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长城-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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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界实践了他们的宣言。一些小说家写出脍炙人口的抗日作品，阳翰笙写《义勇军》，肖红写《生死场》，萧军写《八月的乡村》，艾芜写《咆哮了的许家屯》。剧作家田汉写《乱钟》，诗人蒲风写《我迎着风狂和雨暴》，陈鲤庭和崔嵬写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夏衍写报告文学《包身工》。音乐家聂耳创作《大路歌》，歌词作家孙慎写《救亡进行曲》，麦新写《大刀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传遍中华大地，以强烈的感染力，激励中华民族起来抗争：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1）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溥仪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日子过得并不风光，一言一行都必须听命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军规定了他与日本天皇的关系，“宛如月亮凭借着太阳的光芒而散发光辉”。然而在中国人眼里，溥仪甚至失去了生命的光泽，只是一具木偶而已。

关东军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实行法西斯统治。他们在东北建立宪兵队，东条英机曾任宪兵司令官。日本间谍网遍及全东北。他们让伪满政权建立庞大的军警宪特暴力机构，在各地设立秘密据点和秘密监狱，专门刺探抗日情报，侦破抗日地下组织和进步力量的活动。

关东军不断以“治安肃正”为名，进行残酷的军事“讨伐”，实施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同时建立“集团部落”，强迫分散居住的农民聚居在指定的大村落，切断民众和抗日武装的联系，断绝抗日武装的物质支援。伪满各级成立清乡委员会，实行户口调查制度，一家犯法，九家连坐。铁路两侧沿线五百米以内不准种植高粱、玉米等高秆作物，以利于镇压抗日武装。

“集团部落”中央设有日伪军警派出所和村公所，监视民众的一言一行，限制人身自由，到处抓人、打人、杀人，随意闯入民宅，强奸和轮奸妇女。“集团部落”生存条件太差，大批民众病死、冻死、饿死。整个东北，“集团部落”残害着五百万民众。

伪满政府公布了五十多种“罪行”，说一句“我是中国人”就是“政治犯”，吃一口大米也成了“经济犯”。日伪还搞“大检举”，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士和无辜民众被军警宪特逮捕和杀害。

日军还在中国东北建立细菌战研究所。1935年到1936年间，日军根据裕仁天皇的密令，在东北建立了两支细菌部队，即“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部队”。他们用动物和活人做实验，每月能培制出三百公斤鼠疫菌和几千只专门用作传播细菌的跳蚤。他们制造的细菌武器，先后在东北、浙江和湖南等地使用。

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是关东军司令官批准的。这些活人，有中国的爱国志士和无辜民众，有苏联人、蒙古人和朝鲜人。他们被称为“原木”，意思是可以任意宰割。活人实验名目繁多，手段残忍。如果他们在实验后还活着，就会一直被折磨到死。第七三一部队细菌作战部长川岛清后来在伯力军事法庭上供认：“从来没有一个人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他还供认：“第七三一部队驻平房五年时间内，通过这个工厂，至少有三千人因染受致命细菌而被消灭。”

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组织武装抗日斗争需要无畏的勇气和钢铁的意志。中共满洲各级组织是坚强的抗日核心，他们遵照中共中央的“一二·六”指示，坚持和发展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杨靖宇向中共南满临时特委提出的建议，在1934年11月7日有了结果，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下辖两个师。12月间，李红光的第一师趁着鸭绿江封冻，袭击朝鲜境内的罗山日军据点，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新年1月11日，杨靖宇率领军部埋伏在红土崖东面十五公里的地方，歼灭伪靖安军一个骑兵连，缴获几十匹战马，装备教导团。军参谋长朴翰宗在战斗中牺牲。

东北抗日武装的领导人几乎都要面对日军的枪口。5月末，第一师在桓仁县样子沟与日军交战，李红光负伤牺牲。继任师长韩浩不久也在作战中为国捐躯。

这一段时候，伪军头子邵本良，又在跟杨靖宇较劲了。

这年8月份，杨靖宇决心集中主力打柳河，歼灭邵本良的家底老七团。邵本良嗅出味来了，急忙从三源浦向柳河增兵。杨靖宇下令暂停攻城，将部队西撤。

杨靖宇一撤，邵本良就跟了过来。两天后，两军在一条山岗上交战。邵本良没占着便宜，但他像狗皮膏药似的紧紧粘上了。

杨靖宇带着部队来到柳河县黑石头，一看地形不错，下令停下，预设埋伏。邵本良只顾催着手下往前追，把手下二百来人的队伍，加上日本人刚给他的一门小钢炮和几挺机关枪，都送进了杨靖宇的口袋。

