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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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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钱业从公债中得到的好处还不仅是上述的高利一种，更可利用债券作为向“中央”、“中国”、“交通”等所谓“国家银行”领取钞票的准备金。照规定，银行、钱庄只要缴六成硬币或金银、外汇，四成有价证券（以公债为主），即可领用十成的钞票。如某银行500万元存款中，用360万元收购金银或外汇（所谓硬通货），132万元照五五折购进公债240万元，即可向“中央”、“中国”、“交通”、“农业”银行领取钞票600万元，还多8万元在手另作他用。如果再把这600万元如此运用，以438万元存储硬通货，以160。6万元买进公债292万元，即可领取钞票730万元，连前还余9。4万元。这样翻上三次，500万元的资金就变成了900万元通货。而且上缴的准备金892万元票面的公债，利息仍归领钞银行所有，以年息8厘计算，一年可收入80。26万元（公债的还本，要抵偿领用的钞票，不能作为收益）。如果它再把900万元投资于公债，一年可收入207万元两项共287。26万元，比放款给工商企业的利润收入增加4倍，如纯利计算，则要相差二十几倍。（以上的算法，是以与四大家族相勾结、有密切联系的行庄而言，如果不是“朝里有人”、“长袖善舞”就不能如此做，一则公债抵作准备金不能照票面算，而要照市价，只能占四成利息的便宜，不能愈滚愈多；二则领用钞票有号码，发票银行收回若干，马上要向领钞行庄兑现，非有较大靠山不能冒此风险）这样一来，金融业固然获得了大利，而国民党政府与宋孔财阀更是一举两得，即发行了大量公债，又发出了大批钞票。
发公债对银钱业有大利，所以银钱业不怕公债多，只怕公债少，不怕当局要他们承销公债，只怕不叫他们承销。上述情况是宋子文的公债政策能够收效的主要原因。不过，公债发得过多，银钱业虽靠公债发了大财，但当他们的资金大部分变了公债的时候，银钱业巨头与掌握财政大权者之间的关系就起了变化：过去是财政部长不得到银钱业的帮助借不到款，现在则是银钱业的命运掌握在财政部长的手中，只要公债的本息一动摇，银行钱庄就有大批要破产，因此不得不迁就财政部，依附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甚至国民党政府公开赖债，无条件延长还本期限（改为统一公债），银钱业还要帮它维持市价，原因是自己手里公债太多，不能让它贬值。
除了借款，宋子文在加税上也有自己的高招，这就是使有力量反对他的人可以从他的“理财措施”中获得利益，于是化阻力为助力，从而顺利推行他的方案。例如“统税”制，就能说明这个道理。
首先是“卷烟统税”。卷烟抽税，原是江苏省“教育会派”（黄炎培、袁希涛、沈恩孚为首）为了求得教育经费独立而创办的一种新税。那时江问鱼（恒源）任江苏省教育厅长，严家炽任财政厅长，陈陶遗任省长，因为教育经费老是积欠几个月，引起教职员工的不满。“教育会派”以”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减少省财支出，省去许多麻烦”为理由，向省府提出开设卷烟统税的申请。由于“教育会派”是带有全国性的组织，其实力不限于江苏省，也不仅在教育界，所以当局和商人均不敢公开反对，于是这一提案被批准井实行。
那时的卷烟税是一种消费税，是向零售商店征收的，最初估计只能抵充省教育经费的一部分，后来逐年增加，大大超过了全年的教育经费支出，北伐以后，国民党政府收归自办，改为产销税，产品出厂缴税后便可销向全国不再收税，所以叫“统税”。它是当时国民党政府财政三大主要收入之一。另两种为关税和盐税，这两种税虽然多，但都是抵押给外国债权人，所剩无几；而统税则是新税，没有抵押出去，所以是财政部主要经费来源，一切政费、军费开支主要依赖它。统税除卷烟外，还有棉纱、面粉、水泥等。
当时中国境内的卷烟厂，最大的是英美烟公司，其产额超过全部中国商厂的总和，但英美烟公司拒绝缴纳统税，理由是依照不平等条约，他们的纸烟不用交纳税金，中国政府不能也不应该增加他们的额外负担。英美商人有领事裁判权作护身符，他们不交税，中国政府也没有办法。
宋子文上台后，和英美商人交涉，结果外商同意缴税，还把过去欠缴的补了一部分。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很大轰动，有的报刊评论说：“宋子文不仅在财政上成功，而且在外交上也成功了。”而且英美资产阶级以及买办也都很佩服“TV”宋的才能。
宋子文究竟有什么本领办妥这件交涉的呢？说来很简单，就是把原来卷烟的五级税制改为二级税制。卷烟统税是从量税不是从价税，按5万支烟（一大箱）确定税额，过去纸烟分五个等级，按级别收税。于是同一级烟的价格相差很大，所以同一级卷烟实际负担的税额极不公平，如300元一箱的烟与400元一箱的烟同样抽统税42。25元。假计一般的税为百分之十二点五，则前者负担为百分之十四点七五；后者则为百分之十一点零五，前者的负担比后者多百分之三点七。宋子文把原来的五级税制改成二级税制后，更加深了税收的不合理现象，便它更有利于英美烟草公司，帮助他们扩大了市场，并在竞争中压倒一切华商烟厂，甚至独占某地区的市场（如华北）。如当时南洋兄弟公司所出的“白金龙”。华成公司的“美丽牌”与英美烟公司的“白锡包”、“大炮台”，价格相差两、三偌，但每箱所缴的统税却一样。南洋兄弟公司的“大联珠”、华成公司的“金鼠”与英美烟公司的“大英牌”价格相差近一倍，而“金字塔”的价格仅及“大英牌”的三分之一，但上述烟每箱所缴的税都一样，当然对英美烟草公司极为有利，所以他们也就一改过去反对为拥护了。
