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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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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如果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中的人们，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虚伪的反动的和平，那末，他们就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8项条件，作为双方从事和平谈判的基础。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悄悄安排退路读了毛泽东的声明，蒋介石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和毛泽东作对等谈判的实力地位，求和只能是全面投降。毛泽东是不会让他利用和谈作幌子，重新编练军队，进行第二个回合的较量的。作为政治家，他知道自己在大陆的失败有多深、有多惨，大陆已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尽管他顽固颇预，还没有完全丧失对现实政治的敏感。他要安排退路，让李宗仁在前台挡着，他悄悄地作撤出大陆的准备。
1月18日，他布置了一项重要的人事安排：任命他宠信的将领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加紧部署长江防务，阻止解放军南进；任命另一位受宠信的将领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任命儿子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种种迹象表明，台湾这时已成为蒋介石的经营重点，他要把台湾变为大陆失陷后的最后落脚处。日后，蒋介石曾如此说道：“我下野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台湾地位的重要。在帝俄集团的侵略下，宁可失了整个大陆，而台湾是不能不保的，如果我不下野，死守南京，那台湾就不能兼顾，亦就不能成为反共抗俄的坚强堡垒，三十六年（1947年）我到台湾看了以后，在日记上记了这样一句话——只要有了台湾，共产党就无奈我何。就算是整个大陆被共产党拿去了，只要保着台湾，我就可以用来恢复大陆。因此，我就不顾一切，毅然决然地下野”。
尽管这是蒋介石为自己不得已下台找借口，但也反映了他的确有长期经营台湾的思想。
据陈启文的《宋美龄传》说，孙中山先生曾告诉蒋介石：“内战不出湾，外战不出川。”也许，蒋介石在其大陆的统治已风雨飘摇炭发可危之时，深刻地认识到经营台湾的巨大意义。
在经济方面，蒋介石的一个大动作，是命令中央银行总栽俞鸿钩将中央、中国银行存在美国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将上海国库价值3亿7千万美元的黄金、白银和外汇移存台湾。
蒋介石化国为家，化公为私，让财政部和国家银行只管昼夜不停地印金圆券，应付各方，中央银行总库的硬通货由一个亲信管理，直接对他负责。这个亲信叫吴嵩庆，浙江镇海人，官衔是联勤总部中将财务署长。据吴的中校机要秘书詹特芳日后撰文披露，当时中央银行总库的“家底”如下：1。外币：约合8000万美元（这个数字，是经吴嵩庆口说出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因外币提出后，马上就交台湾银行了）。
2。黄金：中央银行原报告有90万两，经过这次彻底核对。实存92万两，多出2万两，绝大部分是金块，每块10余斤至20余斤等，块面刻有成色及重量字样。
另外还有黄金4200余两，据说这是蒋介石私人存的，为了便于记载，将它立为专户，称为特种黄金存款，而黄金实物仍混在一起。这本来是个掩耳盗铃的事。蒋介石自取得国民党的统治权后，早已化家为国进而化国为家了。如这次他一下台，马上就将中央银行的全部黄金、银元及外币提走，这是根据银行规定的哪一条？历来蒋批发的不少私人赠款，还不都是在国库的金银中支出吗（4200余两，一直未动）？
3。银元：约计3000万元。
以上这些人民血汗，经由吴嵩庆以军费名义全部提出后，其中黄金及银元用了一艘海军兵舰，由上海运到厦门，在厦门存放了一个短时期，又移至台湾。当时具体负责这件工作的人，有财务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总务科长李光烈等。
运到台湾后，交给当时金库总负责人王逸芬（台湾收支办事处主任），另有两个保管人，他们三人都是蒋介石恃从室的亲信。