邵本良准备找杨靖宇报仇。杨靖宇不用他找，自己找上门来了。他通过邵本良的马夫知道，邵本良的老七团要从孤山子移防八道江，军需给养由刘副官带一个连护送。杨靖宇在他们必经之地朝阳沟设伏，消灭了伪军，截下几十辆大车，还抓住了邵本良的小老婆。邵本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第二年2月，杨靖宇接到内线报告：邵本良住在热水河子的伪军团部。他派出一支二十五人的小分队，半夜1点多钟袭击了伪军团部，邵本良当晚不在，躲过去了，但伪军副团长以下六七十人，连同武器、粮食和布匹，都落到杨靖宇手里。

3月上旬，内线又送来消息：邵本良向日军的三毛司令官夸下海口，说要在三个月内全部肃清东边道一带的人民革命军。日军相信他的能耐，给了他一个迫击炮连，还答应派飞机支援作战。

杨靖宇第二天就开始训练部队，科目是轻装、换军衣、全副武装爬大山。4月初，部队在龙岗山西麓歼灭了伪军奉天骑兵旅一部，邵本良的部队跟了上来。战士们一听说邵本良来了，准备与他决战。但是，杨靖宇的命令不是“打”，而是“走”。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2）

杨靖宇下令走，战士们就走。这一走就好像停不下来了：走了一夜，又走了一夜。有的人想不开了：怎么老是走？到底什么时候打？

杨靖宇告诉大家：“没利的买卖我们不做。敌人胃口很大，计划吃掉我们第一师和军部，然后吃掉第二师。他们把山海关地区的日军和奉天野炮营都调来了。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走’和‘拖’！”

日伪一见杨靖宇光走不打，便调集兵力包围老秃岭子地区的第一师，想来个围点打援。杨靖宇将计就计，不顾连日倾盆大雨，率部向老秃岭子急进。邵本良以为杨靖宇上了圈套，鼓足了劲在后面猛追，连飞机也出动了。没想到，杨靖宇牵着伪军在老秃岭子转了一圈，扭头又走，第一师趁机跳出了包围圈。

杨靖宇率领军部和第一师在佛爷沟门会合，休整几天，又传下令来：走！部队开始兜圈子，今晚向南走五十里，明晚向北走六十里，后天又不知向什么方向走了一夜。一连几天下来，许多战士走糊涂了，悄悄议论：“怎么搞的？咱们是不是让敌人给围住了，走不出去了？”日伪高兴了，在报上说：“共匪南北蠢动，难逃天罗。”

4月中旬，杨靖宇的部队又以每天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速度向西急进，邵本良穷追不舍。有时，部队刚准备吃饭，邵本良就追上来了，杨靖宇又下令走。一路上，他让战士们扔下衣服和物品，有时借老乡家的碗筷来不及还，就留下一张纸条说：“老乡们，情况紧急，所借之物，没工夫还了，请你们自己认自己家的东西吧！”邵本良得意了，以为杨靖宇已被他追得斗志涣散。

4月底，杨靖宇带领部队来到本溪以东的赛马集山区。拂晓，杨靖宇集合部队讲话：“咱们一连走了二十多天，现在不走了。这里是高山隘路，居民不多，敌人也被我们拖疲了，咱们该打了。咱们就在犁树沟摆下一个口袋阵，让邵本良来钻。”

战士们顿时来了兴致，连夜构筑好工事，静等着邵本良到来。

第二天上午，邵本良和他的日本顾问英俊志雄，带领一个先头营，一头钻进“口袋”。负责扎口的第一师第三团，立即把伪军后路切断。邵本良命令伪军往沟里冲，很快就被“口袋底”上的第六团堵回来。杨靖宇命令教导一团和少年营将伪军拦腰斩断，又命令部队端上刺刀冲下山去，沟里到处是“活捉邵本良”的喊声。

坚守北面制高点的少年营营长见下面打得热闹，忍不住带着队伍冲下山去抓俘虏，山头上只留下一个班。邵本良到底是个打仗的老手，一眼就发现了“口袋”上的这个薄弱点，带着人拼死夺下这个山头，从“口袋”上打出一个“洞”来，拖着一条被打伤的瘸腿逃走了。英俊志雄躺在死人堆里装死，居然也逃了出去。

邵本良回到沈阳，治好了伤，又带着一个团和三个月的军饷，准备返回八道江。杨靖宇得到情报，在他的必经之地布下埋伏。战斗打响后，伪军五十多人伤亡和被俘。邵本良扔下战马，到一户朝鲜族老乡家里抢了一件衣服，再次化装逃脱。日本顾问则死在乱枪之中。

