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长城-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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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护着辎重队，又在原道上出现。八路军又是第三营突然发起猛攻。这一次，由于日军已有精神准备，加上八路军增援部队没有及时赶到，日军没有全部被歼。战到黄昏，八路军歼灭一百多名日军，缴获几十匹骡马。八路军伤亡二十多人。

这次战斗有个意外的收获，战士们从战利品里面找到了山西和华北的军用地图。刘伯承曾要求阎锡山提供山西与河北的军用地图，阎锡山说没有。八路军作战，只好用袖珍本中学生地图。现在，刘伯承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说了一句俏皮话：“没想到日本人用中国人印的地图打中国人。怪不得阎锡山说没有地图，原来是跑到日本人手里了。”

不久，汤恩伯得知八路军在七亘村的战绩，对刘伯承说：“看来还是你们的游击战行啊！”

与此同时，八路军总部电令林彪率第一一五师一部分兵力从五台山南下，协同在正太路以南作战的刘伯承师，牵制西进的日军。

11月2日，林彪率师部和陈光旅在昔阳县马道岭牵制日军，并乘机进入广阳地区设伏。4日下午1点，日军先头两个联队和辎重队路过沾尚镇，进入伏击区。陈光旅放过强敌，向辎重部队发起猛攻，歼灭近一千名日军，缴获了七百多匹骡马、三百多支步枪和大批军用物资，日军不敢再向西推进，被迫返回广阳。

同一天，刘伯承指挥陈庚旅在昔阳县南部的黄崖底，利用河谷地形预设埋伏。日军山冈师团第一三五联队大部分进入河谷伏击区后，刘伯承下令开火，打得日军蒙头转向。

日军清醒过来后，在一座庙旁集结，架起钢炮掩护冲锋。刘伯承命令迫击炮从日军左翼的山头上还击，几十发炮弹在日军中爆炸，正好击中日军的弹药箱，日军的钢炮成了哑巴。

日军抢占高地不成，就在谷底抢修工事，顽抗待援。

从八路军设伏的高地，只有几条羊肠小道通向谷底，大部队无法发起冲击。刘伯承命令部队集中火力猛射一阵，然后下令撤离。这一仗，毙伤三百多名日军。

几天后，刘伯承师又在广阳和户封村等地连续打伏击，歼灭近千名日军。

刘伯承和日军交了几次手，就总结出他们的一个脾气，叫做“记吃不记打”。日军为了实现战略目标，往往不惜代价，照老路子硬碰硬撞。八路军知己知彼，在相距很近的地区连续设伏，取得骄人的战绩。这些伏击战使日军的行动延迟了一个星期，为正太铁路撤退的国民党军队提供了掩护。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总是从正面抵抗日军，撤退下来以后，便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了。

赵寿山的部队从娘子关撤下来时，在盂县遇到了前来联络的八路军代表。赵寿山说：“我的部队损失很大，守不住关口，蒋委员长怪罪下来，我只得枪毙了一个团长。你们看看我的部队，骡马比人还多，干脆，你们拿一些骡马去吧。”八路军代表谢绝了他的骡马。

日军攻占了娘子关，阳泉、平定和寿阳先后沦陷，太原处于日军的大包围中。

日军一路从忻口南下，另一路沿正太铁路西进，相继逼近太原。卫立煌把主力转移到太谷和交城地区，阻止日军继续南侵。在外围防守部队南撤后，太原的守军仅有约十九个营的兵力。奉命增援的部队除了第八旅的一个营进了城以外，其余部队都向南撤了。太原保卫战成了“孤城独战”。

11月7日，东、北两路日军在太原附近的狄村等地汇合，日军步兵在大炮支援下开始攻城，还出动飞机狂轰滥炸。激战了一整天，城外守军大部分牺牲，黄昏时，剩余部队撤进城内。

第二天清晨，日军借助强大的火力继续攻城。上午9点，城墙东北角被炸塌，东、北两面城墙被轰破，日军趁机冲进城内。守军奋勇截击，战到下午4点，在东北城角和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黄昏后，一支日军空降到城内，四处袭击。守军官兵奋力血战，伤亡过重，无力再战，向离石方向撤退。太原陷落。