蒋规定：所有这些硬通货，全部由蒋本人亲自掌握，吴对蒋个人负责，有关开支调运及分配等事项的报告，直接送蒋本人亲批，不由任何人转，发款一定要见到蒋本人的亲笔批条，才能办理。
在秘密转运金银时，中共地下党发动中行职工罢工拒运。在中央银行任职的黄炎培的儿子黄竟武和另外7名职工，因拒运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埋在南火车站附近。1949年6月25日黄炎培到上海，将儿子的尸体挖出来辨认，发现被打断了一条腿。
宣布“引退”
一切安排妥当。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总统府官邸宴请五院院长，正式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职权。下午2点，又召集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
副总统李宗仁在前排正襟危坐。尽管他努力在那国字型的脸上挤出少许与大多数人相似的沉痛表情，但却难以掩饰那种将要如愿以偿的兴奋。
“诸位久等了。”蒋介石进门来，向与会者们点了点头，脸上露出内疚之色。他身着一件深色的皮袍子，头戴一顶翻毛卷边皮帽，像个有涵养的绅士。接着，会场上响起了他那微带沙哑的嗓音：“。。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之中，人民所受之痛苦亦已达于顶点。在元旦文告中，我已表明只要和平能早日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索怀，而惟国民公意是从。目下，为实现和平，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于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希望各同志以后同心合力支持德邻兄，以挽救党国之危机。”蒋介石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情绪，迅速引起了在座的党政军高级官员们的共鸣。座中先有唏嘘之声，接着有人用手绢抹眼睛扪鼻子，随之便是哽咽痛哭，宣传部长张道藩如丧考妣，表现最佳。社会部长谷正纲也不甘示弱，他边哭边起立大声疾呼：“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诸位的心情，我理解，很理解！”蒋介石略感安慰地点着头，但他很快又沉痛地说：“这个，这个，事实已不可能，我已作出下野决定了！”接着，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前天由陶希圣拟好的文件，放到李宗仁面前，用手指点道：“德邻兄，我今天下午就离开南京，请你立刻就职视事。这里是我替你拟好的文告，你就来签个字罢！”
李宗仁一楞，他毫无签字画押的思想准备。此时，会场上的鸣咽声中仿佛参杂着些许愤怒。李宗仁没有勇气仔细推敲文告的措辞，便在众目睽睽之下提笔签上自己的名字。
蒋介石仍把那张文告从李宗仁手里收回，放在自己衣袋之中。接着便宣布散会。
“总统！总统！请留步！”
一个苍老的声音在急促地呼喊着，刚走到门边的蒋介石回头一看，是监察院长于右任。他拖着一把胡须向他奔来道：“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
于右任的话，像磁铁般一下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蒋介石的身上。
“于院长，我已下野了，此事你找德邻办去吧！”蒋介石气恼地把右手向后一摆，还没等于右任反应过来，便匆匆走出门去。
于右任无可奈何地来到李宗仁面前，急喘喘地说：“德邻，德邻，你一定要想办法啊！”
李宗仁知道，蒋介石是在当众为难他，便不甘示弱地把胸一挺，大声说道：“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一定要放！”
“下野”文告之争1949年1月21日，下午4时。
南京，光华门外军用机场。
在轰鸣的马达声中，银灰色的美龄号专机沉重地爬向碧蓝如洗、一尘不染的苍穹。
按照蒋介石的旨意，飞机在南京上空绕行一周。侧头俯视，古城景色历历在目，钟山、石头山还是那么庄严、肃穆。蒋介石试图看见总统府，看见国防部大院，但突然间天空云合雾障，将目标掩埋得无迹元痕。。他无可奈何地抬起头来，深深地叹了一口长气。
美龄号飞机离开南京后直飞杭州。蒋介石选择在笕桥航空学校下榻。这次下野，尽管都说是以退为进之策略，但殊不知蒋介石的心态也极沮丧，他自己说此乃“寒天饮冷水，雪夜度断桥。。”
“父亲，南京电话。”蒋经国把蒋介石从沉思中唤醒。他拿起话筒，耳边传来张群的声音：“总裁，德邻现在我处，他要求修改文告。”
