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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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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年工夫，她剪掉两条辫子，开始把头发从底部向上梳拢成高高的蓬头。
她的打扮使人产生了误会。她的同学记得，有一次，学院的一位教授仔细打量了她一番，然后说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漂亮的美国公民”。听后，宋霭龄非常生气，当着同学的面反驳说，她不是美国公民，而是中国公民，并以此感到自豪。她对自己在旧金山时受到美国人的不公正待遇，仍然耿耿于怀。（在这次争论时，她忘了声称自己是葡萄牙人了。）
1906年1月，宋霭龄获校方特许去北方旅行。她提出的借口是她的姨父温秉中来到华盛顿。他是受慈禧太后的派遣，随帝国教育考察团来美国的。当时，学校的女生是不能单独旅行的，所以格利让他的夫人同行。在华盛顿，宋霭龄陪她姨父出席白宫招待会，并被介绍给罗斯福总统。总统盛气凌人地问这位16岁的中国姑娘对美国的印象如何。她对总统说：“是个非常美丽的国家，我在这里过得很愉快。可你们为什么说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呢？”接着她三言两语地描述了头年她在旧金山遭受到的冷遇。“如果美国真是那么自由的话，为什么要把一个中国姑娘拒之国门之外呢？我们永远不会那样对待到中国去的客人。美国还算是个自由的国度呢！”
听了她的激动的叙述之后，罗斯福总统为之一怔。他只轻声含糊地说句他很感遗憾，就转身与下一位客人谈话去了。
宋霭龄又和姨父从华盛顿去纽约。在纽约她与父亲相会。宋查理刚刚在达勒姆见过朱利安·卡尔。查理看见站在他面前的女儿已经不再是个小姑娘了，女儿现在已是身体强健打扮入时的妙龄女子了。交游活动过后，宋霭龄返回梅肯。
在佐治亚州与宋霭龄年纪相仿的姑娘们大多是见识不广的地方美妞儿，她们轻浮任性，相比之下宋霭龄则强得多。然而她并非是不喜欢热闹的人。在学校剧社里，她与别的学生一道演出取笑学院的剧目。1909年课堂活动计划上就把《校园风云》列为那天的主要节目。《校园风云》是由女子学院的三名高年级学生根据贝蒂·沃尔斯的著作改编的，宋霭龄就是改编主笔之一。那年，在毕业典礼上，宋霭龄朗诵了根据普契尼《蝴蝶夫人》的原歌词改编的话剧。她扮演了《蝴蝶夫人》中的女主角巧巧桑，这是一位贞洁的日本女子，她被初出茅庐的美国海军军官平克顿上尉抛弃。为了演出此剧，她写信给父亲，要他邮来足够做一套真正的日本衣服的丝绸面料。父亲给她邮来四丈紫红缎子。
学位证书到手后，宋霭龄登上火车去了旧金山，大约25年前她父亲也是这样做的。回到上海后，宋查理在他的虹口书房里给她摆了一张桌子，在山东路印刷厂秘密政治总部又给她摆了一张桌子，于是，她作了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帮助他处理信件，润色讲话稿和宣言，为发给他（不管当时他身在何地）的电报编码。这就为宋查理腾出时间，使他能集中精力担负起革命党司库的职责。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宋查理一家也随后来到，暂由孙中山有势力的日本朋友提供住所。后来搬到离东京稍近的地方，在横滨一处海边绝壁之上占了一座楼房，可以俯瞰东京湾，这是外侨上流人士集居的地区。宋查理和孙中山又恢复密谋举事的旧业了。宋霭龄仍然担任孙的秘书。当宋查理将孔祥熙引人家门时，宋霭龄感觉到孔正是她朝思暮想的理想男子。此人身材矮胖，带着年轻人的稚气，举止谦恭，但并不引人注目，如说男方缺乏魅力，那么她也是一样。在一群亡命日本的脱离现实的政治流亡者中，他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别人陶醉于种种卤莽冒失的乌托邦计划中，而孔祥熙却与货币息息相关。对宋霭龄来说，理想主义是蛋糕上的糖霜，蛋糕用动力才能烤熟，而用动力却是要付钱的。她对其中的奥妙进行了长期的观察，才完全搞懂了。使朱利安·卡尔有权有势的，是金钱；使宋查理从一个巡回牧师变成上海商界的实力人物的，也是金钱。
餐桌旁坐着宋夫人、长着一对天真不疑的眼睛的庆龄和两个十来岁的男孩——子良和子安。在查理的左右，分别坐着宋霭龄和孔祥熙。这两个人在金钱问题上同样绝不装腔作势，而全然是触电一样的敏感。
