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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1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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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白崇禧和李宗仁的特殊关系，使蒋介石对白崇禧始终存有戒备之心。白崇禧是广西桂林人，与李宗仁是同乡。在统一广西与建设广西期间，人们皆以李、白、黄（黄绍■）并称。1923年，白崇禧任广西全权代表，前往广州士敏土工厂晋见孙中山大元帅，请求广西加入广东革命阵营。孙中山对此举极表欢迎，甚是欣喜。即秘密委任黄绍■为广西讨贼第一军总指挥。
白崇禧为总参谋长，潜回梧州缴沈鸿英之械，然后进兵桂平至南宁。当时李宗仁任陆荣廷部下之旅长，驻守琼州。当陆、沈争夺桂林时，讨贼军乘机发难攻取南宁。白崇禧联络李宗仁共襄盛举。最初李宗仁未表赞成，但经白崇禧剖析时局，晓以利害，李终应允参加。但李宗仁不用讨贼军名义，改称为“定桂军”。攻占南宁后，改组成立了讨贼联军，公推李宗仁为联军总司令，黄绍■为副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人事安排就绪，遂开始统一事业。因有此故，白崇禧与李宗仁之关系显得特别密切。其后多年中，他们经常是“联袂”而出，密切配合，这一点亦为众人所知。蒋介石自然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蒋介石不会忘记，在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而欲与其一试高低的较量中，白崇禧是立了汗马功劳的。
1948年5月，国民党当局在南京召开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实施宪政，选举总统、副总统。按一般政党的政治惯例，总统由政党内部推出参加竞选并由竞选总统提出副总统候选人，以收辅助之功。
4月，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蒋介石竞选第一届行宪总统，竟获一致通过。当时竞选副总统的提名者有四人：孙科、于右任、程潜、李宗仁。按惯例，副总统之提名应由总统提出，交全会票选，倘超过半数即为副总统候选人。但当时参加提名竞选诸人竞争激烈，不得已改为自由竞赛选，各派间即展开了实力较量。
1947年冬季，李宗仁担任北平行辕主任，指挥冀、察、热等省军事，并负责支援东北军事，任务十分重大。当时李宗仁曾打电报给白崇禧，表示将出面竞选副总统，并要白崇禧将此转告蒋介石，以探其口气。听白崇禧转告后，蒋介石当面训示了两点，“一、北平行营剿共任务重要，不可脱离；二、我为军人，李某亦为军人，两位军人参加竞选不妥。”蒋要白崇禧据此转告。白崇禧照此电复李宗仁，要其中止竞选之念，不可南来。此电一去，即来再接李宗仁复电。
一日，李宗仁忽至南京，并前往看望白崇禧，他说：“北平有许多事情办不通，此行除述职外，并将晋见委座，说明竞选之决心。若竞选成功，即不回北平，若竞选失败，亦不返北平。”说毕，即动身前往见蒋。待回来时，他说：“委员长之意仍希望我回北平。”
参加竞选副总统的四位要员中，孙科的呼声较高，因他是孙中山之子，深获国民党政府及广东各界人士之支持；于右任为国民党元老，为西北人士所支持；程潜任武汉行营主任，为两湖所支持；高下难分。许多人认为孙科定可当选，但天下事却出人意料者多，李宗仁竟脱颖而出，登上了副总统的宝座。
大选之前，李宗仁、黄绍■、李品仙诸人暨广西国大代表、立监委等一致要白崇禧助李宗仁竞选。开始白崇禧并未答应为李助选，但他又以为这事于公于私实情面难却，终于答应。当时白崇禧任国防部长，更加其在国民党中之广泛影响，乃助选之最有利条件。北伐期间，白崇禧所经省份较多，认识结交之人亦不少，再加上在中央服务多年，与各方面往来频繁，交往甚广。同时，他信奉伊斯兰教，西北陕、甘、宁、青、新等省信徒甚多，尤以宁、青，新三省为基本选票所在。他是广西人，广西自成基本票。且于安徽抗战八年，亦有基本票。在白崇禧的运作之下，再加上东北、华北、西南、东南等为数不少的同情票，使李宗仁一跃而占压倒多数之优势，成为副总统。当时南京各报大作渲染，称李宗仁当选，白崇禧立功最大。而白崇禧未曾料到，他从此在政治纠纷的漩涡中却越陷越深。
当竞选之时，为争取选票，李宗仁与孙科双方不免动以情感，致两方关系受到影响。李宗仁的出现，使国民党中央政府出现了许多隔阂，凡此种种，实为白崇禧始料不及。
