但事先毫无接洽，恐进不去。最近蒋先生看到王明在七次大会的讲演及在《共产国家》杂志上的文章，要我立刻来找王明谈彼此如何合作的问题。我们在南京曾召集几次高级干部会议，由蒋先生提出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与会者完全同意蒋先生的主张。可以说联合共产党的原则是已经决定了。因此，我可代表蒋先生与你们谈判合作的初步问题，具体合作条件双方自然还要请示。邓文仪接着表示，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方面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像1925年那样继续合作，但具体的合作方式，还是一个很复杂的技术问题，需要具体讨论。邓说：要合作是决定了，不过有三个问题解决比较困难：1。联合以后，对日作战非有统一的指挥不可；2。我们现在子弹与粮怕只够打3个月的时间，假如彼此估计对日要采取持久之战，那么非另想办法不可；3。外交问题，对英美外交自然是有些办法，但英美离中国太远，远水救不得近火，总没有苏联与我们毗连一起那样方便，何况最近日本要进攻外蒙。我们应当与苏联有合作，要他们帮助我们军需粮食，这点很重要对此，潘汉年答复说：“只要诚心抗日，这3点就不难解决。”问题在于共产党人至今看不到南京政府有什么真正抗日的表示。邓称：要抵抗可以说早已有准备，不然日本为什么非威迫蒋先生到底？关于我们抗日的准备将来是有文件可公布的。现在情形很迫切了，日本只容许我们有3个月的时间，而我们尚未停战，同时非集中80个师不足以言抵抗，然则与红军接触的各部队又不能同时撤退，恐日本知道秘密后，他先发制人，实行各个击破，这是很危险的。我敢说，我们与红军停战之日，即为与日本宣战之时，所以我希望能早与你们谈妥。

邓文仪与潘汉年的谈话，反映出国民党上层这时已经有了抗日的要求和联共的意图。尽管在中共代表团的内部讨论中，许多人怀疑蒋介石实际上只是想要借共产党之手来促使苏联对南京政府进行援助，但代表团多数人仍旧对这种接触抱以积极态度。在得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正式批准之后，王明正式开始了与邓文仪的一连串秘密谈判。

1月17日，王明与邓文仪开始了第一次谈判。邓文仪在这次谈判中明确转达了蒋介石关于两党合作的具体要求。邓说：蒋先生的意见，第一，关于政府，取消苏维埃政府，邀请所有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第二，关于军队，红军应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因为要抗日一定要统一军事领导。当然，红军不能接受南京政府的军事工作人员，但政府和红军可以交换他们的政工人员，政府派政治工作人员到红军中去，红军也可以派政治工作人员到政府军队中去，以表示互相信任和尊重。

第三，关于党的问题，蒋先生考虑了两个办法，或者是恢复1924—1927年两党合作形式，或者共产党独立存在。这个问题可在以后逐步解决。蒋先生知道红军没有军事装备和食品，南京政府可以提供一批军事装备和食品给红军。另外，可以派一些军队和红军一起到内蒙古去参加抗日斗争，因为南京政府的军队主要的军事行动在长江流域，所以不能派较多的部队到别的地方去根据邓文仪的说法，“南京政府准备在明年6月份以前解决中苏合作问题，因为明年9月份中国政府准备开始对日战争”，这也就是为什么南京政府急于与共产党取得谅解。他再度提出有关苏联援助的必要性问题，强调全部军事装备只够全国抵抗3个月，英美离中国很远，远水不救近火，为此南京政府再三向苏联提供援助，而苏联却只是说：“他们可以援助，如果国联采取集体行动的话”。邓表示对此难于理解。他希望确切地知道：“在日中战争爆发后，苏联会不会援助中国？”并希望在这个问题上中共能够起某种促进作用。

对于苏联援助的可能性问题，王明只是含混其辞，没有做出正面的答复，但对于邓文仪要求派代表跟他一同到南京去进行具体谈判一事，王明一口答应。但他表示：第一小说下载网Jar电子书下载乐园＋ＱiＳuu。Ｃom，邓文仪必须出具一份签字盖章的书面保证，保证中共代表的人身安全；第二，莫斯科去的中共代表只负责国共两党的联络工作，“有关的具体条件你们必须去和毛泽东及朱德同志谈”。邓文仪再三要求王明就中共的妥协条件作出说明，王明却只是重复解释共产国际七大所通过的有关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建议，坚持具体条件只能和苏区去谈。双方最后商定了谈判代表出发的问题。

