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1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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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一段历史的真实面貌。这本书中写道：东北在大势已去之后原不应死守，而蒋先生一意孤行，下令死守到底，实犯兵家大忌，最后锦州之战，如蒋先生从卫立煌之议，不胡乱越级指挥，则国军在关外精锐不致丧失殆尽，华北亦不致随之覆没，则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或可再苟延若干时日。蒋先生不痛定思痛，深自反省，反将全部战败责任委诸卫立煌一人。

立煌不但被拘禁，几遭枪决。直至蒋先生下野后，我才下今将卫立煌释放。卫氏感激涕零，特来向我拜射，一夕长谈，我才明白东北最后战败的情况，原来如此！

卫立煌和李宗仁畅谈之后回家，看见在他家中的特务还在那里。不过在门外的宪兵们撤走之后，形单势孤，色厉内茬，神魂不定罢了。

门外没有宪兵，绿衣送信人就敲门而入，特务们拿到信件乱拆一气，随便看看又随手扔了。其中有一封信是江北第一大丛林扬州高■寺某长老写给卫立煌的。20年前卫立煌参加龙潭之役，击退北洋军阀孙传芳，曾经驻扎在这个风景优美的第一大丛林里，与这个高僧结成了朋友，如今这位和尚听说卫立煌兵败回到南京，猜想他的心情一定不好，建议他重来高■寺玩玩散散心。特务们看了之后，叫女仆把这封信送往楼上，并说“有人请卫总司令去当和尚”。卫立煌看了这封信以后心中明白，这分明是江北的朋友借用和尚名义劝他渡江，这时长江以北完全都在解放军的控制之下，渡江就到了解放区。这个写信的朋友的好意是可感的，但是这时江防严密，两岸之间不见舟楫，渡江是不可能的，他只有望江兴叹。

李宗仁在接见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时，把释放卫立煌的事当作他的一项德政，告诉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师大校长袁敦礼和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琇。三位校长离开傅厚岗李代总统官邸之后就来到卫立煌家，探访这个重新获得自由的老朋友。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为卫夫人韩权华的五姐。梅贻琦和卫立煌有连襟的亲戚关系，袁敦礼和韩家也沾一点亲戚关系。他们到了卫家便直接上楼，进入卫立煌的房间。寒暄之后，校长们就很关心地询问卫：“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卫立煌：“顾墨三（顾祝同）正在逼我去台湾，我不想去。”

梅贻琦说：“当然不能去，去没有好结果。你不像我们，我们只有跟国民党殉葬了，没有办法。”

袁敦礼说：“你为什么不跑呢？”

卫立煌说：“楼下还有几个特务守在这里。。”

顾毓琇说：“这些人还不容易打发？这是什么时候了，南京眼看守不住了，他们不想逃跑？我看啦，送几个旅费就打发走了。”

三位校长刚走，一个短小精悍、满口江北口音的汉子，昂首走进大门，略事招呼卫的随从，径直跑上楼去。此人乃是在北伐前就和卫立煌熟识的李明扬。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第三战区苏鲁皖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寒暄了几句以后，就直截了当地告诉卫立煌：“坚决不能去台湾，我们跟了蒋先生几十年还不了解他？到了台湾一定要下你的毒手！”

“那么你认为怎么办好？”卫立煌问。

李明扬附耳说：“快逃跑，外边的情况我知道，一出南京城，就脱离了危险。现在整个京沪沿线都有新四军，一路平静无事，你乘汽车到上海，只要上了外国轮船，就算脱了虎口。”

李明扬走后，卫立煌先和韩权华商议，然后又全家商议，订出逃跑的计划。吸取了前次在广州对蒋估计错误的教训，拟定了完整的脱逃方案，设想在哪些地方会遇到危险，考虑了应付这些危险的对策。

第一步准备工作是让张学诚副官向特务们发动进攻，压一压他们的气焰。这个张学诚副官从北伐以后，跟随卫立煌20多年，此时已经升至上校，也是一个身经百战、临阵骁勇、枪法娴熟的人。此时乘着李宗仁撤除宪兵的风势，在盛气之下去找特务领班说话。他开言道：“现在李代总统已有手谕，撤出总司令家的一切军警，包括你们，你们为什么不走？想在此地捞什么油水！”特务们见宪兵走后，人单势孤，本已心虚，见此架势更是心慌，硬着头皮说：“我们也听上级命令行事，大家都是在外面混饭吃的，没有命令怎么敢撤离。”

张学诚又说：“现在李代总统的命令就是最高命令，你们是不是军人？

总司令已说，限你们4小时撤走。老子们打日本还不怕，枪林弹雨都经过，难道还怕你们？我一个人一发火就能把你们全都撂倒，你信不信？”

