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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2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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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的书面谈话，确是他抵达台北后所写成，虽然谈话稿并非他本人手笔，但其内容却为陈氏所亲自口述。此一书面谈话中最引人注意的一段为陈对自己去留问题的答复。
曾有人认为这段话虽为陈本人口述，但未必就表示陈氏果真决意返美，因为，陈纵使有意在台居留，仍有待台湾最高当局及有关方面的挽留及安排，自己总不能不表示其返美之意。
然而，据接近陈的一位人士透露：陈氏在书面谈话中特别提出“即行返美”的意思，的确是因为陈氏并不打算在台久居。因为，如果陈氏并无返美的决意，他尽可在谈话中不提及此一问题，目前的客观环境并未迫使陈氏对此点有所明确表示，除非陈氏本人的确是有意返美。
陈立夫返台后，使台湾党政间浮起了一个新漩涡：各方人士由于蒋的不断召见他，认为他快要再上政治舞台，今后国民党的党派斗争上，又有着CC派的支持，国民党内部的再改组和CC派的复活，短期内便会出现。
陈立夫抵台后三度和蒋介石密谈的结果，他只应允了一个暂且留台观察的原则，对出处还是按下不提。“立法院院长”张道藩辞职，蒋有意把“立法院长”让给陈立夫，但当陈返台表达了这个意见后，“院长”新职便另选了黄国书继位了。
陈立夫不马上复出，是他一生的聪明处，他明白蒋对他是侍畀正殷，对他也不错，但幕后还有一股势力在反对他，如果冒然出山，将会铸成第二次的大错。
樱花丛下说感慨陈立夫的去留之争终于有了定论。1961年4月19日台《联合报》刊登了一篇题为“陈立夫悄然赴美”的文章，全文如下：总统府资政陈立夫夫妇于昨（18）日下午四时悄然离台，乘招商局“海欧”轮赴日，再由东京换乘飞机赴美。
这位六旬高龄的政治人物和他的画家夫人孙禄卿女士，系于今年二月下旬奉总统电召返国，侍奉当时处于弥留状态中的他们的父亲陈其业者先生的病，其后陈其业老先生于3月15日逝世，陈氏克尽人子孝道，遵礼成服，守过三七之期。
陈立夫夫妇离台时，因知者甚少，前住基隆送行的仅蒋经国、黄仁霖、程天放夫妇，黄朝琴、胡健中夫妇等。海欧轮预定本月12日抵日，陈立夫夫妇预定本月15日以前返抵纽约居所。
陈立夫夫妇乘坐海欧轮官舱第一号特等套房，费用300美元。船上的官舱布置雅洁，全部中西合壁式。海欧轮排水量8000多吨，系一客货轮，招商局使用才不久。
陈立夫夫妇于昨日下午1时50分由蒋经国陪同乘车抵达基隆后，即于2时10分上船，在套房起居间中与程天放夫妇、黄朝琴等话别。
陈立夫夫妇未对记者发表任何谈话。他说他没有话要说。有记者问夫人孙禄卿女士何以匆匆返美？陈立夫夫人答称：“呵！那边的事情多的很。”据悉，陈立夫夫妇原定在过了陈其业者先生“七七”之期再走的，临时决定提前，是因为他们在美国经营的农场有一批货快要到交货期了，同时陈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假期也快届满，均须返美处理。
据一位接近陈立夫的人士说，陈氏不可能在短期内再回来。但他相信陈氏终将再回来一次，惟时间无法预料。
陈立夫返国期间，除以大部分时间侍候父疾及料理父亲丧葬之事外，曾数度晋谒总统，昨日行前中午曾赴副总统陈诚官邸辞行。
陈立夫于二月间由美国回到台湾时，人们都以为台湾当局将不许他离台了！但他竟能飘然远行，这几类乎奇迹，其实陈氏是用计脱身的。请看香港《正午》报1961年6月报道：当陈立夫为其先父治丧后，台湾当局重申前议，盼其于考试院长及驻日大使两职，择一担任。后来当局又告以“九全大会”即将于双十节前后召开，届时中枢人事，将有新的安排，甚欲有所倚重。然陈立夫返台以后，发现台湾虽不断以“团结”号召海外，其实国民党自身并未做到真正的团结，如党政之间，中央机构与地方机构之间，立法部及行政部之间，处处均存有互相敌视的对峙态度。以陈氏在立监两院和文化教育界的深远影响，将不免左右为难，所以仍决心置身事外。
