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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1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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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所见,国共双方这时确有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愿望,但双方对于联合与统一全国武装力量的想法与意见,却有相当的距离。不过,由于周恩来发出正式邀请,特别是此后中共中央北方局正式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对案,双方的接触和谈判毕竟结束了最初的相互试探阶段,开始进入正式交换意见的过程。
正式商谈6月下旬,周小舟等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再次来到南京,针对国民党方面5月间所提方案,正式提出了如下对案:一、为求中华民族之生存,C方确认:(1)立即发动抗日战争保卫中国华北、内蒙,并收复东北失地;(2)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及人民,共同奋斗,严厉制裁汉奸;(3)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并释放一切政治犯;(4)与日本断绝交涉,并废除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条约,实行联合苏联及一切反日的外交。
二、在K方承认并确行第一条各项政策时,C方放弃敌对K方的行动,K方停止围剿与封锁红军和苏区。
三、C方确认抗日战争须要有统一领导与指挥,C方提议在最近期间召集全国各党及人民团体(不论已立案否)共同讨论具体实现抗日联合战线之一切问题,例如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名称,红军及其一切抗日部队当然要服从这个政府的指挥。在K方执行第一条各项政策时,C方赞成K方在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中占有指导地位。
四、C方在今天无意考虑取消苏维埃组织及红军之提议,C方也不要求K方及愿意抗日的其他各派变更原有的政治军事地位。但在将来,依据抗日战争的需要,C方赞成全中国真正民主的统一。
应当指出,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的上述对案,较此前中共方面的历次主张以及陕北中共中央当时的态度,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所谓提议在最近期间召集全国各党及一切人民团体共同讨论具体实现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名称,很明显地意味着它并不再继续坚持“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外在形式;而所称目前无意考虑取消苏维埃组织及红军,但将来依据抗日战争的需要将会赞成全中国真正民主的统一云云,同样在某种程度上暗示它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放弃苏维埃组织与红军的外在形式。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共没有再坚持以苏维埃为中心和国共两党必须平等地实现他们之间的合作的想法,第一次率直地表示在将来政府中可以由国民党占指导地位。这无疑使双方的条件开始有了进一步接近的可能。
果然,双方的商谈迅速取得进展。经过了几天具体的交换意见,国共两党代表破天荒地第一次形成了共同的“谈话记录草案”。内称:一、KC双方一致确认,为求得民族之生存,须立即实现民族之联合战线,共同抗日。
二、为使联合战线之巩固与实现,应先消灭国内现有之矛盾,集中力量。三、C方提议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K方在原则上接受此提议,但C方须承认K方之主导权,C方代表认为K方在原则上接受此提议后,现形势下应该而且可能成为抗日之主导力量。
四、在上述三原则下,尤其在第三点上相互以文件承认后,K方将在事实上以秘密方式停止围剿红军,红军亦停止进攻的军事行动。同时在C方停止反K方之行动与宣传的条件下,K方承认立即停止破坏C方组织,及逮捕C方人员群众,并子暗中保护爱国运动(指在K方权力范围以内,冀察不在此限度内)。
之后C方公开发表宣言要求K方一致抗日。
五、双方于履行第四点要求后,共同组织一混合委员会,讨论具体实现抗日联合战线之政治形势及统一经济、军事、外交等问题(例如在国防政府成立后,C方须改变苏维埃之政治形式而统一子国防政府之下),以及联俄诸问题。