特务们住在卫家多时，对于卫家的随从都已熟识，知道从厨房里的大师傅到勤杂人等都是经过战争考验的军人，副官和卫士更是一些年富力强的射击手。特务领班衡量了一下力量的对比，他们10个顶不上卫宅3个能打的，要是冲突起来，自己要先送性命，立刻回答：“大家都是吃公事饭的，有事好商量。”这么一来，特务们都搬到一间汽车房里去住了，同时向某处上级请示。卫宅有几个汽车房，这是一间离正房较远的，把特务们挤入此处，就有活动的余地了。

第二步准备工作是试用汽车。司机借故把停放了多时的汽车开出去溜一圈，看看汽车有没有毛病。试验结果很满意，司机回来不动声色地将汽油加足，把一切准备工作做完。

转眼之间已经到了阴历除夕（1月29日），蒋山青，秦淮碧，曾经做过六朝都会的南京城，向来都有热热闹闹过春节的风俗。每个家庭都要办些丰盛的食品，团聚全家的成员，共进春酒，预祝明年一切顺利。但是今年的卫公馆里，人家不像人家，冷冷清清，谁都无精打采，个个长吁短叹。到了这天晚上8点多钟，厨房里还没有开出饭来。剩下8个住在房里的特务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显得百无聊赖，有4个家住南京的特务自行离去，回到自己家中和老婆孩子共吃年饭去了。最后乘下4个特务都是江北人，回不了家，也无处可去，等着开饭，可是厨房里到了九、十点钟还没有动静。不要说没有酒菜，就连平常的饭也没有开出来。他们饿得难受，自己叹息：“这一行真他妈不是人干的，”这时就由唱白脸的丁志升副官乘机和他们攀谈：“在家千里好，出外一时难，人总是家里过年合适。这个时候，能够和老老小小在一起，就是穷点，也比一个人在外头混强。”

特务说：“我们也是这样，谁愿意在外面过年？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共产党来了活不成；共产党不来，上面一不高兴就枪毙，也不是人过的日子，在外边死不如回家死，回家死骨头还能葬到祖坟里。”

丁副官说：”为什么不像你们那几位弟兄一样回家去呢？”

这4个小特务说：“不瞒你说，我们混到今天，混得买一张车票的钱都没有。”

丁副官看见这4个小特务的确没钱，就答应帮忙给他们筹钱买车票，并且想法子代他们找几个零花的。这样丁副官和他们最后达成协议：特务回乡。一直到11点才开出晚饭来，特务们吃完饭马上便走了。

大年初一伪装出逃特务走了之后，卫立煌才算解除了束缚，获得了相对的“自由”。

他们全家行动起来，看看附近有没有暗藏的特务，出门有没有人盯梢，卫立煌自己也进行化装，穿上蓝色棉袍子，头戴瓜皮帽，围上蓝围巾，足登老棉鞋。最重要的是在脸面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把留了几十年的一撮胡须剃掉了，并且带上了眼镜，太阳穴上贴了一张头昏膏药，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20多岁在粤军当营长时，人称“小营长”，有轻视他年轻的意思。他为了表现老成，从那时起就留起了一撮胡须。从此，这一撮胡须便成了卫立煌的特征。今天，他打扮成这个样子，让人看了怎么也联想不到是卫立煌。到了夜间4点钟，卫立煌带着几个随他久经战阵的亲信随同，另外还有一个到上海为他安排住处落脚的多年友人朱映霞女士，在夜深人静当中缓步走向他的汽车。上车后，卫立煌问道：“都准备好了吗？”

在车上几个全副武装的随从都回答：“准备好了。”

这是卫立煌的口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马达轻微一响，即刻转动，卫平素喜爱汽车，所以他的汽车性能最佳，总保持在最佳状态。汽车开出门口，凡是知道这一行动的旧部，都肃立在车旁，目送卫立煌上路，并且祝愿他一路顺利。这也许是最后见面了，卫立煌不觉热泪盈眶，挥手和这些多年共生死的部属告别。

汽车一出门，经过儿条大街，即直奔公路，向着东方驶去。在平常的年代，按照旧风俗，元旦尚未天明之际，是市民们酒醉未醒，燃放鞭炮，忘其所以，或者是打了一夜麻将牌、倦极欲眠的时候；现在兵荒马乱，正在天翻地覆的紧要关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想法，或无限欢欣，或悲痛欲绝，家家关门，户户紧闭，显得十分沉寂。此时国民党的一些残兵败将，最害怕的是解放军强行渡江，沪宁一带的一些队伍都摆在沿江一线，非常恐惧地注视着烟波浩森的江面上的动静，对于背后公路上的交通则无暇过问，看见是高贵的小汽车则更不去注意。后来汽车到了镇江以东，路上车马喧闹，行人擦背挨肩，卫立煌的车子无人查问，到了华灯初上之前，很顺利地进了上海市区。