有一次，陈立夫终于向蒋先生表明他的心事了，他说：他近年替福特基金会写一部关于“我所知道的中国国民党”的回忆录，定于今年年底完成。如果中途搁笔，势必违约背信；并且，现在已送出去的部分资料，其中对党对总裁诸多批评，深恐将来引起不良的政治影响，似应拿回来重新改写，此亦效忠总裁之一法也。蒋先生只说容考虑后再议。不久，CC一位大将，立法委员吴某在台北某晚报发表一文，大意喻两陈（即指陈立夫和陈诚）均为国勤劳到了白发之年。今日局势危殆，尤望同心协力，团结奋斗，以期达致“白头偕老”的愿望。此虽游戏文章，但在政治上却激起了微妙的反应。
如所周知，台湾一些“反对党”的人们，十年来曾对陈诚寄以厚望。及去年（1960）国大召集期间，陈辞修（陈诚）召集“政策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到国防研究院谈话，一力矢志贞到底，才使他们觉得“孺子不可教也！”国大闭幕，立法院即爆起倒阁之声，先有徐源泉等130人指责案的提出，继后又有追加4亿6000万元以提高军公人员待遇案的通过。陈氏在此沉重压力下曾赴金门劳军以示消极。今事过境迁又有人鼓吹两陈合作，岂为情势所许，于是陈立夫行矣。
关于陈立夫离台后的情形，台湾报纸这样报道：悄然离开台湾的陈立夫，16日到达东京之后，显然的，他的心绪大为轻松下来。四月中旬以后的江户风光，虽然那些性急的早樱和垂樱，大都已经谢了春红，但是晚开的八重樱，配合着暖阳如醉的仲春天气，却仍然保留着几许旖旎。
陈立夫心绪转为轻松，当然，不单纯因为他走进了一个春光似锦的轻松世界，实际上，他从严肃的居丧期间以及42天台北那股紧张的政治气氛中摆脱出来，一种自然的生理反应，也应该舒畅地深吐一口气的。
他和他的夫人，先下榻横滨，第二天这才搬进东京帝国饭店。看来，在开始的时候，他似乎有意避免一些无聊的应酬，但是，一搬进东京城内，他们夫妇的应酬便忙了起来。名画家张大千在横滨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个人画展，陈立夫夫妇应邀做了这位四川才子的座上嘉宾。接着，陈立夫夫妇便吃遍了东京几位国民党闻人的佳肴。前后台两位驻日代表团长朱世明、商震都宴请了他。不用说，现在（1961）驻日大使张厉生和大使馆几位公使参事都尽了应尽的东道之谊。就在如此这般的应酬中，陈立夫的心情愉快了，他的话匣子打开了，他打破了在台北守口如瓶的状况，开始有所议论了。尽管这位在美闲居十余年的职业政治家的议论，免不了多是那些老生常谈，但是，毕竟他肯开口了，新闻记者就不愁找不到可取的材料的。
台湾《联合报》东京特派员司马桑敦，4月28日在该报进而说：我21日中午在东京近郊一个花园野餐会访问了陈立夫先生。这天，他们夫妇已经整好行装准备当夜飞赴美国了。不过，也许因为和这个花园野餐会上主人的交情关系，陈立夫兴致冲冲的谈风，竟完全看不出他该是一个行色匆匆的旅人。在这一段谈话的途中，陈夫人曾插进来催促他赶紧收场好去赶路，他却先打发夫人走了，而把他的谈兴一直维持到餐会最后。
这中间，当我为他们夫妇和主人夫妇在一丛晚开的樱花前摄影时，陈先生特别给我一个警告说：“我们今天谈的，可不能上报！”但是，事后我觉得他所谈的，纵然上报，无一有害于他自己，更无一有害于任何他人，而且，当我向他提出问题时，我会声明我就该写的写不该写的不写，同时，我是以新闻记者与近代史研究工作者的双重身份向他求教的，而陈先生本人也正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于这种研究工作，所以，把他的片言只语对于我们这个前进中的国家和民族有交待意义的，透露出一二，似乎也无伤于大雅，更重要的，也许更有利于他的新工作——“历史”。
我记得，一开首我便冒失的从阳明山会谈把话题提起，我引用一般新闻界的看法向他表示正当这个关系海内反共势力的重大行动就要开始的时候，他以一个过去对党对政府有过如此重要贡献的人物，竟悄然离开了这个行动的圈子，似乎不免令人有几分诧异，甚至也有几分失误的。
他起先把两臂交叉在胸前，悠然而镇定的注视着我，微笑着不发一言。
他似乎只在品味着春风吹拂他的华发的那股爽舒的味道，而把我的话充耳无闻。
但是，过了片刻，中间有些别的话语滑过去了。他重新拾起刚才的话题说：“谈话会要听听别人的，听听别人的意见，总是好的！”
于是，我接着又问下去，“若以陈先生在美十多年来的所见所闻，再以若干年来积存的政治经验，这个意见，岂不是更值得听听？”我的话尚未了，他又是微笑不发一言。他抱着臂走在花丛中绕了一个圈子，走回来很深沉地表示说，过去的党是他一手搞的，“但是过去的党打败了，打败了就是打败了，败军之将还有什么可谈的？”
