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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震-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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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合体的深蓝色毛料西服，头发乌黑油亮地梳向脑后，露出宽阔的额角和整齐的发际。小达的衣服里处处都是充实的内容，露在袖口的右手上，戴了一只薄皮手套。看惯了小达独臂螳螂的样子，众人一时竟认不出他来。
小达并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小达的身后还跟着一个女人。女人看上去比小达略大几岁，留着一头极长的直发，在脑后用一只红色的发卡别成粗粗的一束马尾巴。女人穿了一件橘红色的皮茄克和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脚上套了一双深褐色的高靿皮鞋。女人衣着的颜色和样式瞬间照亮了县城灰秃秃的街景。
小达站在门外几步远的地方，细细地看了新楼几眼，才拉着女人走上了台阶。
“县城的房子，也只能是这个格局了。”小达轻轻地对女人说。
门没关，小达轻轻一推就进去了。屋里黑蒙蒙的，只有靠紧里的那面墙上，点着一盏半明不暗的灯。灯影里有一个身体开始丰盈起来的女人，正背对着他们伏在桌子上裁剪衣服。女人剪得很是投入，整个上半身像一块柔软的面团一样黏在了桌面上。小达叫了一声“妈”，女人吃了一惊，手里的剪刀咣啷一声掉在了地上。
“妈，这是我说的那个阿雅，在中山大学教书的。”
李元妮缓慢地抬起身来，发现门口有一团红色的云雾正在慢慢地朝她飘移过来。她取下老花镜，目光渐渐地适应了灯影无法涉及的黑暗。她看见了一双点漆一样深黑的眸子。
红云漫过来，停在了桌子旁边。桌上摊的是一套黑色绸缎面料的衣服，中式的，对襟立领，前襟上缝着一对一对的盘花布扣。“做工真细呢。这里的人，时兴这个样式吗？”那个叫阿雅的女人问。
阿雅的声音细细的，句尾微微地扬起，仿佛带着一丝被骤然切断的惊奇。灯光下李元妮终于彻底地看清楚了儿子带来的这个女人，她只觉得这个女人似乎和她想象中的教书先生相去甚远。这个女人使她想起了自己尚未来得及全部开放就僵在了枝头上的青春岁月，她的心情就有些复杂起来。她顿了一顿，冷冷地说是个活人都不会喜欢这个样式，所以它只能是寿衣。
阿雅有些尴尬。小达把阿雅推到李元妮面前，指着李元妮说这就是我妈，也是你妈。你可以对我不好，你可绝对不能对我妈不好。我妈是一指头一指头地把我从土里刨出来的，地震那年。
阿雅拉起李元妮的手，摊开来细细地察看。手掌很薄，粘了一层黏黏的画粉。掌纹如瓷器上的裂痕，细致而凌乱地爬满了一掌。食指和中指上少了半截指甲，裸露出来的那团肉是青黑硬实的，仿佛沾满了泥土。阿雅用自己的手指抠了一抠，却什么也抠不下去。
“我现在知道了，小达是从哪里学会吃苦的。”阿雅说。
李元妮觉得心里有一堵墙，正在一砖一瓦地倒塌，有一线水迹正蜿蜒地爬过废墟，在干涸龟裂的地上流过，发出哧哧的声响。她转过头去，狠命地吞下了喉咙口的那团堆积起来的柔软。“吃了吗？你们？”她清了清嗓子，问他们。
那晚阿雅累了，早早地回屋睡去了。小达却在堂屋里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母亲说着话。
“妈，要不，你也找一个。一个人过日子，冷清呢。”小达迟迟疑疑地说。
李元妮笑了。李元妮笑起来的时候，依旧叽叽咕咕的，像下着蛋的小母鸡。“你满大街找一找，有一个像人样的不？找回来拴圈里还成，能给你当后爹吗？”
小达也笑了，心想这么些年了，母亲那尖利的舌头也没磨平一些。
“你要真想着我，将来生了孩子就放在这儿给我养。”李元妮叹了一口气说。
那夜是个大月亮夜。月色舔着窗帘爬进屋来，屋里的一切都有了湿润的毛边。阿雅的睡意浅浅地漂浮在意识的最表层，始终没能实实在在地沉落下去。半夜的时候，阿雅彻底地醒了，睁大着眼睛，看着墙上那两张镶着黑框的放大照片。照片里的人隔着二十年的距离和她遥遥相望，她隐隐听见了她的目光和他们的在空中撞响。
“你姐姐的样子和我小时候真像呢。”阿雅忍不住推醒了小达。
“姐，哦，我姐。”小达迷迷糊糊地回应着。
1999年6月19日 多伦多
这里是多伦多乱线团一样缠绕不清的闹市街区里最中心的一个地带，也是伊顿大商场的所在地。今天是周六，人流比往常来得晚。当太阳开始在人行道上投下稀疏的树影时，街市的颜色和声响才渐渐开始丰富起来。