最令白崇禧担忧的是，他与蒋介石共事多年，深知蒋的为人，老蒋岂肯放过他？一位从南京赶来祝贺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的官员告诉白崇禧说：那天最后投票时，蒋在官邸内静听电台报告投票情况，当播音员播出李的票数已经过半依法当选时，蒋盛怒之下，一脚踢翻收音机，脸白如纸，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上车之后，侍从忙问：“委员长，开到哪里去？”蒋一言不发。司机因为蒋烦闷时总喜欢到陵园去，仍向中山陵开去。刚刚驶进陵园道上，蒋忽高叫：“掉转头，掉转头！”司机乃开回宫邸。蒋才下车，又上车，再吩咐开出去，随从侍卫见蒋如发疯一般，恐怕他自杀，乃加派车辆随行。蒋的车刚进陵园，他又吩咐掉转车头。转回之后，又令司机开向汤山去，急惶惶有如丧家之犬。
白崇禧听了，更为忧虑。果然没出他之所料，多天后，5月20日，总统与副总统宣誓就职。这是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任正副总统的就职典礼，南京城里张灯结彩，十分隆重。与会的文武百官及各国驻华使节均穿鲜明整齐的礼服。白崇禧发觉蒋介石穿着长袍马褂，旁若无人地站在台上，而李宗仁一身军便服，仁立其后。在当时的气氛中看去，李宗仁不象参加宣誓的副总统，倒象随侍总统的马并。会后问起，才知李宗仁本来就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赶制了一套高冠硬领的燕尾服，谁知就职前夕，侍从室传出蒋介石的手谕说，穿军便眼。白崇禧听后顿生一股寒意，这是蒋介石开始报复的讯号，往后还有更好受的呐。
果然，5天以后，5月25日，蒋介石请白崇禧到黄埔路官邸谈话。蒋介石知道白崇禧喜欢戴高帽，就和颜悦色地给他讲了一番恭维话，还说华中地区的战略地位如何如何重要，对今后局势举足轻重；又称赞他去年主持九江指挥所如何用兵得当，将中共刘伯承、邓小平的部队“逐出”大别山，立了战功。然后，进入实质问题，蒋说，“健生兄，你是我国有数的军事家，我想请你出任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的总司令，驻节武汉，指挥华中军事，你看如何？”
又过了5天，6月1日，蒋介石在白崇禧并未表态的情况下突然任命何应钦为国防部长，顾祝同为参谋总长，而任命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的总司令。白崇禧感到，蒋介石报复的利刃已经向他刺来。他气急败坏，坐卧不宁。夫人马佩璋也忿忿有气地说：“我本来就劝你不要帮助德公竞选，你硬是不听。这次自找苦吃，人家当了副总统，要你交出国防部长的乌纱帽作价。”
本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让他出任国防部长就没有给他实权，而让陈诚担任参谋总长，兵权在参谋总长手里，国防部只是个办事机关。白崇禧对蒋介石不重用自己，虽有怨气，却说不出口，只好出任这个空头国防部长。这次为了协助李宗仁竞选，连这个空头职务也丢了。当时，他正好在上海虹口刚买了一幢敌伪高级官员住的房子，一气之下，便与马佩璋跑到上海去住下，以示不能从命。
其实，蒋介石对白崇禧之怨恨井非始于“人之初”，他们二人曾经有过一次难得的“合壁”机缘，遗憾的是，这“机缘”稍纵即逝了。
1926年，北伐战争时期，李宗仁约同李济深，推举蒋介石为总司令，并由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蒋介石被任为总司令后，一日他就军队参谋长的人选问题征求李宗仁的意见。李宗仁说：“钮惕生先生应当最适当了，按资历，钮老是革命元勋，总理的老友。论才干，钮老在护国、护法各役中都任要职，以干练闻名。他在各界人士中德高望重，北伐军参谋长一职，非他莫属。”
蒋介石闻言后告诉李宗仁，钮惕生先生另有借重。李宗仁又问：“你心目中何人最合适呢？”
蒋介石道：“我看白崇禧比较适宜。”
李却认为白崇禧资历太浅，年纪太轻，恐不能担此重任。而蒋介石却十分坚决地表示：“我看还是他好，还是他好！”
后来蒋介石正式邀请白崇禧担任参谋长之职。白崇禧即前往征求李宗仁的意见。李宗仁说：“我怕你干不了。”见李宗仁未表支持，白崇禧亦不能自决，遂对蒋介石的邀请婉谢不就。
谁也说不清，究竟是李宗仁不愿意放白崇禧，还是白崇禧出于情之故不愿意离开李宗仁。如果白崇禧对蒋介石的邀请一诺无辞，那么，日后他很可能成为蒋介石最得力、最信任的助手和军师。
难道白崇禧不知道“良禽择木而栖？”当时的蒋介石表面上继承了孙中山的衣钵，已成为实际上的领袖人物，前途未可限量。难道白崇禧宁愿屈居于李宗仁甚至黄绍■之下？抑或这就是白崇禧之人生哲学——“士为知己者死？”
不管结果如何，这件事却在蒋介石的心中投下了抹不去的阴影。最起码他已明白，他不会拥有这位心腹了。但蒋介石当初无论如何也不曾料到，这位没能成为他心腹的“干将”却成了他的劲敌。
