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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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妈就说：“让小少爷打几下怕什么？”

叶莲子说：“谁家的孩子不是孩子，干吗让人家打着玩儿？”

温妈不瘟不火地说：“谁让你是佣人呢。”

她说：“我是佣人，我孩子不是佣人。”

“是佣人就不该带孩子，主家让你带孩子就不错了，你还不让人家小少爷打几下？瞧你的眼睛，瞪得像个老爷，你要是有老爷的命也行，偏偏地没有呀！”

刘妈就说：“说的！要是你的孩子，你乐意让人打吗？”叶莲子过世后，吴为也去找过三：太太，巧遇包立从台湾回大陆探亲，看上去很是遭遇过的样子，往昔的嚣张、跋扈，似乎也被拦腰横砍，谨慎而又阴沉地坐在灯光照不到的暗影里。

一九四九年政权易手前夕，包天剑不是不想远走高飞，可是他们已经穷困得凑不上盘缠，这个行伍出身不善思索的人，竟像预言家那样看到了自己的大限，惶惶然对三太太说：“要是不走，下场就太惨啦！”三太太冷丝丝地笑笑：“你到底明白过来了！”

此时只好让包立先走，说是他们的盘缠慢慢再想办法。其实心里再明白不过，所谓“慢慢再想办法”，不过是人们坠人深渊前那绝望而又不甘的最后一瞥。

包立上路时只能带几箱衣物，其他什么也没有了。到台湾后先在舅舅家落脚，而后进了中学。人到没钱的时候，除了爹娘老子，很少有人再顾念你这个社会关系，舅舅待他自然一天不如一天。他只好搬出去，靠变卖那几箱子衣物念完高中，又考上了航空学校，后在空军服役。靠着空军往来便利做了些生意，才有了稳定的生活。

回到离别几十年的北京真是百感交集，对着三太大又是涕泪交流，又是磕头下跪……他不是不知道，一九四九年后生母三太太在毛衣厂织毛衣，兄弟姐妹或在菜站卖菜，或在工厂当小工……一家人生活十分拮据，可他就是一分钱也不往外拿，——也许不能怪他不讲骨肉之情，他足穷怕了。

总而言之，他过去怎样折磨吴为，现在生活也就怎样折磨着他。

包天剑走后，二太太生活并不很宽裕，但她从没找过包老太爷，只靠变卖首饰度日。首饰本是玩物，怎能以此为生？而且上当铺的心情好受吗？人知道包家太太上当铺，算怎么回事！

她也一直以为包天剑把三太太送走了，没想到三太大没走。

不久三太太就对包老太爷说包天剑留下的三千块钱花光了。也不知道真假，包老太爷惦记自己的孙儿孙女，决定每月再贴补三太太一百块钱生活费。但是没。人敢去送这个钱，怕二太太知道，她的脾气太大了。

只好把这个活儿派给包天心。他倒没有什么顾虑，反正可以趁上厂学时把钱给三太太送去。

那是包天心第一次看到三太太。觉得她人很年轻也很清秀，却不知她那么精明。与外部世界相比，三太太的段数也许不能算高，但在直来直去、一根筋到底的包家人中，她的精明就显得一枝独秀，万事顺遂。早在包天剑意气风发投奔共产党之始她就说过：“瞎折腾什么？包家的气势自打‘九一八’就完了，咱们走着瞧，没什么好结果。”

尽管三太太给包家生儿育女，可她根本看不起包家，嫁给包天剑更非所愿。这也许就是她一有机会就划拉钱的原因？

包老太爷过世后，包家大院自是飞鸟各投林。

‘院中那几栋由德国工程师设计的小楼，几经易手，最后都变做本书第一部中所描述的情形。

包天剑一房搬回他们北平那所宅子，因为没有谋生手段，三太太只好买一辆卡车让董贵跑运输。解放前夕，时局不定，商家格外谨慎，家家紧缩银根，卡车也就少有大宗托运，自然也就没有挣到什么钱，为此三太太十分迁怒于董贵。

一九四九年后包家只得将佣人遣散。董贵从小跟随包天剑，本该对他有个妥善的安置，可是三太太不管。包天心对她说：“人家跟了你们一辈子啊！”

她说：“谁不愿意做个菩萨，可我这一家子人吃不上饭谁管？”

包天剑刚一咽气，三太太就高瞻远瞩地卖房子，当初四十多根条子买下的房子，如今只能卖到十几根。就是这样买家还说：“太太，您也不看看时局，我都不敢担保这是不是一步臭棋，说不定这十几根条子全折了。”

三太太说：“不敢和那些王府比，这样的房子在北平可说是一等一，您花十几根条子就享用这样的房子还说什么呢？”房子真是好房子，便宜也是真便宜，可买主没有估计到，他最后赶的这趟车，日后将在他的阶级成分上发挥何等的作用。