不过，话是如此，这位败军之将至少还有些失败的经验是值得一谈的。
“一个政权如果和人民生活利益脱了节，到头来人民一定会抛弃它的，没有比这个事实考验结果再残酷，再不客气的了！”
他是先从大陆上的失败谈起的。
“坦白地讲，在大陆时代，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和以后的一段时期，我们的财政政策过分漠视了人民的利益。人民的生活利益在政策上得不到保障，人民自然要抛弃这个政权的。财政政策在政治上占的位置比军事、比党都要重要，它是直接关系人民利益的。在当时，我们的敌人日本，犹比较我们政府懂得在政策上去照顾和维持一般人的生活的。因为他们毕竟懂得这是维持他们军政统治政权的一个必要手法。日本军在中国大陆发行军票，以一比一的等值套换法币，这在政治上虽然打击了我们政府，但使中国人民仍可持有与原值相等的购买能力，而人民资本在市场上的作用，也照旧产生等值的结果。所以人民生活尚是安定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汪伪时期，曾经贬低了这个币值，但是人民大致仍可维持原值一半的购买能力。可是不幸的是，在胜利复员时，我们居然利用一时变态的市场心理，一下子把法币换伪市的比率折为一比二百，这说明沦陷区人民购买力是因抗战胜利而一夜之间变低为二百分之一了，100块钱的存款变成5角钱了。这事关系太大了，试想小康人家赤贫化了，尚有何社会安定可言？犹有甚者，诸如我们战时美金储蓄券的大打折扣，黄金换实的不守信用；处处表现的都是违背人民利益，处处与人民脱节，这种情况，又焉得人民不抛弃这个政府？”
陈先生犹且追述说：“最可笑的是，我们的经济建设，也尽是一些漠视生产循环的浪费投资，这也自然是与人民利益脱节的。”
他严肃地说：“说来惭愧，一切由于我们当时的无知！我们无知！”
这句话，强烈地刺激了我们的听觉。这是一句出自一个曾是党的组织部长的良知的话语。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真正自省的声音，这句话，深深的描写了过去，但，也深深的点画出将来。
暮年寄情笔墨1969年4月，台北天母山坡一栋西式平房里，搬进一对白发老人。他们是离台长达20年之久的陈立夫夫妇。这次返台定居，他们一反往常养（又鸟）孵蛋之道，高谈绘画、写作与讲演艺术。台湾《中央日报》9月1日刊登一篇“陈立夫先生的生活情趣”披露如下：陈先生刚从美国归来时，身体不太好，经过这几个月的休养，已经完全康复了。现在他已开始有限度的社交活动和继续他的写作生活。
立夫先生告诉记者说：一、两个月以前，他曾经着手在写一本小册子，书名叫《一而十》。最近，由于天气太热，应酬也多，而暂时搁笔，估计到年底才能完成。
他说：最近这一段时间，他正主持一项翻译工作，计划将英国学者丹尼约瑟（李约瑟）的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翻译成中文，全书有八百多万字，原书分为七卷，目前已经出版一、二、三卷，第四卷共分为四册，第一册已印刷好了，其它部分尚在排印中。
立夫先生说：《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包罗颇广，凡是中国祖先对于天文、地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贡献的史料，几乎都融汇其中，因此，翻译这部巨薯，必须约集有关科学专家分工合作，共同完成。所幸这些准备工作，大体上都已经安排好了。
陈先生说：他最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已经脱稿，标题是“我为什么做这样一件事”，约好了在某杂志上发表，其内容就是介绍《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的纲目，以及他主持翻译这部书的动机。陈先生写的另外一篇文章，尚未完成，稿子尚在他的书桌上。
书房里的陈设，简单清雅，一具书厨，里边摆满了中外文参考书。书厨旁边有一架立地电扇。书桌上放着文房四宝。陈先生写稿喜欢用毛笔。在书桌上的玻璃板下面，有一张彩色照片，摄的是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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