由上可知,在这次商谈中,至少在形式上双方代表都作了较多的让步,以至取得了一个得到双方代表共同认可并且正式签字的谈判文件。其中最为关键的让步在于,国民党方面接受共产党方面关于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提议,而共产党方面则承认国民党方面之主导权和实际上的主导地位,同时准备放弃苏维埃之政治形式。据此,湛小岑立即起草了一个正式协定条款的草案,试图一漱而就地乘势提交双方领导人,迅速达成协议。
湛小岑起草的新的协定的内容如下:一、K方为集中民族革命力量,要求集合愿意参加民族革命之一切武装力量,不论党派,在同一目的下,实现指挥与编制之统一。
二、C方如同意K方之主张,应于此时放弃过去政治上一切足以引起国内阶级纠纷之活动,K方可承认苏维埃主要区域在民主政府指挥之下作为特别实验区。
三、K方在C方承认全国武装队伍统一指挥与编制的原则时,即行停止围剿,并商定其武装队伍之驻扎区域,与以其他国军同等之待遇。
四、K方在C方决意接受K方之上述军事政治主张原则下,执行:(一)抗日民族革命之民主自由,但其限度以不反党国为原则;(二)红军之驻扎区域采商定方式,依双方之同意而决定;(三)苏维埃政权取消系指苏维埃独立于中央政府而言,其他地方组织形式可适当保留;(四)C方之表示与K方所负之义务应在同时实行,其实现方式由双方协议后实行之。
作为国民党方面级别较低的联络代表,湛小岑实际上并不负有谈判的责任。但是,不能说湛小岑不了解谈判的技巧。在争取中共方面承认了国民党方面的主导权和主导地位之后,他立即在正式条款中放弃了对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提议的承诺,仅以集中革命力量为由,提出了国民党方面的中心要求——统一指挥与编制。而共产党地方政权和军队之保留,均以这一要求为前提。尽管湛小岑的条款对于这种集中统一的形式没有具体的表述,但其内在含义十分明显,即中共的军队和政权将必须统一于南京政府。
果然,在湛小岑将此一文件上报曾养甫和陈立夫之后,陈立夫进一步将国民党方面的要求具体化了。陈于7月初对此一文件做了两点最重要的修改,并于7月4日通过曾养甫和谌小岑正式提交给中共代表。经过陈立夫修改的国民党方面最终的文件内容如下:一、K方为集中民族革命力量,要求集合愿意参加民族革命之一切武装力量,不论党派,在同一目的下,实现指挥与编制之统一。
二、C方如同意K方上述之主张,应干此时放弃过去政治主张,并以其政治军事全部力量置于统一指挥之下。
三、K方在C方承认全国武装队伍统一指挥与编制的原则时,即行停止围剿,并商定其武装队伍之驻扎区域,与以其他国军同等待遇。
四、K方在C方决意放弃苏维埃政权和条件下,即以K方为主休,基于民主的原则,改善现政治机构,集中全国人才,充实政府力量,以负担民族革命之任务。
这里的修改主要表现在第二条和第四条,即强调了共产党方面必须以其全部政治军事力量置于统一指挥之下,和放弃苏维埃政权,承认并参加以国民党为主体的,只是经过改善的现政权。这就在事实上否认了中共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
考虑到中共的代表来自不同的方面,湛小岑分别将国民党的条件递交给周小舟和刚刚由陕北返回的张子华,再由二人分别转送中共中央。但由于谌小岑交给张子华这一文件时,并没有说明此件为国民党之谈判条件,只是说提供中共中央“参考”,故张子华并未专程送往陕北,而是托上海的李雪峰于方便时交人带往陕北,致使此件久未送到。周小舟一件虽然送到,但因周转较多,颇费时日,也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到陕北。这样,中共中央只是在一个半月之后,即8月下旬才见到国民党的这一谈判条件。
国并高层直按面商的尝试由于国共双方联络已经沟通,利用中间人来往联络颇费周折,双方上层感到建立直接联系和进行直接商谈的必要性。当7月初张子华带去周恩来邀请曾养甫、湛小岑进入苏区面谈的信件之后,国民党方面立即作出了积极的响应。7月19日,曾养甫致函周恩来,邀其外出晤谈。函称:翔兄:黄君来,得悉种切,欲谋迅速解决,盼两方能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如兄能摈除政务,来豫一叙,至所盼祷。顺颂时祺弟养上七月十九日此时恰逢蒋介石平息两广事变,迅速选派CC系骨干前往控制广东党政军各系统,曾养甫也被派任广州市长一职,立即赴任,故此函邀也告失效。7月底8月初,湛小岑分别把国民党的电台联络呼号密码交给周小舟和张子华,希望与中共立即建立直接的电讯联系,同时,湛小岑复信周恩来,称:翔宇兄赐鉴:敬邀临西北之游,使得吾兄及诸友畅叙一堂,交换中国革命动向意见,个人衷心亟为感奋。因蓄志已久,尝寤寐以求之亟,盼能早日实现。且也,吾人本年来做进行工作,也须当面作具体之商讨,傅早日有所决定,求打开目前革命局势,故屡向表兄建议派弟一行。其所以至今未能成行者,盖故乎:1。统一军政组织问题,此间至为重视,然民主方式究能实行此若何程度,当待初部(步)之商讨;2。停止军事行动问题,希望西北有军事负责人在陇海线西北段择一地点,作一度之会商,我兄如能命驾,更所欢迎;3。两广问题发生,彼此间不无新的隔关。又如以养、立二兄均注意粤省党政局势之开展,故一月以来特形忙碌,几至无暇常谈。近且派弟办理粤省国民党务,促递速行。
然求吾人工作之早欢厥成,实半年如一日。固未尝稍有变更也。兹特奉上电台符号及密码,一切问题可用电报直接谈商,既省时间,又免多人来往跋涉。如能有所决定,即可约动晤谈。盼能早日面聆教诲也。书不尽意,诸维心照不宣。敬致革命的敬礼!