杨阳在一个画家的摊子边上放下了自己的行囊。画家的生意还没有开始，画家只是在埋头整理自己的画具。画家戴着一顶宽檐草帽，他看不清他的脸，只看见他蓝色的T恤衫上印着一串与一个著名体操运动员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商标。也是一个中国人呢。杨阳想。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杨阳把那张画着十二生肖彩色图像的大纸铺在路边，又在四个边角压上了各式各样的石头和雕刻刀具。这全套的行头都是他从国内带来的，当然，在他把它们小心翼翼地包叠好放进行李箱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它们会成为他在多伦多陪读生涯里的谋生工具。
他会给在他的摊前停下来的每个人起一个美丽的中文名字。比如一个叫玛丽？史密斯的英裔女人，经过他的嘴就变成了一个叫史美兰的中国女人。一个叫威廉？伯恩斯的苏格兰男人，在和他聊上五分钟天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叫薄伟来的中国男人。他替人起了中文名字，再替人刻一枚小小的印章。完了顺便问一声人家的生日，然后就指出人家的生肖图像，再解释给人听那生肖所属的性格命相。若讲得那人有了兴趣，说不定就可以从他手里买走一个生肖雕像。这样全套的工序，大约耗费他半个小时到四十五分的时间，运气好的话，也许他能赚到二十到二十五加元的收入。
这是杨阳对自己的设想。他不知道这样的设想实施起来有几分可能性，但他知道他和小灯都需要钱。小灯三年前来多伦多大学留学，念完了英国文学硕士，现在接着念博士学位。而他带着他们的女儿苏西，刚刚以探亲的身份来到多伦多。小灯虽然有奖学金，但是他们刚刚搬入了一个宽敞一些的公寓，房租贵了许多。小灯为他们的到来，买了一辆二手车，保险汽油修理费用，再加上苏西的钢琴课学费，这些零零总总的额外开销，都是要靠他的双手挣出来的。
有一串步子在他摊前重重地停了下来。生意，来了。他的心急剧地跳了起来，跳得一街都听得见。其实他完全不用害怕，那些篆刻印章和用生肖算命的雕虫小技，他早已在复旦和留学生同居一室的日子里操练得炉火纯青。只是，只是他从来没有用这些伎俩实实在在地换过钱。第一次，熬过第一次就好了。杨阳这样安慰着自己。
杨阳慢慢抬起头来，先看见了两条穿着蓝制服裤子的粗腿，后来他才发现是一个人高马大的警察。警察对他和蔼地笑了笑，咿哩呜噜地说了一串话。复旦教室里规规矩矩地学来的英文，却在鱼龙混杂的多伦多街头遭受了最残酷的考验——他居然没有听懂一个字。他满脸通红地摆着手，一次又一次地说对不起啊，对不起。警察放慢了速度，又把同样的话说了一遍。这次他听懂了一个词，一个关键的词：营业执照。
他傻了，他用两只手咝啦咝啦地搓着裤腿，舌头在嘴里无谓地蠕动着，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时旁边的那个画家站起来，对警察说了一串的话。画家的英文远没有警察的流利，可是杨阳却听懂了每一个字。画家说：这是我的先生，我们用的是一张执照，我画画，他帮我刻印章，用在我的画上的。警察展开一个灿烂的笑脸，说好美丽的画，好美丽的印章，就走了。
杨阳这才看清，宽檐草帽之下的那张脸，是一张女人的脸。女人有一张宽阔的大脸，皮肤黝黑，两颊布满了星星点点的雀斑，脸上的每一个毛孔，似乎都在嘶嘶地喷涌着阳光。
很久，没有见过，这样健康的女人了。杨阳心想。
“谢谢你，真的。”杨阳说了，又觉得这话被太多的人在太多的场合里使用过，难免有些轻贱了，却一时又找不出比这更合适的，只好望着女人呵呵地傻笑。
“没什么，大家都是讨一口饭吃。”女人说。
女人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叫杨阳的心沉了一沉。记得小时候看过一幅国画，是画乞丐的，上面的题词是：谁不吃饭？谁不讨饭？只不过弄几个花样番番。那时他虽然还很小，却也一下子被谋生的沉重所震撼。只是没有想到，许多年后，千里万里漂洋过海地来到加拿大，他竟会沦落到街上卖艺的地步，和那画中乞丐，也就是五十步和百步之别了。
“脸皮磨厚了，就好了。其实，这个钱还是蛮好挣的，至少不用朝九晚五地坐班。夏天的时候把一年的钱挣下了，然后，另外三个季节你都可以去追求你的理想。”
他被女人的话逗笑了，乌沉沉的脸就晴了些起来，说咳，也就是把老婆孩子养活了，哪还有什么理想呢。就问女人叫什么名字，女人说叫向前。他暗暗叫绝，心想这样的女人，当然该是这样的名字。就说我有一块绝好的鸡血石，不是这些个糊弄人的假玩艺儿，改天我找出来，给你刻个好印章。