然而、南洋公司、华成公司与其他出低级烟的小厂相比较还算幸运。那些出低级烟的小厂负担重又无力反抗，只能等待倒闭。
增加税率的时候，也是如此，税率愈高，对英美烟公司有利。按照常规，商人应是反对加税的，但在那样的原则下，大资本家，特别是洋商，不仅不加阻挠，反而首先照办。于是宋子文之流说：“你们看，外国商人都服从中国政府的法令，中国商人如果不顾国家的困难，只图个人利益，未免太缺乏国家观念，爱国心太薄弱了！”在这个大帽子下，中国商人们不得不乖乖地“共济时难”了。
除卷烟统税外，棉纱统税也只分两级：32支以下为粗纱，32支以上为细纱。中国纱厂所出的细纱，一般都是32支，而日商和英商纱厂则有40支到60支的，价格相差近一倍，而缴税则相等。日商和英商纱厂所出的粗纱，极少在20支以上，而华商纱厂的粗纱，则有10支、8支的，其价格相差不止一倍，但缴纳的税金也完全一样。
宋的“统税”制，完全有利于外商企业，愈加税对外商有利，而对华商，尤其是小厂则愈不利。这就是宋子文所以能够加税而不遇到大阻力的原因，也是英美资本家及其买办所以推崇宋子文的根本原因。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宋子文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办理财政的了。
宋子文就是用这些“才能”，一方面为国民党政府建立“功绩”；另一方面为自己以及主子蒋介石搜括私囊。据统计，被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掠入私囊的财富，比国民党政府的同期开支还要多。
1949年5月，国民党立法院通过了向宋子文、孔祥熙、张嘉璈征借美金10亿元的决议案。时隔数天（5月16日），宋子文便由香港乘机飞往曼谷转赴巴黎。
第四节陈立夫漂然远隐蒋介石自析败因“老实说，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
这是蒋介石自析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到台后，他就下决心要“改造”国民党。然而，当时海峡彼岸大兵压境，全岛上下一片危机，他要团结一切力量对付共产党，”改造”的事只能先放下。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朝鲜战争的爆发，犹如一根“寄生草”。蒋介石看准了这一机遇，迅速发起了对国民党的“改造”运动。
1950年7月26日，国民党中央公布了它的“改造委员会”名单，成员有：陈诚、张其昀、谷正纲、郑彦棻、陈雪屏、胡健中、袁守谦、崔玉琴、曾虚白、谷凤翔、蒋经国、萧自成、沈昌焕、郭澄、连震东等16人。
8月5日，该会正式成立，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组织大纲》，其中规定：中央改革委员会，由总裁遴选中央改造委员15人至20人组织之，在本党进行改造期间，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之职权。
该委员会上升为权力核心，取代了原“非常委员会”。
“改造”后的国民党，面貌发生了变化。
一、整顿了刚退守台湾时的涣散状态，重建了党的组织系统，58万党员中，约有21万被开除，且从当地吸收了部分党员，从而加强了蒋的控制力量。二、削弱了元老们的力量，收回了他们的军政大权；蒋经国进入了党的核心，“一枝红杏出墙来”。
在大陆时代，中国是“四大家族”统治集团的天下。蒋能驾驭他们，但又受他们的牵制；还有一些离离合合的地方势力，“剪不断，理不乱”。而今来到台湾，水银泻地，成了地地道道的“蒋家王朝”。
陈氏兄弟失势在这次国民党改造运动中，最大的败家要算陈氏二兄弟了。蒋介石一方面要在党务上找替死鬼，一方面要为蒋家天下打基础，于是决定放逐陈立夫。对蒋氏父子而言，陈立夫曾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那就是1947年“党团合并”以后，蒋介石派蒋经国为“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陈立夫以该校乃CC派干部养成所，岂能容他人染指，唆使学生闹风潮，拒蒋经国到任。这段颇具戏剧性的角逐事件，在蔡省三、曹云霞合著的《蒋经国系史话》曾有以下记载：“岂料事出意外，国立政大的公告栏贴出了校长蒋中正的‘皇皇告示’：‘奉教育部××号令，国民政府主席任命蒋经国为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特此遵照公告，仰全校师生一体知照。’聚集在公告栏前的学生，议论纷纷，七嘴八舌，声音越来越嘈杂，流露出一片反感，忽然有人高喊：‘同学们，请看老子任命儿子，要拿我们当孙子呀！’‘我们不当孙子’学生中爆发出怒吼，接着人声鼎沸，连球炮发出震耳的口号：‘反对儿子教育长！’‘反对父子家校！’‘蒋经国滚开吧！’”
当晚“全校学生大会”通过三项紧急决议：（1）派代表向教育部请愿，请收回成命，撤销蒋经国教育长的任命，另派贤能之士。
（2）全校实行罢课抗议，不达目的，决不复课。（3）在校外展开抗议运动。
反对蒋经国，等于间接地反对蒋介石。“蒋勃然大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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