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1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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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南京政府代表团前往北平正式谈判。翁文灏站在送行的行列中。他真诚地期望和谈成功。他希望能为和谈尽一份力量，以减轻自己的罪责。

翁文灏的希望再一次落空了！1949年4月20日午夜，中国共产党向中国国民党提出的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的最后期限到了。李宗仁忽然反悔，拒不签字。翁文灏看到了整个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无可救药。

在南京城下的隆隆的炮声中，翁文灏悄然地到了上海。四五天后，他即动身飞往台湾。本来，他准备带着在中国石油公司任工程室主任的大儿子翁心源同行。行前两天，孙越崎劝道：“心源尚年轻，你何必害他呢？我看心源不要走了嘛。”翁心源听了孙越崎的话，也对父亲表示，自己不愿意到台湾去，并且说：“请父亲到台湾后，就让我的妻子和儿女回来。”翁文灏点头同意了。不久，翁心源的妻子、女儿回到了上海。

5月21日，翁文灏从台湾来到香港。这天，正好是钱昌照在党的安排下离港北上解放区的日子，也是孙越崎从广州逃到香港的第三天。但是，翁文灏到香港时，钱昌照乘坐的轮船已开，两位老朋友未能见面。

孙越崎见到翁文灏，问他来这里干什么？翁说：“我要去广州向李宗仁辞去秘书长之职。”

第二天，翁文灏即去广州。两三天后，他又回到香港。从此，他脱离了国民党政府。

“宁当战犯，不当白华”

“翁先生，吴兆洪和资委会的人都在大陆，钱昌照已经回去了，我不信也即回去，你的儿子、儿媳和孙女都在大陆，你和老父、老妻接到香港来，慢慢和共产党联系，得到许可，也回国内，阖家团聚，老朋友也可常见面。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请你好好考虑。”孙越崎语重心长地对翁文灏进行劝说。

“我何尝不想回去。可是，我的罪恶太大，不可能得到共产党的谅解。”翁文灏叹了一口气，忧心忡忡地说：“我的问题，非得到毛泽东主席同意，否则不能解决。但这就太难了。”

孙越崎点点头说：“你的话有一定道理。但是，只要你有回国的决心，我认为有邵力子在北平，可以请他帮忙，也不一定没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是你要做两件事：一、必须从思想上，对台湾的关系一刀两断。蒋介石是利用你，发戡乱令，发金圆券，是害你，你应该恨他。二、快把老父、老姜接出来，到香港住，可以自由行动。时间晚了，想接怕也接不出来，万一将来不能回大陆，住香港也比住台湾好。”

在香港的周太玄、杨东莼也来到翁文灏隐居的铜锣湾石油公司宿舍，做他的工作。留在大陆的原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吴兆洪，得到中共上海华东统战部的同意，派戴世英来香港动员翁文灏回国。

翁文灏深深地为这些老朋友、老同事的热诚相助所感动。7月间，他回到台湾，悄悄地把老父、老妻接到了香港。

在翁文灏来往于台湾与香港时，孙越崎写信给和平谈判破裂后留在北平的邵力子，说明翁文灏也有想回大陆的意思，请邵力子多加帮忙。邵力子当即给孙越崎回信，表示愿意大力帮助。

翁文灏回大陆决心已定，马上写信要在上海的儿子翁心源来香港接祖父和母亲回上海。9月间，翁心源从上海来到了香港。

11月，孙越崎离开香港回到北京，带了翁文灏的一封表明心迹的信，交给了邵力子。只等中共方面有所表示，翁文灏就打算回到大陆。当孙越崎因糖尿病住院治疗时，钱昌照来看望孙越崎，对孙谈起：“我从报上看到，翁文灏从香港飞往巴黎了。”不到一个月，变化如此之大，孙越崎十分奇怪。过了几天，翁心源从香港来到北京，孙越崎才弄清真相。

原来，孙越崎离开香港不久，陈诚派人到香港正式“请”翁文灏去台湾，并对翁文灏说：“投共必有危险，世界大战必将再起，你要认清局势，不去台湾也要移往美国。”

翁文灏坚决不去台湾。但是，他想到杨杰将军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之事，感到真有些不寒而粟。“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他临时决定飞往巴黎。这只是一种避难之策。回国之心未变。他不去美国而去法国，原因也正在在此。

邵力子、孙越崎与翁心源经过一番商量，决定把翁文灏的情况报告周恩来总理。周恩来表示同意翁文灏回到大陆，但须稍等些时候，以便向民主人士方面做些说服工作。关于战犯问题，周恩来解释说：这是新华社的消息，不是党和政府的正式宣布，翁文灏对此可以放心。