原来，李宗仁在蒋介石下野文告签字后回到傅厚岗官邸。下午3时多，他根据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的通知，率文武大员到明故宫机场为蒋送行。可是，他们在寒风中鹄立了近一个小时，才获知，蒋介石改在光华门外的军用机场登机。于是，李宗仁等又驱车直奔光华门外的军用机场。等他们到达时，美龄号已起飞多时了。两次扑空，李宗仁心中懊恼不已。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此之前，他已受到更大的捉弄。
回到官邸后，他接到白崇禧一个非常冲动的电话：“蒋介石下野的文告，我们从广播听到了。全文没有‘引退’或‘辞职’这样的词。老蒋既不引退，又不辞职，你德公凭什么上台呢？这样值得注意的问题，应当设法补救！”李宗仁刚放下电话，侍从来报：“司徒雷登大使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先生来见。”
李宗仁一想，司徒大使此时派傅泾波来，八成又与老蒋的下野文告有关，便匆匆来到会客室。傅泾波见了李宗仁，也不客气地说：“大使要我来向李先生传达下面的话：据悉，蒋的下野文告中原有‘引退’字句，是被CC分子删去的。为此，李先生不能充分地行使总统职权。大使特以私人名义提醒李先生注意，并设法补救！”
没想到美国人也是这样看，李宗仁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太恨蒋介石了，临下台还耍这一连串的权诈之术，不但愚弄他李宗仁，也愚弄了国家的名器，愚弄国民。他气得手拍桌子：“老子不于了！”
“德邻，你怎么啦？”
夫人郭德洁见李宗仁一送走傅径波便大发脾气，忙过来问道。
“老蒋在下野文告里搞了鬼！”李宗仁怒气冲冲地把白崇禧和傅泾波的话跟她说了一遍。
“啊！”郭德洁宛如晴天听到一声霹雳，惊得差点又要像一年前在李宗仁宣布退出竞选时那样失声恸哭起来。她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是白高兴一场，李宗仁这个总统职位乃是不明不白地被蒋介石吊在半空中，可看而不可即。她突然大声叫喊起来：“找吴忠信！找张群！要他们立刻改过来，一定要改过来！”
郭德洁这不顾一切的叫喊，倒提醒了李宗仁：蒋介石走了，他的下野文告只有找吴忠信和张群才能处理。李宗仁想了想，马上打电话把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找来。
“礼卿兄，蒋先生的下野文告中并无‘引退’或辞职等字句。如此，则今后蒋先生算是什么身份？我李某人又系何种身份？所以那个文告必须修改，要在‘于本月21日起’之前，加上“决身先引退’5个字，由中央社重新播发，《中央日报》明天见报。”
吴忠信两手一摊，摇摇头，无可奈何地苦笑道：“德公，蒋先生的文告，谁敢更改呢？那可是他的亲笔手书呀！”
“不管谁的文告，都要以宪法为准绳！”李宗仁坚持道：“根据宪法第49条，‘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所谓‘缺位’，当系指死亡和自动引退而言。。”
“唉，德公，”吴忠信摆摆手打断了李宗仁的话，“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愿以老朋友的关系提醒你，你要知道蒋先生的脾气，现在，毛人凤他们那一伙人在南京到处活动，说不定连你身边的侍卫人员也难免有他们的人。我看你还是不要再争了，宪法根本就约束不了蒋先生，争得不好，连你的生命安全都难保！”
“呼”地一股热血冲上了李宗仁的脑门。吴忠信暗带威胁的话不仅没有吓倒他，反而使他心中的愤忿之情像火一般地燃烧起来，更激起了他军人的血性。他把两只衣袖往上一持，然后用握着拳头的手往腰上一叉，瞪着一双冒火的眼睛，大叫道：“丢哪妈！我李某人一生统兵作战，出生人死，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值此党国存亡之际，我绝不是斤斤计较名位，倒是他蒋先生处处不忘为自己打算。他故意在文告中埋下伏笔，好把我当做他的挡箭牌，他则在幕后事事操纵，必要时又可东山再起，我顶起这局面，如名不正，言不顺，则无法执行总统职权，不论为和为战，皆无法贯彻主张。与其不明不白地顶一块空招牌，倒不如让蒋先生自己接着干好了！”
李宗仁这一席话，把蒋介石下野的预谋揭露得淋漓尽致，也把他坚持要修改文告的理由说得铿锵有力。他那义愤填膺、绝不屈服的态度，倒把吴忠信给镇住了。
“德公，”吴忠信见吓不住李宗仁，也不敢再来硬的了，因为他是奉蒋介石之命，专门为抬李宗仁“上轿”的，如果逼得太紧，李宗仁不肯“上轿”，岂不适得其反，到时候又如何向蒋介石交代呢？于是吴忠信忙把口气一软，说：“蒋先生的文告是交给张岳军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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