邓：我打算早一些出发。我知道31日有船要从海参成到上海去，今天是17日，所以我们20日就必须动身。

王：这当然好。不过最好你先向蒋介石发一个电报，问一下他是否允许我们的代表和你到南京去，并保证我们代表的安全，是否同意你们的代表到苏区去。

最好在他回电之后再谈你出发的事情。

邓：那好。我会发一个请示电。不过要过两三天才能收到回电，我担心。。，你们是否能够很快拿到过境签证？

王：这些技术性问题可以以后再谈。

蒋变卦，谈判中断22日，邓文仪第二次见王明，明确通知王明：“蒋先生回电到了，我们可以马上回国”。但这一次王明却表现出某种犹豫和疑虑。他认为，蒋介石提出的所谓条件，都是相当刻薄的，对中共极端不利，“要参加谈判，却只有这样一些条件，代表团不能不表示怀疑。”邓文仪承认，目前的条件的确对中共不那么有利，合作当然不能只要中共单方面做牺牲，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谈判才能找出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比如内蒙防地问题，南京政府也并非一定给内蒙不可。实际上，西北几省中共都可以提。邓特别强调，对日战争一旦爆发，中国的海上交通线注定要被切断，结果中国唯一的武器来源只有苏联，唯一的国际交通线也只能是西北的交通线。中国共产党如能在西北驻防，就意味着保持着国际联系。对此中国共产党应该可以满意。但王明仍旧怀疑：“谁会相信，蒋介石会照顾红军，会把红军看成像他自己的军队一样？”谁都了解蒋介石的所谓改编是怎么一回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是一个势力的问题。因此你们将来同朱、毛谈判时，请不要提出那些要求单方面让步的条件，那是不能接受的”。当然，王明并没有因此改变派代表前往南京谈判的承诺。在邓文仪肯定具体的谈判结果必须是双方让步，而不会只是单方面让步之后，双方最后仍旧商定了于25日离开莫斯科前去南京的时间表。

第二天，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即1月23日，邓文仪急匆匆地打电话要求与王明见面。刚一见面，邓就马上表示道歉，宣称他后天不能和中共代表一同出发去海参崴了，要马上到柏林去。王明闻后不禁疑窦丛生，怀疑根本没有什么谈判，没有什么蒋介石的委托，一切都是“蒋在搞手腕”。邓文仪连连解释说不是那么回事，“没有什么手腕”，他确实已经准备好后天出发，但刚才突然得到蒋介石的电报。说着，邓把电报译稿交给王明过目。电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说邓文仪前电内容不清楚，有些词的意思不能理解，以后涉及此类事不要发电报，要派人员或利用外交邮件；二是要求邓文仪马上动身到柏林去，参加由李融清主持的秘密谈判。邓文仪解释说：“有关这封电报，我不能再说什么，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即这个人不但要和苏联人谈判，而且还要和你们谈判”。他强调说，不管你们怎样考虑回国谈判，以及到苏区去签协议的问题，“蒋先生的想法完全不同，他坚持我们应当在这里达成协议，然后再拿着协议到苏区去。”因此，我们确实需要在这里就具体的条件进行谈判。

很难判断蒋介石为什么在1月22日或23日突然决定中止关于去南京谈判的计划，转而打发邓文仪到柏林去。事实上，电报上所说的同苏联人的谈判是根本不存在的。苏联于22日正式通知蒋介石：他们愿意随时给蒋介石或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任何代表去莫斯科的签证，而蒋介石对苏联大使的这一通知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也就是说，他这时还并不想告诉苏联人，他的代表到了柏林，不想与苏联开始具体的谈判。当然，与苏联谈判军事互助问题的时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蒋介石对日本和整个国际局势的判断。但蒋为什么会同时改变了同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谈判的态度呢？看起来这也与22日蒋介石同苏联大使的谈话有关。

