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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1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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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临近20时，各级指挥系统人员在一分一分钟地对表。当秒表咯、嗒、嗒地走到20时整时，一串串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刹那间420余门大炮同时发出雷鸣般的巨响。反对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的炮击示威开始了。总群政委方官富在鹊乌鹊指挥所直接指挥莲河地区的炮击示威，总群群长沈仲文密切地观察敌情的变化。
此时，艾森豪威尔乘坐的军舰正驶抵台湾火烧岛附近，一听说打炮，即加速驶向基隆港，并指责”中共不加选择的炮击”，在我军炮击示威时，金门国民党军纷纷上报说：这次比“八·二三”炮击更猛烈，弹着点都在滩头、水洼和阵地之间。没有伤亡。各部通信人员在联络时，互报平安，个别人在开玩笑说：“老兄，解放军不是打我们的！”在我军炮击示威时，金门国民党军炮兵仅向莲河地区发射了28发炮弹，以示还击。美方对此甚为不满。23时，我军炮兵又向金门进行40分钟的炮击，这一天共发射炮弹3万余发。美国国务院还一反常态地提出抗议。
19日晨，艾森豪威尔即将离开台湾，我军于6时和8时30分两次开炮示威。每次炮击50分钟，共耗弹3．8万余发。炮击一开始，台湾“国防部”即查询弹着情况。40分钟后，金门国民党军进行还击，炮弹也是打在滩头及田野里。台湾“国防部”再三要求报告还击的具体情况，大、小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只好又装模作样地向大陆打了千余发炮弹。当我军停止炮击后，金门国民党军就恢复了正常状态。黄昏时分，小金门岛上已炊烟袅袅。
金门之战宣告结束1961年12月中旬，遵照中央军委关于保持台湾海峡局势稳定，不主动打金门国民党军的指示，我福建前线炮兵部队，把单日打实弹改为只打宣传弹。从此，实弹炮击停止。金门国民党军除偶尔打点零炮外，主要打的也是宣传弹。
根据福建前线形势的变化，1962年春季，我部分炮兵部队奉命将武器装备及作战任务移交给兄弟单位炮兵部队，于3月末顺利返回原部队。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断绝了与台湾当局的“政府间”关系。同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国防部长徐向前亦于当日发表《关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的声明》。声明说：“台湾是我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为了方便台、澎、金、马的军民同胞来往大陆省亲会友、参观访问和在台湾海峡航行、生产等活动，我己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从今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接到命令后，我军完全停止了对金门打宣传弹的活动。
至此，这场特殊的炮击金门之战宣告结束。
第二节“反攻”老调秘密制定“反攻计划”
“8·23”炮战之中，尽管蒋介石宣称据守金、马，但他深知，如果没有美国的护航与协防，据守不过是一句空话。随着台、美“蜜月”的结束，台湾海峡平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60年代初，中国大陆由于连续几年自然灾害，加之政策失误，经济上出现严重危机，台湾国民党当局误以为反攻大陆时机已到，于是，蒋介石亲自出马召开了几次高级军事会议，调集得力干将，布置制定了庞大、周密的反攻计划，即“国光计划”和“旭光计划”，几十万军队日夜演练，蠢蠢欲动。这两项计划属于台湾当局的最高军事机密，初时甚至连美国顾问团也一时被蒙在鼓里，知情人可谓寥若晨星。而今30多年过去了，蒋介石已经作古，反攻大陆的梦想终成泡影，两项绝密的计划方得以陆续曝光。
“国光计划”是蒋介石密令台湾三军“副总参谋长”执行官唐守治中将担任召集人，精选优秀军官，配合参谋本部若干人员，成立了一个作业中心。后来，美国得悉蒋方瞒着他们搞“国光计划”后，勃然大怒，台湾当局只好请美国人也来参与，该项作战计划也随之易名为“旭光作战计划”。该项作战计划设想是国民党军先在闽南粤东地区登陆，迎后续部队到达，攻占福州、海丰等地，建立攻势基地，形成先期有利声势再向内地发展。此时，老蒋不顾70多岁高龄，多次在阳明山和风山基地召开军事会议。在一次会议上，他询问此次“反攻大陆”有无确胜的把握，最先问到的是“陆军总司令”罗列，罗答“没有把握！”蒋介石闻言大怒，立即撤了罗列的职务，改由刘安祺担任。刘迎合蒋的意图，大言不惭地说：“一切准备就绪，反攻圣战绝无问题”。蒋介石顿时喜形于色，遂下令“三军”集结高雄附近基地，准备从高雄港登船出发。许多士兵都被逼写好了遗书，随时准备“殉死”。