在中国各地的集市或市场上，小摊贩、水果商手里拿着银元，轻轻地相互敲几下，仔细听那撞击的声音，清脆的是银元，生意就成了；声音不对，就是假的，生意就拉倒。从云南到满洲，银元每时每刻都在易手，每天重复千百次这种熟悉动作。今晚，宋查理拿起两块银元轻轻地撞击，果然清脆悦耳，正是财运亨通啊！
他们在次年春天结婚了。
举行婚礼的那天早晨，横滨大雨滂沱。雨水把粉红色的樱花打落到地面，冲进明沟里，然后又将它们一大片一大片地打着旋儿，顺着雨水流进东京湾，在那银白色的海面上飘浮着。空气里洋溢着一股潮湿的泥土气息。婚礼开始之前，天色放晴，竟然是一个温和的诗一般的四月天气。霭龄身穿粉红色素短褂、长裙，上面绣着梅花。她那一头乌黑发亮的秀发上也插着一支同样的传统鲜花。
婚礼仪式是在一座山上的小教堂里举行的。查理一家人都来了。参加仪式的还有孔祥熙的表兄妹和几个朋友。礼毕，宋霭龄换上了一件苹果绿的缎装，上面绣着金色的飞鸟。新婚夫妇乘车来到游览胜地镰仓。孔祥熙仔细观察一簇簇的菘兰花和透过初晴天气的微弱的阳光，说道：“这是大吉大利之兆！”
孔祥熙在日本呆了不到两年，1915年秋回到太谷。这时，他名气大了，满以为起码可在省里混个一官半职。谁知阎锡山并不买他的账。据老人们回忆，在1919年阎曾请孔做过山西省的参议，但并不给他实权。所以没过多久，他就离晋而去，到外省找出路去了。以后，孔祥熙当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实业部长，开始飞黄腾达起来。他对阎锡山一直耿耿于怀，经常通过他的铭贤学校搜集山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报，和阎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明争暗斗。在政治上积极钻营的同时，孔祥熙在经济上也努力谋求发展。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孔祥熙曾从阳泉倒贩过一批铁卖给外国人，挣了许多钱（有人说达20万元）。以后，孔就开始筹办他的祥记公司和裕华银行。1915年秋，孔祥熙先筹组裕华银行，预计资金10万元，但他当时只拿出了5万元给聘来任经理的牛九宜办行。答应第二年春季再交5万。可是到了第二年春天，孔祥熙却又忙着开办样记公司去了。牛九宜对此很不满，便辞职而去。于是，孔只好将裕华银行暂并入祥记公司内，先集中力量办他的祥记公司。这个祥记公司主要是个买办性的商业企业。它主要经销英商的亚细亚煤油、卜内门洋碱、太古洋白糖等。总号设在太谷城内西街（今西大街37号）、总经理是孔的族弟孔祥吉（人称孔老七）。后来，祥记公司的买卖越做越大，在全国各大城市都设立了分公司，尤其是天津、上海等码头的分公司职权很大，所以太谷的总号慢慢地只成了一个老号。人们大多以为祥记公司的总号在天津，这其实是个误会。
1927年以后，孔祥熙当了财政部长，对自己的裕华银行，自不能不大加整顿一番，于是请进中国银行驻张家口分行的经理温忠保（字象丞）任裕华银行总经理。资本20万元，全行人员增至五六十人，以天津法租界8号路为总行地址，副经理张汉臣兼上海分行经理，太谷分行经理史思德，运城办事处主任程子和。当时经营存放款汇兑等业务，惟上海行虽名义上由天津总行管辖，业务却并不由天津总行领导，而是受宋霭龄直接指挥。裕华银行主要进行下列业务：一、代国民党中央银行销公债。国民党财政部常感财政支绌，唯一弥补之道，即是滥发各种公债，委托“国家”银行兜售推销，裕华银行亦列为委托行之一。其办法是事先接到蒋中央秘密或口头通知，按近两日交易所公债行市平均价格与各银行作价结算，每百元抽手续费两元。因通年票面数字宠大，手续费确系一笔不小数目。如通年能分售1000万元，手续费即能得到20万元。若交易所票面稍涨，则伺机抛售，好处更多。
二、代财政部汇交阎锡山军饷。蒋中央政府每月拨发阎锡山补助军饷50万元，财政部指定山西裕华银行承汇。从表面看来两无贴费，像是代财政部甘尽义务。其实向山西迟解三五天，以月息六七厘计算，每次即得利五六百元，通年亦可得到万元之谱。若遇利息稍涨，或用其它方法抽调，获利更多。但和阎锡山打交道，也不是一帆风顺，若遇银根变化，抽调不灵，阎锡山动辄以“贻误军饷军法从事”相恫吓。1937年日军侵入山西，阎锡山逃往临汾的时候，上海闸北大战正酣，上海无法调拨款项，而阎锡山逼款急如星火，太谷行只得随军往晋西送现款，后来在潼关解交了事。