1950年初，翁心源从上海调到北京燃料工业部石油总局工作。周恩来指定一位秘书与他联系。翁心源与孙越崎同住在一个大院内，他们经常与翁文灏通信，向他介绍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此时，翁文灏正在远离祖国的异域漂泊。1950年1月末，他从法国来到了英国。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他曾被接纳为伦敦地质学会外国名誉会员。

这次，他在英国的伯明翰大学住了20天，在伯明翰，他又接到了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的邀请电。李约瑟在抗战时期，曾旅居重庆，与翁文灏时相会晤。这次翁文灏应邀来到剑桥，访晤李约瑟，两个老朋友重逢，感慨万千。翁文灏看到这位致力研究中国文化的外国友人，书架上摆满了中文书籍，案头放着《计然新书》、《齐物要论》，正在写作规模宏大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不觉触动了自己的思乡之情。他又似乎想起了在1925年说过“我们自己的材料、自己的问题，不快快的自己研究，以贡献于世界，却要劳他们外国人来代我们研究”的那番话，觉得自己不止是十二分的惭愧，简直是一百二十分的惭愧。

3月下旬，翁文灏回到巴黎。他一面历访法国地质界的老朋友，一面于闲暇时到巴黎大学地质学系及地球物理系的图书馆去读书。他深知自己在地质研究上掉队了，如果能用这个机会好好地补补课，未尝不是一件难得的好事。

然而，动荡的世界，纷坛的局势，异国的孤独，思乡的情怀，翁文灏时时感到无法安心读书的苦闷。

这年10月，美国雷诺金属公司致函翁文灏，以优厚的待遇邀请他为该公司顾问。一天，美国驻法国大使馆秘书斯柏劳司突然找到翁文灏的寓所，面请他早日赴美。与此同时，美国地质调查所也来函邀请，美国矿冶工程及机械工程学会在来函中，通知翁文灏说：“将特别召开大会欢迎您的到来。”逃到台湾的原工矿调整处的一位副处长，也一再写信给翁文灏，“动员”他到台湾去。台湾当局不仅“关心”着翁文灏，而且，蒋介石还使出了一个“断绝后路”的办法。那是一年前，台湾发表了许多人署名的反共宣言，尽管翁文灏人在香港，不知此事，蒋介石却让人把翁文灏的署名亦列入在内。蒋介石企图以此迫使翁文灏无家可归，只能就范。

翁文灏面前摆着三条路：一条是到台湾去，这是他决不选择的。

第二条路，他可以到美国去，过那种“白俄”式的生活。

第三条路，回到祖国的怀抱去。“宁当战犯，不作白华”，翁文灏把第二条路也彻底抛弃了，选择了

第三条路。他写道：“归乡虽少把握，叛国决非素心。审顾国局，不应逃亡。宁冒艰辛，归向祖国。”于是，他给远在北京的儿子翁心源写了一封家信，告诉儿子说：“我心已定，不愿在外蹉跎时日，近日即将归来。”

翁文灏踏上了归国之路。他在自述其生平的《回溯吟》中写道：毅然一叶向东飞，不畏榛关与棘扉。

焕发光华胜昨日，亲睹邱壑是邦畿。

才惭舒国屠龙尽，身比令威化鹤归。

但得回黄能转绿，松揪故土得凭依。

1950年12月，翁文灏从法国来到伦敦，准备乘飞机去香港。谁知，英国当局竟然以停发护照横加阻挠。在翁文灏的斗争下，终于在第二年1月初来到香港，并于当夜转到广州，由中共广州市委派人送到北京。

经过一年多的漂泊，正当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时，翁文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在北京火车站，翁文灏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代表们以及老朋友孙越崎、儿子翁心源夫妇等家属的热烈欢迎。他激动得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1953年1月8日，翁文灏写完了由58首七律组成的诗体回忆录《回溯吟》，回首往事，展望前程，他既惭愧悔恨，又欢欣鼓舞。他深深感激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和祖国人民对他的宽宏大量，在《回溯吟》的最后写道：自度辛勤卅载更，愧于政理失分明。

猿人演进惭多昧，军阀贪私痛久行。

枉历六旬虚用力，尚须多日苦收成。

愿从社会前途想，细绎史篇判浊清。

本是负有盛名的地质学家翁文灏在进入蒋介石政权之前，本来是一个负在盛名的地质学家。

1889年6月29日，翁文灏出生在浙江鄞县的一个富户人家。14岁，他考中了秀才。3年后，到上海进了法国天主教会办的“震旦”读书，主要学习法文和数学。1908年，翁文灏远渡重洋到比利时罗文大学攻读理学博士，专习地质、岩石专业。1912年，他以优异成绩获理学博士，成为我国获地质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当时比利时的一家报纸惊呼：“最好的成绩被一个矮小的黄种人夺去了！”