发出“反攻动员”令在秘密制定反攻计划的同时，蒋介石还到处散布他的“反攻”神话。
1961年3月29日，蒋介石对台湾青年宣称：“面对当前反共斗争的新形势，真是报国救民千载一时的机会”。
1962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提出“革新、动员、战斗”的口号。何谓“革新、动员、战斗”呢？蒋介石自己解释称：“革新”包括“心理革新、工作革新、生活革新，而着重在心理建设的上面，要从精神、思想、观念、生活，到实际行动，全面的、彻底的革新”。“动员”乃是“精神动员和组织动员，要求发挥同志的潜力，以提振全党的活力，并加强组织，深入群众，依循国家动员的轨道，完成一切准备，以保证全民总动员的贯彻实施”。
“战斗”则是在于“发挥集中统一的战斗精神，结合全党为一个战斗体的组织，并以战斗纪律，保证党的政策、命令贯彻执行，使能在敌前、敌后、政治、经济。。各个战场上，展开全面的战斗”。
蒋介石还宣称：“以革新重启革命的契机”；“以动员集结反共的力量”；“以战斗争取反共革命的胜利”。
1962年3月29日，蒋介石在告青年书中提出：“今日反共形势，我们已由掌握了复国之钥，进而要打开铁幕之门的时候了”。“青年子弟们必须确切准备”，“响应‘革新、动员、战斗’的号召”。
1962年11月13日，国民党召开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决定三大任务，其中首要任务就是进行“反攻复国”的动员与准备。蒋介石对美国记者称：“目前正是进攻中国大陆的良好时机”。“我可独立反攻”。一旦我们开始反攻大陆，我们预期少则3年，最多5年内，完成我们底定全国的任务”。“神话”的依据听蒋介石的口气，好像“反攻圣战”迫在眉睫，他立刻就能扭转乾坤了。蒋介石为什么在1962年前后大肆叫嚣“反攻大陆”呢？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蒋介石错误估计了大陆的形势。蒋介石宣称：中共“现在是正处于公社失败，工业倒闭，俄援不继，灾荒饥饿，空前未有的毁灭恐怖的当口；亦就是天灾人祸，交相煎迫的当口”。“陷于全民的反饥饿、反控制、反镇压的大潮大浪之中”。
“中共部队的效忠精神业已愈来愈糟，理由之一，是中共政权无法以较人民为多的食粮配合供应他们的部队。”
大陆民众“所遭受的迫害，已达到不可忍受的程度”，“大多数中国人民，均热切盼望我反攻大陆，推翻匪伪政权”。
大陆发生饥荒是事实，有些人有些怨气也能够使人理解。但决没有蒋介石所说的出现了“反饥饿、反控制、反镇压的大潮大浪”，也没有军队不忠现象，更没有大多数中国人热切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事实。有的只是中国人民在中共的领导之下，同心同德，改正错误，战胜困难，建设新中国的雄心壮志与实际行动。
第二，蒋介石企图利用中苏之间的意见分歧。蒋介石在回答记者问时宣称：“这两个共党集团间的分裂，在赫鲁晓夫或是毛泽东任何一人被清除之前，没有弥缝的机会”。中共与苏俄间“争执激烈，如果中华民国军队反攻，苏俄将不会援助中共”。’中共与苏俄之间的分裂，已为中华民国光复大陆造成一适当的机会”。
1963年3月4日，蒋介石在《反攻复国的前途》的演说中，专门分析了中苏之间的矛盾，提出：“今日世界反共形势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赫、毛斗争加剧以后，自由国家如何把握利用这一机势的问题”。
从利用中苏矛盾的角度出发，蒋介石决定“反攻大陆”立即展开。
第三，企图在台海造势，拖住美国。50年代未至60年代初，美国人为了从台湾海峡脱身，重新考虑对华政策，企图松动同中国大陆的关系。特别是肯尼迪入主白宫前后，曾发表言论称：他坚信美国必须保卫台湾，但应划一条清楚的防线，他一直认为金门、马祖对防守台湾井非必不可缺，美国防线应仅仅划在台湾本岛周围。肯尼迪的主张，遭到了蒋介石与“外交部”不点名的批评。肯尼迪上台后，虽然在改变对华政策方面迈出仅仅一小步，但也令蒋介石忧心忡忡。他之所以在两度“海峡危机”之后，再度点起海峡战火，其目的就是企图通过台海局势出现一定程度的紧张，牢牢拖住美国，同时借机试探一下美国对台“反攻大陆”的真实立场究竟如何；还可在政治上造成一定的声势，配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成就，引起国际上的瞩目。
“反攻圣战”的部署正是基于上述三个原因，蒋介石认为1962年至1963年是他“反攻”的“决定年”、“胜利年”，遂在新竹召集国民党军队将领会议，具体研讨“反攻”部署。为了切实完成“反攻”，蒋介石并非只说不做，他的具体措施与步骤是：