这时上海也是乱纷纷，汤恩伯的队伍集中上海，骗人的说法是“保住上海半年，国际间就会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就能直接参战”。其实是争取一段时间，保卫上海这个码头，把储存在上海的大量黄金、白银及其它各种值钱的物资尽皆抢窃运送台湾。特务们此时在上海也准备要暗杀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如张澜先生等等，对于计划以外汽车中人则无暇多管，所以卫立煌的车子安然开到上海市区中朱映霞女士的亲戚家。朱映霞女士是什么人呢？她的丈夫江先生原是卫立煌的老部下，朱映霞自己则是卫立煌前妻朱韵珩青年时期在镇江崇实女校就读时的同窗好友，一向往来频繁。1939年，卫夫人朱韵珩因医疗事故卒于成都，朱映霞见卫立煌远在洛阳，她好友的子女幼小无人照顾，便在成都卫宅帮忙照顾过一个时期。1946年底卫立煌与韩权华远游欧美，又请朱映霞帮助看家，朱映霞实际上成了卫府上主持家务的负责人。卫立煌的汽车所开到的朱映霞的亲戚家，这是一所很宽敞的资本家的住宅，除去尚有一位老先生留守，其余的成员都已去香港，房屋空闲着。卫立煌暂时就在这里待避，同时由他的随从到码头上去买船票。

南京的卫公馆里，在元旦这一天，一切和平常一样，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之处。有个家庄南京的特务放心不下，大约在上午10点钟左右摇摇摆摆地来了，察看这里有何动静。丁副官听见电铃响前去开大门，这个特务和送报的同时进门，丁副官连忙招呼特务请坐喝茶，同时拿着报纸向女仆高喊：“报纸来了，送到楼上总司令那里去。”

这个特务见到卫家安安静静，总司令还在楼上看报，就放了心，没坐稳就走了。

这天上午，卫立煌的长于卫道杰和平常人家的青年一样，穿上过年的新衣服到电影院看电影，遇到另一个昨晚回家的南京特务，点头问好。这个特务问道：“总司令好？”

卫道杰说：“很好，没事。”这个特务看到卫道杰悠然出处看电影而总司令又好，想必无事，就没有再来卫家。

下午3点，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打来电话，要卫立煌接。此时卫立煌不在，只好由卫夫人韩权华接。吴忠信传达蒋介石的指示，要卫立煌赶快去台湾。韩权华回答说：“我们正准备去台湾，俊如要和老太太一齐走，现在自己到芜湖去接老太太去了。”吴忠信知道卫立煌事母至孝，抗日战争期间曾把她接到成都，抗日战争胜利后，老太太思念故里，回合肥去了。现在卫立煌去台湾要接她同去，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吴忠信就没有再问。

不久，卫家的汽车由上海开回来，司机报告韩权华说：“一路平安，没出事情，船票也买好了。”当晚韩权华料理家务，让司机好好休息一夜，到了阴历初三的早晨，卫家的汽车再一次驶往上海，韩权华也告别了南京城。卫夫人到达上海，卫立煌和她分头登上英国轮船，他们就算安全脱险，此时就是国民党特务发现，也不敢到外国轮船上捉人。不久，轮船启航，次日驶过台湾海峡，卫立煌和夫人庆幸，他们现在已经从罗网中飞出来了。致电毛泽东他们初到香港，用了假名字住在旅馆里，不敢出门。后来找到韩权华一位亲戚，是个当医生的，正好其寓所的楼上有一层楼房要出租，卫氏夫妇立刻租下这层楼安居下来。进出不敢走正门，凡有客人来访，都要先在后门上的了望镜中看一看，必须是认识的人才开门，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特务在香港非常猖獗。

卫立煌就这样韬光养晦在香港当上了海外寓公。他对于国内的时局变化仍然非常注意，一连写过三封信给他的老部下陈铁，叫陈铁当机立断，不要错守时机。他不知道这时陈铁在贵州已与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人员接上头，就要起义了。

1949年9月19日，天气很热，卫立煌夫妇到海边兜风去了。回来后，家人告诉他们，“有两个客人来访：一个客人高个子。方面大耳，一个客人留胡子，像日本人，都没有留下姓名。”正立煌一想：方面大耳的高个子一定是杨杰，像日本人的一定是贺耀祖（号贵岩），就立刻到铜锣湾去访问这两位客人。杨杰是卫立煌的至交，盟兄弟，1945年他曾帮助卫立煌制订远征军收复滇西松山的战役计划，平日无所不谈。现在他从大陆上尚未解放的地区来此，一定带有不少那些地方的消息。

卫立煌到了杨杰的寓所，杨杰也不在家，只好给杨杰留下一张纸条。杨杰见了条子预备再来找卫，尚未出门，又有两个人来找杨杰。这两个人自称是云南总商会派来的，给他带东西来了，要求亲见杨杰的面。杨杰看见信封上笔迹像是他的熟人所写，就让这两个人进去。这两个人进去以后，一言不发，拔枪对准杨杰的胸膛射击，又复对准脑侧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