邵本良再也没有机会和杨靖宇较量了。他失去了日本主子的信任，被日本军医毒死在沈阳陆军医院。

杨靖宇的部队越战越强，在7月份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

1933年冬和1934年春，日军两次调集兵力大规模“讨伐”东满抗日根据地，东满游击队受到很大摧残。在日军的“第二期讨伐”中，童长荣重病在身，指挥部队突围时中弹。朝鲜族女战士崔今淑和警卫员一起，冒着弹雨将他背出重围。但他流血过多，牺牲在二十七岁的风华岁月。

日军的“讨伐”和党内的“左”倾错误，使东满党组织和游击队陷入严重困境。满洲省委派魏拯民急赴东满解决问题。省委强调，党领导的部队，必须与坚持反日的各路武装结成统一战线。

魏拯民组织抗日武装大联合，1935年5月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王德泰和魏拯民分别就任军长和政委。他们留下部分兵力在安图和汪清坚持原地的斗争，将主力分成三路，向外线发展。

远征的第二军一路寻找战机。一天夜晚，安凤学率领第一团的三百多名战士穿过密林，沿着铁路推进到哈尔巴岭车站附近，靠近铁路埋伏下来。

深夜1点多钟，从敦化方面开来的一辆日军警备专用装甲车疾驰而过，在战士们眼前卷起一阵旋风。装甲车一过，几名战士跃上铁道，把大约二十多米长的铁轨挪下路基。过了半小时，从大石头方面发出的二○二次特别列车，吐着浓烟，卷着疾风，呼啸而来。车厢里，几百名伪军军官酣然入睡。突然一声巨响，车头摔下铁道，后面的车厢脱轨倾覆，爆炸起火。

第一团战士们向列车发起进攻，枪声、爆炸声和喊杀声响成一片。日军护路部队和押车小队抢占了最末一节车厢，负隅顽抗，几挺机枪断断续续地扫射。战士们把手榴弹扔过去，日军的机枪炸成了哑巴。车厢里传出来号叫声，残敌夺路逃命。战士们登上车厢，把他们押下列车。

战斗结果，俘获十三名日伪军官，缴获十支手枪，还有一些军用品和大量伪钞。满铁株式会社主办的伪满《协和》杂志声称：哈尔巴岭列车颠覆“是京图线开车以来发生的最大惨事”。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3）

8月底，第二军两个连一百五十人，与第一军第二师在那尔轰会师，东满与南满党组织和两军携起手来，密切协同作战。

王德泰的第二军在1936年2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成为东北抗日武装中最先改编为抗日联军的部队。不久，杨靖宇的第一军和王德泰的第二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成立总司令部，杨靖宇、王德泰和魏拯民分别出任正副总司令和总政治部主任。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由赵尚志领导，他手下有一位三十岁的四川女子，名叫赵一曼，任第一师第二团政委。战士们称她为“我们的女政委”，亲切而尊重。

赵一曼的人生只有短促的三十一个年头，却是充满传奇色彩。她一生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在日军占领下的东北从事抗日活动。

战场上女性总是引人注目的。赵一曼在珠河游击区作战，哈尔滨的伪满报纸刊登关于她的报道，说她“红枪白马”，神乎其神。其实赵一曼身体消瘦，而且病弱，在残酷的战争中经受磨砺。

1935年冬天，赵尚志率第三军主力远征，赵一曼的第二团留在珠河，被日伪军包围。第二团五十多人，与五百多名日军在春秋岭激战一整天，击毙日军机枪队长谷清一大尉以下三十多人，第二团只剩下十多人，团长王惠同负伤后被俘。

赵一曼指挥部队突围，和敌人对射时左手手腕中弹。她在村子里隐蔽养伤，被敌人发现，起身迎战，左大腿骨被子弹打穿，流血过多，昏迷后被捕。

她被押到哈尔滨的伪警务厅，日本人用酷刑逼她的口供。日军从她口里听到的，全部是日军在东北的暴行。日本特务把竹签钉进她的指甲缝，用鞭子狠戳她的伤口，使她几次昏死。日本人把她折磨得奄奄一息，担心她死去会得不到口供，把她送进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监视治疗。

赵一曼的伤势刚有好转，日本人就来到病床前审问，还是没有结果。日本人拳打脚踢，她的伤口再度破裂，又昏迷过去。负责看守她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女护士韩勇义，被她的顽强所感动，帮助她在深夜逃出哈尔滨，乘马车奔抗日游击区而去。

伪骑警队在第三天凌晨追上了她们乘坐的马车，赵一曼再次被捕。日伪反复折磨她一个月，只得到她一句话：“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员的信仰！”

日伪把她押到珠河县，绑在马车上游街示众，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