1949年，白崇禧与李宗仁趁蒋介石内外交困之际逼其下野。而作为立杆见影的“回报”，1950年蒋介石以肃清间谍为由实行大批逮捕，在被捕的200名主犯及4000名从犯中，广西籍的军人和官吏最多。而白崇禧因和李宗仁解不开的渊源所得到的“回报”则伴随着他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虎”威犹存白崇禧虽困居台北，但这位有“小诸葛”美誉、能征善战而又机敏过人的国民党干将，还经常成为新闻焦点，每当国民党当局有重大的人事安排时，都使很多人想到了他。俞鸿钧出任“行政院长”组阁时，“国防部长”的三位人选，是俞大维、薛岳和白崇禧；在确立驻沙特阿拉伯大使的人选时，香港及台北的舆论，都认为白崇禧最为恰当；及至俞内阁改组，一些人仍把白崇禧列进内阁范围。有关人士评论说，在桂系的主力人物中，白崇禧与李宗仁、黄旭初三人比较起来，无论在哪方面，自崇禧的确能干得多。过去人们提起桂系将领来，总是爱将他们三人比成“龙、虎、狗”。李宗仁是“龙”，因为他始终是桂系的首脑人物；黄旭初是“狗”，因为他经常是留在“家中”坐镇；而白崇禧则被人们公认为是“虎”。在许多事情中，白崇禧总是充当冲锋陷阵的角色，因为他的眼光和手段以及其为人处事等等均使桂系名人心悦诚服。
当孙中山在广州担任临时大总统时，白崇禧曾与蒋介石、何应钦和李宗仁并被称为“黄埔四杰”，为国民政府立下汗马功劳。
北伐战争开始时，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任委员长，白崇禧则在经过一番曲折后，被蒋介石从李宗仁处借至军事委员会任军委参谋长。虽身为参谋长，但白崇禧却常常被遣往前线，或冒着炮火硝烟视察战事，或被委任为临时战区指挥官，甚至代替蒋介石行使指挥权，颇受重用。这使“小诸葛”的指挥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在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与孙传芳的一次战役中，军事委员会决定由何应钦任东路军总指挥，命其由广东之东江、潮梅，经福建至浙江，从而消灭浙江的孙传芳部队。何应钦率第10军之第3师、14师以及福建张贞之部进攻福建周荫人部，由潮梅转战松口大埔，一时不能至浙江，使进入浙江的东路军刘峙等部被孟昭月指挥的孙传芳驻浙江部队击败。
蒋介石接此情报，非常焦急，考虑再三，即将白崇禧召至跟前说：“何将军在福建对周荫人部，以判断作战情况非半月后不能调入浙江，东路军在浙江已遭受失败，势不能久等，浙江战事不利，不仅江西大本营根据地受影响，且使江右军也受威胁。东路军非兵力不足，乃系指挥官指挥不当，你我两人应前去一人。”
白崇禧深知蒋介石之用意，立即回答道：“总司令是全军之统帅，岂可往局部指挥，如总司令不以我才能浅薄，我愿前往东路服务。”
蒋介石闻言异常高兴，命白崇禧3日之内成立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并任其为总指挥，调总部参谋处长张定矫为参谋长，总部机要秘书潘宜之为政治部主任。因东路军已有总指挥，故新成立的指挥部只得以总指挥部下之前敌指挥部名义行使名指挥权。为此，蒋介石征求白崇禧的意见。白崇禧道：“为了革命，任何名义我在所不计”。蒋介石深以为是。
蒋介石亲自公布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即开赴前线。临行时，朱培德、唐生智、邓演达等主要将领聚集一起在南昌为白崇禧饯行。白崇禧向来不饮酒，一则为信奉伊斯兰教之故，二则因其8岁那年，在私塾读书时，因孔子圣诞，同学们饮酒庆祝，欢庆之间白崇禧喝得酩酊大醉，一夜毫无知觉。事后，母亲对他严厉告诫，从此他再不言酒。此次南昌饯行，众将官热烈招待，盛情难却，更因大丈夫将赴沙场，“壮怀激烈”，他首次破戒，开怀畅饮，竟将一瓶白兰地喝得干干净净，令在座众人大为惊奇。
不日，白崇禧接到消息，言其夫人马佩璋将由武汉动身前来南昌。然前线情势紧急，他不敢久等，即于第四日开赴前线。待夫人抵南昌时，他已在途中。为消减敌方锐气，白崇禧故意虚张声势，未至浙江常山时，他沿途不断拍电报至常山，下令常山县政府封两万人的船以备军用，并暗示大军不日将到达。待他到达常山时，县长亲自出外封船未归，县府秘书千秋鉴出迎并殷勤招待。千秋鉴凑到白崇禧面前颇为神秘地对他说：“您此行一定打胜仗！”白崇禧问：“何以见得？”
千秋鉴答道：“前夜扶乩得诗一首云：‘百万雄兵胸中罗，大■东来喜气多，天意也知归党国，皇图一片白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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