第二年春天，翁文灏回到祖国。他在北京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第一，分配为农商部地质科签事。

本世纪初叶，中国地质科学人才奇缺，人们对于地质学的重要意义几乎一无所知。当时，北京大学因为地质专业招不到学生，竟把原有的地质专业停办了。担任农商部地质科科长的丁文江为了培养地质学人才，把北大地质专业原有的图书、标本一古脑儿借了过来，开办了一个地质研究班，后来改称地质研究所。翁文灏和丁文江、章鸿钊一起，投身于造就一代中国地质学家的教学工作，讲授矿物学、岩石学两门课程。两年后，地质研究所一期研究生班的20多名学生结业，为造就中国地质学家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中，翁文灏充满激情的序言，至今仍放射着他的爱国思想光芒：我国地大物博，而生息休养于斯土者，不自研求之，自考察之，而坐待他国学者之来游迨，既知考察研究之不可已矣。而必要之知识，相当之经验，又不可不求学于他国之校与他国之师。孜孜研究者数年，劳劳奔走者数百千里，而于本国之地质仍不免于耳食之谈，隔膜之见，此诚未可讳言者也。地质研究所诸生未得更贤于余辈者以为之师，是诚憾事。然而以中国之人，入中国之校，从中国之师，以研究中国之地质者，实自兹始。登泰山而考片麻岩，涉长江而观冲积层，其胜于余辈为学时，不亦远哉！

“到处游踪欣涉跋，试从形迹溯源渊。”翁文灏极其重视野外实地地质调查和室内化验等科学实验。他在担任地质研究所教师期间，先后同丁文江、章鸿钊带领学生“三年之中从事于实地之观察者，北抵朔漠，南涉鄱阳，往来奔走，而不敢以室内之普通讲义及外人之已得成说自封。”1920年12月16日，甘肃发生8。5级大地震，死亡达20余万人。翁文灏闻讯，立即前往调查。当时，银元还不普及，他身上带着纹银，坐上一辆骡车，冒着严寒的北风出发了。由于行程十分缓慢，一路上饥寒交加，长期缺乏营养，赶到震区时已经患了维生素缺乏症，以致脚软得不能举步。但是，他坐在骡车上仍然坚持实地调查，终于完成了我国现代地质学家第一次实地调查大地震的创举。

地震调查归来后，翁文灏陆续发表了《甘肃地震》（1921年），《甘肃地震的历史记载》（1921）、《中国某些地质构造对地震之影响》（1922）等一系列论文，评述甘肃地震的频度和烈度，列出比较详细的地震分布表，对地震的起源提出构造成因的意见，并绘制了一张现在看来也相当合理的中国地震分布图，突出大地震和活的大断裂的密切关系。

翁文灏作为一个地质学家的卓越贡献，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他于1930年出版的《锥指集》一书，有通论，地质学、地震学、矿床学、古生物学及考古学、地理学方面的27篇科学论文，基本上包括了他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结晶。

翁文灏曾创立了东亚燕山运动的学说。这一学说阐明亚洲东部侏罗纪和白垩纪间有造山运动，至今仍是中国和东亚构造地质学中的重要篇章。与此同时，他还指出我国造山运动也有欧洲阿尔卑斯运动的某些特点，提出中国也有“纳布”构造和“纳布”构造的重要经济价值。本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在“纳布”构造下盘找到了较大油气田，证实了翁文灏几十年前的创见的正确，引起了中国地质、石油方面研究人员的重视。

翁文灏还创建了中国矿产区域论，说明锡、钨，汞分带的理由。他首次提出我国成矿系列的概念以及他对成矿规律的论述，对后人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翁文灏还担负了继地质研究所结束后成立的地质调查所的领导工作，长达十数年之久。在此期间，在翁文灏主持下，地质调查所积极开展了地震、燃料、土壤新生代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科学研究，许多活动是开创性的，在国际国内都很有影响。

地质调查所经费少得可怜，翁文灏对于“全所经费不及农商部欧人顾问”所支付的费用，极为愤愤不平而又无力改变现状。他只得紧缩开支，把十分有限的财力全部用于地质调查。他在任期间，上百人的地质调查所，始终只有两个非专门的人员：一个会计，一个杂务。他从不用秘书，所有的公私信件都是自己缮写，往往一早上写几十封，写得手腕酸痛，提不住笔为止。信写完了，他就到各研究室去考察、指导工作。1933年，所里经费稍有增加，下文江等同事见翁身体不好，工作繁重，劝所里置买一辆汽车。翁文灏说：“一辆汽车的费用，至少可以做两个练习生的薪水了。为我自己舒服而少用练习生是不应该的。”

长时期来，翁文灏就洁身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