第一，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筹措反共经费。1962年4月27日，台湾“立法院”根据蒋介石的旨意通过了《国防临时特别捐征收条例》。该条例规定，为完成“反攻圣战”，征税金额：各类货物税的30％，娱乐税的50％，筵席税的50％，地价税的40％，铁路、公路票价的30％，电报电话价的30％。4月30日，蒋介石明令公布此一条例。5月1日起该条例生效。时任“财政部长”的严家淦，解释“临时国防特别捐”不增加企业负担，只从个人所得税中增加，以增筹国防经费，并不会引起通货膨胀。“行政院长”陈诚也就开征“临时国防特别捐”发表谈话，希望同胞支持当局政策，承受暂时负担，增进集体安全，呼吁工商界人士与当局合作。
尽管台湾各界人士对征收“临时国防特别捐”表示不满，并且根本不相信蒋介石的“反攻”神话，但都怕被扣上一顶红帽子吃官司，故被迫上交，据台报统计：14个月内共征收6000多万美元的“临时国防特别捐”。
第二，设立“反攻”机构，全力进行“反攻”准备。1962年初，国民党当局成立了以蒋介石、陈诚为首的“最高5人小组”（又称“反攻行动委员会”），作为“反攻”大陆的决策机构。
1963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之际，蒋介石在鼓吹“反攻大陆”的同时，提议筹组“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蒋宣称：“本党中央前后筹组反共联盟及拟订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之议，当以审虑未周，延未施行，现一切反攻准备，既已新近就绪，而在复国建国整个过程中，尤复经纬万端，非举国意志更加集中，才智更加发挥，行动更加一致，不足以迅赴事功，加速胜利。九全大会，允应掌握时机，恢宏襟袍，以兴海内外仁人志士才智俊贤，推诚合作。中正盱衡全局，深觉此时筹组并召开反共联盟，实为符合全国愿望之举措”。
基于此认识，蒋介石向大会提交了《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案，要求大会议决。该案的要点是：（1）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以集中海内外意志与力量，提供反共建国大计，争取胜利为主旨；（2）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为在现行宪政体制下之全民性结合；（3）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以个人为主体。由各民族、各党派、各社团、各侨团、各经济团体、各学术文化团体、各妇女及青年团体——特别是敌后组织，具有声望、成就与代表性之人士参加之；（4）拟具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草案，融会各方意见，提交联盟会议，以为今后共同行动之准据；（5）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会议决议事项，其属于政府职权者，经由政府有关方面采择施行；（6）责成九届中央委员会根据上项原则，研拟具体方案，付之实施，并望于最短期内达成此一任务。
蒋介石提交的议案无人敢违，自然为大会所通过，并决议“遵照总裁指令积极贯彻”。
翌年4月30日，“行政院”成立“反共建国联盟”筹备委员会，由一生反共的谷正纲挂头牌，其他成员均多为蒋介石的准嫡系与忠臣，如：袁守谦、陶希圣、余井塘、张其昀、黄伯度、阮毅成等。当时还煞有介事地下设秘书处于台北，辖议事、联络、新闻、总务4个组，进行各项筹备具体事项。与此同时，蒋介石、唐纵公开号召海内外人士参加“反共建国联盟”。然而海内外人士相信蒋介石“反攻”神话的越来越少，参加者寥寥无几。
第三，纠集军队、特务准备窜犯大陆。在筹集“反攻”经费与建立“反攻”组织的同时，蒋介石还下达了“征兵动员令”，提前开始下年度的“现役征集”。蒋还令各部门将台湾的各种轮船、渔船和车辆，纳入“船舶、车辆动员编组”。为了吸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蒋在“反攻”前不断对部下进行“反攻”政治教育。北投的政工千校特别繁忙，临时开设战地政务班，为未来登上大陆培训党政干部；政工部门要求士兵要明确“为谁而战？”要有献身精神，并在每一个士兵的鞋上和皮带上都刻有“光复大陆”的字样。蒋介石还从日本购进大量血浆，准备与中共决一死战。
美国方面早就得到台湾当局可能发动反攻的情报。见到事态愈发严重，美国总统肯尼迪出面警告说：“台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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