按照法律，这笔钱三太太应该和大太太平分秋色，即或三太太孩子多，按人头分也行。可是包天剑还没人殓，三太大就把娘家人叫来，说是包天剑生病时借了娘家两根金条，其实包天剑生病用钱，都是母亲故去后存放在几位姐妹那里的钱。

三太太又请包天剑的朋友帮忙，说是包天剑什么钱也没留下，抛下她一个人带那么多孩于今后怎么活？看在可怜见的孩子分上，请对包家人说包天剑在世时借过你几根条子未还。

就这样，三太太先从卖房钱里提了几根金条，余下的钱又按人头分配，大太太最后只分到几两黄金，她又没有一点生计，只好改嫁。

大家闺秀三太太运筹帷幄的能力，显然比闯荡过江湖的二太太高明多了。而后包家人只能靠卖金子或卖东西过日子，一套带大理石的红木椅子和茶几才卖十五块，买家还不愿意要。三太太的条子没多久也花光了，只好到毛衣厂织毛衣。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伊始，三太太被红卫兵小将打得皮开肉绽，在街道监督下劳动改造。天津的包家大院被造反派没收，包家人全被赶进了叶莲子住过的地下室……

当皮开肉绽的三太太一笤帚一笤帚打扫着胡同的时候，也一笤帚一笤帚打扫着往事的尘埃，等到打扫干净，事情的本质就无比清楚地凸现出来。三太太终于明白，她不过是一个陪葬品，在包家开始走向衰落、灭亡的时刻来到包家，既没有享受过情爱也没有享受过荣华富贵，比起二太太，她才是两手空空一样没落着。她更常常想起那个从来没让她称过心，从来没干过一件正经事的包天剑在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说的话：“要是不走，下场就太惨啦厂那大概是他惟一正确的选择，但却未能实现。包家是个大家庭，人多嘴杂，事情总有包不住的一天。

二太太得知三太太不但没有被送走，比之她的生活还多出诸多特殊照顾．心里很不个衡．就追问包天心。包天心说：“人家有儿有女，不管怎么行？你住在包家大院，有了问题白会有人照管，这样比起来，她的困难是不是比你大？”

二太太又追问三太太的地址，包天心没有告诉她。她说：“我不是要和她吵架，而是要把她接到家里来，那不是可以节省一些开支？”

包天心说：“你脾气那么不好，要是出了王熙风和尤二姐那样的事怎么办？”

二太太虽是青楼出身，却不大在乎钱。不大在乎钱的人，多半会在其他方面不依不饶，比如说感情，这很可能与她从小没有得到多少关爱有关。

很少得到关爱的人，大都属于情感反应不太正常的“高危人群”，一旦得到哪怕如一滴眼药水的关爱，都能在那滴眼药水里翻江倒海，兴风作浪。反过来说，一旦感情上沦为赤贫，也有“穷极生风”的可能，特别在男人背叛之际，总会追悔自己曾经的投入，完全没有了当初的自我牺牲，从而走向极端。

在这一点上，应该说二太太和吴为非常相近。

几天之后她对包天心说：“你二哥失信于我，我和他的感情看来是到头了。既然事已如此，我要走了。”

包天心和二太太一起出走，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受了新思潮的启发，也可以说是追随富家子弟出走的时尚，还可以说他一心只想离开那个勾心斗角、没有文化的大家庭。姐妹们都没上过学，家庭又封建，这让有了点文化的包天心深感郁闷，而同学的家庭大多是职员，虽说经济条件中等，但是非常温馨，每每到同学家探访都让他心生渴望。

母亲虽然爱他可是已经离世，不论需用什么钱都得向姐姐们讨要：她们又捏得很紧，花一块，要一块，给一块，这更让他感到没有母亲的悲凉。

厨子做了什么好吃的，二太太总会对包立说：“去，叫你小叔叔来吃点儿。”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但他觉得二太太比姐姐们还关心他。

他也受不了包老太爷的大葱蘸酱。一家子人围在大桌上吃大葱蘸酱，无非是走走天伦之乐的过场，下了饭桌各自再到外面下饭馆。也许还因为和二太太有些投契。不过男女间的投契与男女间的私情，区别从来就不明确，不然走就走，还在报纸上登什么与家庭脱离关系的声明？

有一次乘火车从北平回天津，车上日本人很多，包立因为坐在车门旁，小手扶着门缝，有个日本人关车门时夹了包立的手，把手夹流血了。二太太站起来，一把揪住那日本人的领子不依不饶。当时日本人还算讲理，让车上的卫生员把包立的手包扎上了。

别一次乘火车包立睡着了，车上有人大声说笑，包天剑发了火，冲着人家嚷：“你们这样吵，把我孩子吓着啦！”

二太太当时就说：“你孩子有什么了不起？这是公众场合，你有什么权利干涉人家说笑？”