诸友前乞代致意弟岑八月六日早大约在此前后,原奉命由莫斯科前往香港同两广势力及19路军将领联络的潘汉年,得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的指示信,他前往南京主动与陈立夫进行了初步的接触。由于国民党不能确定潘汉年当时的身份,故他与陈立夫的接触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加上潘汉年还负有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有关意图的使命,随即经西安于8月9日转入陕北苏区。
潘汉年回到陕北,使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统一战线工作的具体策略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8月10日专门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更加重视对南京政府的统战工作,开始主张要“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准备在过去与南京谈判的基础上,在忠实进行抗日准备、实行国内民主与实行停止围剿的前提下,承认与之谈判苏维埃红军的统一问题。在此后接到共产国际8月15日更加明确的政治指示之后,中共中央终于正式决定放弃“抗日反蒋”方针,并且进一步就自己没有充分重视争取蒋介石合作抗日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开始加紧与南京方面进行公开的或秘密的联络及谈判工作。
8月25日,中共中央开始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明确表示愿意“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实现“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
8月27日,张子华带着国民党的电台呼号密码和曾养甫及湛小岑的信件,到达陕北中共中央所在地。为了直接促成国共双方高层谈判,周恩来于8月31日和9月1日分别亲笔致信曾养甫和陈果夫、陈立夫等,首次表示愿意外出商谈。周恩来给曾养甫的信说:(前略)国难危急,是此非联合不足以成大举。弟方数年呼吁,今幸贵方所表同情者,复得兄出而襄赞。
救亡前途,实深利赖。弟方除已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弟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诚意和愿望外,兹为促事速成,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承允面叙,极表欢迎,惟。。弟等外出不易,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临敝上,弟等愿保兄等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山麓亦作为把晤之所。。。为慎重秘密计,现仍托黄兄回报并携去较妥靠之密码,至呼号波长——如来约,凡机密事,统可电中相商。晤其约定,即希告黄兄先来布置一切,以便弟得代表弟方兼程前往也当然,周恩来更希望能够直接与负责与中共谈判的陈果夫和陈立人兄弟进行面谈,故他在给二陈的信中特地表示:敝方为了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
为了在国民党上层迅速造成便利于国共合作的气氛,这时,周恩来还分别致函胡宗南、陈诚等人,希望他们作为“蒋先生所最信赖之人”,“能力排俘议”,劝蒋“立停内战”,“重谋国共合作”,9月8日,毛泽东也分别致函宋庆龄、蔡元培、邵力子、朱绍良、毛炳文、孙蔚如、李济琛、李守仁等人,并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他们为促成国共合作而尽责尽力。
9月20日,张子华辗转赶赴广州,在递交了周恩来的亲笔信之后,于27日面见了曾养甫。此时曾养甫再度说明了国民党对两党关系的基本条件,即7月14日正式提出之四条,表示只有在此四条的基础上,才能考虑允许中国共产党公开活动的问题,以及目前苏区政权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继续存在和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大会问题。他并明确强调:两党并非“合作”关系,军队也必须改编。同时,曾再度提出邀请周恩来外出谈判问题,因为曾说他们的行动过于引人注意。之后,张子华通过国民党的电台致电中共中央,称曾养甫仍然希望周恩来能够亲自来香港或广州,与国民党负责人谈判。10月8日,湛小岑更进一步表示已经为此准备好一切。他在致周恩来的信中说:翔兄赐鉴:读澄川兄携来各件,敬悉我兄同意晤谈计划,至为欣慰。西南问题之解决,足法此间南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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