忻口和太原会战，历时一个多月。中国军队在日军占领太原之前，迫使他们付出了伤亡两万多人的代价。参加会战的中国官兵英勇顽强，表现了高昂的爱国热情。八路军自从8月下旬出师华北以来，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先后打了一百多次胜仗，到太原失守为止，总共歼灭日军一万一千多人。

忻口太原会战（5）

这次防御战，在抗战初期的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战绩最为显著。

陈毅大喊：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1）

陈毅对自己人大喊：“不能杀，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

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以后，对于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蒋介石仍不肯给正式番号，千方百计地想要削弱和控制，甚至“北和南剿”，致使新四军的改编比八路军迟了两个月。中共中央不懈地努力，加上上海战事吃紧，南京受到日军威胁，国民政府才和中共中央达成协议。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新四军这个名称，是根据叶挺的提议酌定的。叶挺在北伐战争中，指挥第四军的独立团猛打猛冲猛追，在汀泗桥和贺胜桥战役中连战皆捷，屡建战功，第四军被赞为“铁军”。叶挺对第四军的番号有很深的感情，他希望由南方八省的共产党游击队改编的这支正规部队，沿袭“铁军”番号，叫做“新编第四军”。

蒋介石接受了叶挺的建议，只是又加了两个字：陆军。

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由于队伍分散在各地，交通和通讯被国民党军队封锁，消息闭塞，改编的过程是曲折的。

这年7月中旬，项英和陈毅率领的红军部队，被国民党军队围困在广东和江西交界的梅山，已达几十个昼夜。他们惊奇地发现，敌军突然纷纷后撤，整个梅山霎时间平静下来。项英和陈毅断定：一定发生了什么重大变故。然而，他们与党中央的联系，已经中断三年，无从揣测山外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大事。

几天后，他们搞到一份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七七”事变爆发，抗战全面开始。又过了几天，他们从香港出版的进步报刊中读到了毛泽东在延安的讲话，其中谈到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有了新的变化，为便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定调整当时的国内政策。

项英和陈毅思想豁然开朗。当国民党第四十六师和几名县长提出欢迎他们下山谈判时，他们决定由陈毅去赣州同国民党当局接洽。

陈毅的外交才能，在共产党内有口皆碑。赣州谈判，他语惊四座，口若悬河，提出一整套实质性意见和方案。他的谈判对手们感觉自己“不是对手”，便推托“报省政府作最后决定”。

9月24日，陈毅陪同项英去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谈判。他们在南昌看到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心中更有了底数。几天谈判下来，双方达成一揽子协议：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退，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在南昌建立红军游击队接洽处。

但是，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吃够了国民党军队的苦头，和他们结下了血海深仇，现在突然要化敌为友，握手言欢，思想、感情和心理的大转弯，有相当的难度。一些动员部队下山改编的党和游击队的领导人，被自己的队伍当作叛徒杀掉了！

消息传来，陈毅心疼得直跺脚。为了尽快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贯彻到每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红色角落”，他决定直接去找游击队，说服他们下山改编。

湖南和江西边界的九龙山，活跃着刘培善领导的共产党游击队。一天黄昏，隐蔽在大树上的游击队哨兵，发现山下大路上来了一顶竹轿。坐轿的人头戴博士帽，鼻梁上架着镶金边的眼镜，两膝之间夹着一根手杖。哨兵监视着竹轿的行踪，向游击队发出信号。

事务长刘别生赶到哨位时，哨兵已经下树，端着步枪对坐轿的人喝问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从吉安来，要找你们的首长。”来人说着，拿出一封介绍信。刘别生不识字，无法从介绍信里看出名堂。轿子里的人态度温和，但打扮颇为洋气，又是满口的四川话，不由他不起疑窦。刘别生打发轿夫回去，把陌生人带到山上的支队司令部。

刘培善接待了陌生人，看了他带的介绍信，签名是项英的，上面写道：“特派党代表陈毅同志来你处联络。”

但是，刘培善等人都没见过陈毅。前不久，有个人来到山上，自称是湘鄂赣党组织派来的。他走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就来搜山。有了前车之鉴，刘培善提高了警惕。陈毅反复说明自己的身份，陈述来意，仍然无法消除他们的怀疑。特别是，他要求游击队下山改编，更有叛徒的嫌疑。