都是青年学生感兴趣的场景。

其实包天心没有必须离家出走的原因，只是他赶上了一个离家出走的时代。他既没有包天剑收复东北王国的雄心，又没有胡秉宸的伟大理想，只能跟着那些不清不楚跑往内地或香港的同学赶一回时髦，离开这个他也说不清楚到底哪儿不合心意的家庭。

当他向姐姐索要路费不得的时候，二太太说：“你要是真想走，我帮你。”于是他们一起到了上海，而后他又转道香港，读书去了。

二太太突然中断了对包天心的经济援助，给她写的信也被邮局退回，信封上盖着“查无此人”的邮戳。这一来包天心的流浪生活便无以为继，只好写信给姐姐。包天剑这时已然回到天津，包天心能不能回家要看他的态度。包天心和二太太是不是私奔、情奔不好说，但他们确是一起出走的。

包天剑能说不让包天心回家吗？他在外头混不下去，做哥哥的不让他回家，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以浪子回头定位的包天心，似乎并没有充分吸取教训、改邪归正，仍然是大少爷一个，整天骑一辆“三枪”跑车，车把上挂个镜子，飞轮上缠着五彩毛线圈，花里胡哨，招摇过市……

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前夕，包天剑让包天心尽快逃亡。经过上：海、香港之旅的包天心，再不向往流浪的时尚。经过延安之旅的包天剑就语重心长地提醒他：“你要是不走，思想上就要有所准备，运动可是一个接着一个。”

骑着花里胡哨“三枪”自行车的包天心说：“我没干过共产党忌讳的事，不在乎什么政治运动，反正是干活儿吃饭，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吃苦干活吗？他又不是没有吃过苦，比如在外流浪的日子。可没想到的是不能说真话了，这比吃苦还让他受不了。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厂长说产量可以翻一番，计划科长包天心说：“从我们的设备来看根本完不成。”

厂长很不高兴。包天心想，你不高兴顶多不让我在这儿干，我还可以到别处于去。以为江湖上的规矩“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生命之树长青，最后只好落得看大门的下场。

二太太想到出走前给母亲买的那一处房子，该是天不绝人？她回到了北平，在那处房子落下脚，有时经过隆福寺，偶尔也会想一想，包天剑那所宅子就在附近。

母亲死后，二太太又把小四合院卖了，在白塔寺附近买了两间铺面房，开个小铺卖牛奶，日子勉强维持。

一九四九年后改卖鸡蛋为生，买了二百多只鸡养在两间房子里，到处都是鸡和鸡屎。可是鸡蛋卖不出去，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甘子。又来了场鸡瘟，鸡都死了，东西也都当光卖尽，最后沦落到以糊纸盒为生。又因为从没干过这些事所以干得不好，街道上的干部、胡同里的居民也看不起她，还有人叫她：“小老婆”、“老妓女”。生性高傲的她也就孤身进出，与谁也不来往，正应了“心比天高，命比纸薄”那句话。

日后重新落户北京的叶莲子，常常想起给过她一线生机的：二太太，希望再次聚首以报答一二。

有时提着水桶到西单为禅月买活鱼的叶莲子经过白塔寺，就是不知道这个咫尺天涯的地方住着她念念不忘的二太太。包天心参加工作后月工资约七十块雇北京这个不算大的圈子里，很快就得知二太太的情况，从此每月周济二太太三十块钱。只有这样他良心上才说得过去，因为他在外面那两年全靠二：太太供养。包天心的太太柴米油盐全不管，从不过问他的收入。她结婚时什么陪嫁也没有，只从娘家带来一架破钢琴，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弹破钢琴，不论谁到包天心家串门，都是只听琴声不见人。

都说包天心的这位太太有点傻，也许她心里暗笑，还不知道谁傻！

只有包天心常去看望二太太，他们沽一壶散酒，摆一碟煮花生，什么也不说，只是低头喝闷酒，可也从不喝醉。包天心或留下一些钱，或留下一些物，便无言而去。

3

伴着叶莲子新新旧旧、一个个不知何时才能了结的忧愁，秋天又一天天近了。

那天打开箱子给吴为找冬衣，一挪箱子，从箱子后面掉下一个白纸包，打开一看，里面有二十四块钱和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叶莲子亲启。

拆开信封先．看落款，才知道是二太太写给她的信。

信上写着——

“……我很伤心，包师长负了我，这个家我等不下去了。我走之后这儿的人就更欺负你了，找顾秋水去吧，别傻等了，他在香港呢……

“钱是留给你的，不多，我这一走，不知是吉是凶，所以不能给你多留……”

叶莲子这才知道顾秋水到了香港！

二太太怎知道顾秋水到了香港？当然是包天剑来了信。包天剑能给家里来信，顾秋水怎么就不能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