1月22日的谈话主要是苏联大使转达苏联政府的几点意见。

第一，南京政府关于拟议中的互助抗日条约有什么样的具体考虑；第二，南京政府是否相信南京政府的军队有必要与中国红军建立军事统一战线，否则苏联政府很难相信南京政府能够真正有效地进行抗日战争。原《苏联外交文件》第18卷记载的鲍格莫洛夫当天给斯托莫尼亚科夫的电报是这样说的：蒋介石说，他认为向他提出的问题中重要的是最后一个，即关于红军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他十分明白，共产党可以公开存在，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一个政党拥有自己的军队。苏联必须利用自己的威望劝说红军承认事实上的政府，那时中国政府就能抗日了。我回答说，苏联政府对中国红军没有任何影响。。。这应由中国人自己去完成。蒋介石又开始阐述他关于一国之内不允许有其他政党拥有军队的观点。谈话有陷入僵局之虞，为打破僵局，我指出，不久前陈主夫同我谈话时说到希望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到莫斯科去进行各种会晤，我问这是否符合蒋介石的愿望。蒋介石对我的话没有反应，继续热情地论证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和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的必要性，说如果苏联政府就中国红军承认中央政府权威一事向红军施加必要的压力，那么苏联政府就可以此表示对南京的真诚态度，并赢得南京政府这个忠实的同盟者。我看到谈判继续朝僵局发展，便斩钉截铁地声明，我们绝不能扮演他讲话中说的任何居中调解人的角色，这是中国内政。蒋介石同孔（祥熙）商量后说，他认为可以据以下原则同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和总指挥的权威，同时保留其现有人员参加抗日。我重申，按自己的意向同红军谈判，这是他的内政。蒋介石说，尽管如此，他要求向苏联政府转达这个想法。

我回答说，我当然会把他的话报告我的政府。历时2小时的会谈有80分钟被用来谈这个内容。

从上述报告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蒋介石这时对于利用苏联方面的压力来解决共产党问题有着极为强烈的愿望。甚至与苏联签订互助军事条约问题同解决中共红军问题相比，占次要位置。但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却让蒋介石十分扫兴。本来蒋认为，他完全可以利用苏联支持中国统一，乐于与南京政府签订军事互助条约的态度，来迫使中共就范，通过莫斯科来解决共产党问题。不曾想，苏联竟一口回绝。这意味着，在莫斯科谈判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时机不成熟。事情明摆着，如果苏联继续为中共撑腰，在莫斯科谈判的中共代表的要价只能比国内高。与其如此，不如在国内与明显处于困境的中共中央直接谈判为好。这样一来，莫斯科的两党谈判就必不可免地结束了。尽管邓文仪1月27日离开莫斯科之前，还信誓旦旦地写信给王明，保证很快就可以回来继续谈判，结果却只能是泥牛入海，音讯全无。那一边自然让不明真象的王明大有上当受骗之感。一度冷清了两个月的“抗日反蒋”口号，又于1936年2月间再度高唱了起来。

数路并进找中共就在邓文仪受命前往莫斯科与中共代表团王明等人接触之际，同样受蒋之命寻找共产党线索的国民党CC系领导人陈果夫、陈立夫属下的曾养甫等，也通过正在交通部工作与周恩来有过同学之谊的谌小岑，转经翦伯赞，找到了中共北方局的关系，并向后者秘密转达了希望具体磋商政治解决国共两党关系、联合抗日的意图。

1935年12月底，中共北方局经过研究，决定派周小舟及吕振羽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进行秘密接触，宣传中共方针，探询对方真实意图。

1936年1月，周小舟、吕振羽与湛小岑进行了多次接触。谌小岑根据陈立夫和曾养甫的意图，首先拟就了一个具体的意见书，要求中共及红军放弃阶段斗争和暴力革命，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权威，赞助其统一中国的努力，以便最终实现合作抗日。而周小舟等则根据中国共产党1935年《八一宣言》中所列十大纲领提出对案，并特别要求国民党方面首先作到以下四项：（一）立即发动抗日战争；（二）开放民主自由；（三）释放政治犯；（四）恢复民众组织与活动，保护民众抗日爱国运动这次接触中，国民党方面明确表示可以考虑承认共产党在组织上的存在与独立，乃至释放政治犯等，在湛小岑拟就的书面意见中，他甚至表示可以划定一个特别区域来供共产党人实验诸如“集体农场”之类的理想。但其核心的要求毕竟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共产党必须同意：（一）协助联苏；（二）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三）帮助蒋先统一，后抗日。

蒋介石的“统一”与“合作”的条件及形式，在这里反映得十分清楚：“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的标准，就是依据国民党的军队和政权形式，把共产党的军队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