女人也不推辞，露出一脸欢欣的样子。“好啊好啊，我偷偷看了你那些印章，真是漂亮，还正想跟你学雕刻呢。”
两人就坐下来等生意。杨阳拿出一条细细的磨刀石来，碾磨他的雕刀，向前就从画袋里掏出一本旧书看了起来。杨阳瞥了一眼，那书名是《废墟》。只见向前蹙着眉心的紧张样子，就忍不住咕地笑了一声。向前问你笑什么？杨阳说没什么，我只是奇怪现在还有人看小说。向前说其实我也不爱看小说，不过这可不是一般的小说。杨阳问何以见得？向前说反正挺感人的，我也说不好，我看完了你自己拿去看吧。杨阳微微一笑，说不用了，我熟悉里边的每一个章节——那是我写的。向前一怔，半晌说不出话来。
这时候人流就渐渐地浓稠起来，有人过来坐到向前的摊子前，要画肖像。也有人走到杨阳跟前，看他开雕印章。看了一会儿，杨阳就有了第一个顾客。后来又陆陆续续地来了几个，有的是要刻印章，有的是要算命，也有的什么也不要，就是要聊聊天。可那聊天的，杨阳也不敢得罪，谁知道会不会聊成客户呢？其实那天的生意并不是太忙，却因杨阳没有经验，手忙脚乱的，竟连中午饭也来不及吃。直忙到擦黑，才喘了一口气，摸出口袋里那卷又黏又脏的零票，数了数，竟有一百六十多元。开始以为自己数错了，便又数了一遍，还是这个数，脸上就忍不住绽开阔阔的一朵笑来。收了摊子，和向前约好了明天见，就站在街角等小灯——小灯下午去钢琴老师那里接苏西，接完了苏西就顺便把他捎回家去。
杨阳进了车，就看见苏西眼睛红红肿肿的好像刚刚哭过的样子，便问小灯怎么回事？小灯哼了一声，说问你的宝贝女儿。苏西不说话，鼻子一抽，眼泪又一颗一颗地落了下来，砸得杨阳心里到处都是洞眼。见小灯一脸怒气，也不敢去哄苏西，只问到底怎么了？小灯说老师用英文教琴，她听不懂，就不听了，一个下午坐在地上看小。杨阳说她刚到一个新地方，还摸不着北呢。小灯冷冷一笑，说我就知道你要唱白脸。下星期我跟着去上课，看她敢不敢那样。那是交了学费的，你以为呢？
杨阳赶紧从兜里掏出那厚厚一沓的零票来，说在这儿呢，学费。没想到钱挣得还挺容易的。小灯乜斜着看了一眼，也吃了一惊。杨阳乘势将手伸过去，捏了捏小灯的肩膀，顿了一顿，才说：“小灯你放松点，别一根弦老绷得那么紧，断了怎么收拾？”小灯呸了一口，说你是干什么的？断了你得包我一辈子。脸色才渐渐地松泛了下来。
“杨阳，我的小说，那篇讲过年的，在《纽约客》上发表了，刚刚接到信，寄到系里的。”小灯说。
杨阳哦了一声，竟半天说不出话来。心里有些东西咕咚地泛涌上来，是惊喜，又不完全是惊喜。小灯和他说过想用英文写作，他从来没有拿她当真过。没想到她的第一篇英文小说，就上了《纽约客》这样的杂志。
而他自己呢？他却已经整整七年没有发表过一个字了。
2002年11月2日 多伦多
小灯很早就和杨阳分房睡了，开始时是因为失眠，后来就不完全是因为失眠了。
刚开始时，是小灯怕夜里翻身吵醒杨阳，就央求杨阳去另一个房间睡觉。杨阳有些不情愿，总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在小灯的床上多赖一会儿。到非走不可的时候，也总会发出一些大大小小的抗议声。后来这些抗议声渐渐地低落下来，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背景杂音。再后来，一到睡觉的时间，不用小灯催促，杨阳就主动进了属于自己的房间。
当小灯意识到这种转变时，局势已经进入了一个惯性的旋流。其实，如果小灯那时愿意伸一伸手，她还是有能力来逆转那样的旋流的。可是小灯不肯伸手。伸手不是小灯做人的姿态，从来不是。
于是小灯和杨阳就一直这样在同一个屋檐下分居着。
小灯的神经是在吃晚饭的时节里就开始绷紧起来的。暮色将她一寸一寸地拉近睡眠，当然，那渐渐向睡眠趋进的，只是她的肉体。她的意识始终像一头警醒的豹子，远远地匍匐着，万分警惕地注视着那片属于睡眠的黑暗之地。她的身体一次又一次地向睡眠俯冲过去，却总在和睡眠一线之隔的地方被她的意识捕捉回来。在身体和意识一个又一个回合的交战中，曙色就渐渐舔白了窗帘，她便开始等待着同样的循环，在另一个白天黑夜的交替中进行。愈演愈烈的失眠状态，使她再也无法承受繁重的课程，所以在即将得到博士学位的前一年，她终于决定退学。
今天小灯在凌晨时分终于进入了朦胧的睡眠状态。小灯的睡眠浅薄得如同一层稀稀地漂浮在水面的油迹，任何一阵细微的风吹草动，就能将油迹刮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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