三、出放国民党财政部贷款。1937年春季国民党财政部以统一公债押借裕华银行贷款1000万元，月息九厘。此项上宋霭龄存进200万元，行中原有100余万，所缺600余万元，是以原公债向中国、交通等国家银行以月息六厘五或七厘转借而来。至“七七”事变后即行收回，约有半年之久，从中获利约14万元。在上海，私人银行向国家银行转抵押借款是一件极普通的事。借上国家银行的款再向国家机关放出，确是一件非常滑稽荒谬的事情。可是只要内幕有人，就能办到。裕华以这种手段获利的操纵人，不是别人，就是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老婆宋霭龄。
四、投机倒把买空卖空。上海裕华银行，除了与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联系获取特殊利润外，宋霭龄还常常利用国际消息指使买卖美商股票。例如美国可得士航空公司股票，票面美金1元，交易所价格常是美金6元上下；通用汽车公司股票，每股美金100元，价格常是60元上下；固得橡皮公司股票，每股美金价格常是20—30元之间；花旗、大同等银行股票，每股美金价格常是30元上下。平时价格涨跌幅度不大，若遇美国国内和国际形势变化，则是朝夕数变。如中日战起，美国航空汽车股价不跌，名银行股票则大跌。宋霭龄消息灵通，随时令行中买进卖出，数年之间，获利颇巨。
五、在上海交易所投机。上海交易所大部是做公债、棉纱、棉花、黄金等买空卖空和实收实交的生意。上海裕华银行在张汉臣经理时期，也不时看风头做投机生意。不过买空卖空任何人也没有十分把握。裕华做此项生意，赚钱自然皆大欢喜，偶尔赔了钱，孔祥熙对张经理即大加斥责说：“我不是要指你们投机发财，代客人（大概是指宋霭龄）买卖未尝不可，行内做此种生意，简直是胡闹。”弄得张汉臣啼笑皆非。后来张迁居饭店养病，不理行事。1936年冬，孔又请来住过裕华的王吉甫以副经理代行经理职务。
裕华银行从1932年至1936年终，全行除一切开支外，净获纯益55万余元之谱。宋霭龄说：“此项纯益是由我动脑筋赚来的，不是由银行经营业务所得，应由我分配。”她先给合记（宋霭龄私人户头）拨出30万，又给庸德堂（孔祥熙户头）拨出20万，其余5万余元由行内同人分红。每人工资1元分到1元2角。
“七七”事变后，上海很快沦为战场，上海行结束业务，除留少数人留守外，职员大部还乡，行址迁到法租界迈尔西爱路根德坊。宋霭龄携行员李延根避居香港。孔祥熙在1937年4月间为参加英皇加冕出国。冬季回国，随蒋中央政府西撤。同时因战事关系，太原、天津两行也停止营业。
蒋中央政府迁到重庆以后，裕华银行运城办事处人员也移转到重庆。当时孔祥熙给了他们法市5万元。令他们仍以裕华名义经营银行业务，维持生活。后来孔祥熙鉴于长期抗战，重庆成了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了推动裕华业务的向前发展，聘请了铭贤学校教员武渭清任裕华银行总经理，裕华上又冠“山西”二字，资本100万元（内有他本族孔荫堂等资金一部）。重庆为总行，成都为分行，经理先为张杰臣，后为李子珍；西安分行经理前为姬奠川，后为刘德明；兰州办事处主任郭元甫。上海虽是沦陷区，但日军有一年多的时间未侵入租界，上海反而一度畸形繁华，且能与重庆、昆明等地互通电讯。所以孔祥熙电召王吉甫到重庆，嘱将原上海裕华银行改为重庆管辖之分行，因而迁入法租界的上海裕华银行尚做了一年有余的正常银行业务。迨至1941年珍珠港事变，日军侵入上海租界，封锁大后方消息，并下命令凡与后方通气者均以“资敌”论。上海裕华在此情况下，又将业务结束。行员除设法调往后方一部外，只留4人看管财产。1942年秋，日军宪兵队将裕华银行留守的4人，连同账簿、卷宗一齐抓走，押在日军宪兵营监狱中。日军宪兵为向上级邀功，说裕华银行案件很大，关系到孔祥熙的问题，并在日军占领区大肆广播。后经转托中国银行专员杨寿山（杨与日宪兵头目有同学关系）疏通，才将裕华4人释放。4人出狱后，陆续转往重庆。原上海经理王吉甫调至兰州任经理，将兰州办事处改为分行。
1945年日本投降，蒋政府迁回南京，重庆裕华总行改为分行。上海设立总行，在上海四川中路开张营业，大张旗鼓地开展业务，资本未改，营业以汇兑存放为中心。同时成立董事会，孔祥熙为当然董事长。天津英租界旧总行亦改为分行，经理由姬奠川（姬并兼河北省银行经理、国大代表）担任，业务不振，年年亏钱。1947年上海总行召开各分行经理会议，正拟积极扩展业务，并计划在太原、汉口等处设分行，不料蒋军在华北、东北各战场上屡战屡败，法币贬值，形同废纸。各银行都是出款多存款少，多半放弃正常业务从事倒贩黄金、美钞、进行投机倒把活动。各银行如此，裕华银行自不例外。就这样浑水摸鱼，不到三年，全国解放，四大家族之一的上海裕华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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