刘培善毕竟是个谨慎的人。他没有轻率地处置来人，一直在犹豫徘徊。最后，他决定把陈毅送到湘赣省委，请省委书记谭余保处置。

谭余保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认识陈毅，只是多年失去联系，他并不了解陈毅的情况。他见陈毅的这副打扮，讲的又是国共合作，联想到前次上当的惨痛教训，便认定陈毅是叛变了，大手一挥，喝道：“捆起来，别让他跑了！”游击队员们将陈毅五花大绑，捆在省委住的竹棚边。入夜，省委开会讨论对陈毅的处理，有人主张把他杀掉。被捆在一旁的陈毅引颈大喊：“不能杀，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

第二天，游击队员们坐在一片树林里，对陈毅进行公审。陈毅回答问话时，乘机宣传党的指示精神。一部分参加公审的战士被他说服了。他们建议谭余保暂时不杀陈毅，先关押几天，看看山下敌人的动静，再做处置。

陈毅的性命，现在交给时间来决定了。一连几天，山下的国民党军队没有上山“搜剿”，反而掉头后撤。谭余保对自己的警惕产生了怀疑，但他决定弄个水落石出，派出一名交通员星夜下山，去吉安城打探情况。交通员连夜带回了党组织的证明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谭余保眼睛潮湿了，亲自给他曾下令捆住的党代表松绑，连声说：“我卤莽，险些误了大事。”

陈毅大喊：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2）

“怪不得你，”陈毅握住他的手说，“你是个坚决的老革命，是个好同志！”

经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和曾山等人的分头奔波，到1938年初，活动在长江以南的各地游击队，先后收藏好红星帽，依依不舍地告别根据地，走出深山老林，奔赴抗日前线。

陈毅在九龙山遇险时，项英正在延安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中共中央当即作出了《关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指出：“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奇怪的是，新四军还没有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在9月28日发出通报，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并且说，这个任命是经过“委员长核定”的。

这个通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第一，国民政府对新四军军长的任命，没有事先征得中共中央的同意；第二，国民政府一直拖延着宣布部队改编的命令，为什么又急于任命新四军军长呢？

其实，对叶挺的任命，是共产党首先提议的。早在8月份，周恩来在南京谈判以后回陕北的路上，就特意取道上海会见了叶挺，希望他出面来做改编游击队的工作。叶挺曾长期流亡国外，失去了党的关系，周恩来主动找他，表明对他的信任。显然，国民党提前宣布他为新四军军长，是为了拉拢他。

但是，叶挺决不倒向国民党一边。他得到任命时，正在南京，便对秦邦宪、董必武和叶剑英说：“我完全拥护中共中央的政治军事战略，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10月下旬，叶挺来到延安，同毛泽东商议改编的具体办法。毛泽东说，新四军的编制可以争取为两个师四个旅八个团，同时还提出了新四军主要领导人的人选：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周子昆任参谋长；陈毅任第一师师长，张鼎丞任第二师师长。

叶挺认为这个方案很好，希望党中央多派一些得力的干部到新四军工作。毛泽东希望他按这个设想去做蒋介石的工作。叶挺答应一定尽力去做。交谈过后，毛泽东在延安抗大礼堂主持干部大会欢迎叶挺，热情洋溢地说：“今天，我们欢迎叶挺军长。为什么我们要欢迎他？因为叶挺军长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所以我们欢迎他；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所以我们欢迎他；他愿意同我们合作，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所以我们欢迎他。”

叶挺激动地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过去那一段，好比爬高山，朱总司令等同志不怕艰险，坚决爬到山顶上去，我呢，只爬到半山腰又折回来了。今天又跟上来了。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人选仍是毛泽东拟定的那样，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一支拥有一万零三百多人的抗日队伍诞生了。

新四军全军共辖四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由张云逸兼任，副司令员谭震林。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其中，第一支队、第二支队和第三支队由长江以南各省游击队编成，第四支队由红二十八军和豫南游击队、鄂东北独立团编成。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移驻南昌。

八路军敌后大战日军（1）

八路军群雄在敌后大战日军。

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军队退到黄河以南，留下八路军在华北坚持开展独立的游击战。刘伯承随时在琢磨打击日军的战术。有一次，他和参谋处长李达策马同行，坐骑突然不安地嘶叫，拼命向前奔跑。他们勒马站定，发现一群黄蜂在马屁股上和肚子上乱蜇。

“这么个庞然大物，还怕小小的黄蜂！”刘伯承若有所思，“嗯，我看这好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