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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肉长城-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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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的进攻屡遭挫败，只好又换总指挥。刚到上海的第九师团植田谦吉中将，接替了失败的野村。这时，上海集结的日军已达三万多人，拥有七十门野战炮，六十多架飞机，还有几十艘舰艇开到吴淞口。
日军头目都是狂妄之徒，植田仗着武力雄厚，向蔡廷锴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上海驻军全部撤出第一线。
蔡廷锴接到这个荒谬绝伦的通牒，非常气愤，指挥部立即命令前线部队用猛烈的炮火回应植田的狂傲。
2月20日早晨，日军从正面向闸北至吴淞一线发起第二次总攻，企图从守军阵地中央突破，然后卷击吴淞和闸北。第八十八师部队奋勇抗击来势汹汹的日军，阻滞了日军的攻势。二十多天的抗战，使守军掌握了诀窍。日军在猛烈火力支援下进攻时，守军隐蔽在战壕里以逸待劳，等到日军接近阵地，便扔手榴弹还击。日军的攻势，就这样一次次被守军击破。
入夜，日军调整部署，第二天再度进攻，植田亲自指挥，飞机大炮狂轰滥炸，几千名步兵发起冲锋，遭到守军火力拦截，伤亡惨重。
第二天，日军第二十四混成旅团第一线部队乘着晨雾，突入庙行镇东端的守军阵地。第八十八师预备队全部投入战斗，付出了很大的伤亡，还没能将日军击退。张治中率领预备队赶到第八十八师指挥所，命令孙元良的第二五九旅正面增援庙行镇，又派宋希濂的第二六一旅从纪家桥渡河，抄袭日军侧背。
很快，久经沙场的蒋光鼐看准了日军的心理：他们伤亡惨重，一定会止步不前。蒋光鼐决定：从江湾镇、庙行镇和蕴藻浜三个方向，同时向日军发起反突击，合围歼灭庙行镇的日军。下午3点，三路部队到达出击位置，展开全线反击。
植田获悉混成第二十四旅团被围，急令第七步兵联队和吴淞支队一部前往救援。反突击部队与日军展开白刃近战。战到晚上，大部分日军乘着夜色突围逃窜，其余日军被歼灭。庙行之战是开战以来最为惨烈的一次战斗。中外报纸一致认为，这是淞沪抗战的最高战绩。
过了两天，日军经过调整部署，改用重点进攻突破一点的战术，第九师团主力分三路向江湾、小场庙和庙行发起猛攻。日军动用大约一万人进攻小场庙正面，几分钟内向金家塘阵地发射了几百发炮弹，守军难以支撑，阵地被日军突破。守军增援部队很快赶到，分三路反击，血战到晚，重创日军，收复了原来的阵地。
日军第九师团的失败，加上战旗舰“出云号”被中国敢死队炸伤，促使日本政府增派两个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总兵力达到七万多人，飞机三百多架，加上海军第一舰队和第三舰队，司令官换成了白川义则大将。这时，中国在上海的总兵力只有四万多人，并已相对减弱，武器损坏极大，而战线绵延五十多公里。守军多次向蒋介石求援，得到的回答是“固守”和“加强戒备”，却迟迟不见援兵到来。
2月29日，白川指挥日军开始新一轮的总攻击。日军为了掩护主力第十一师团在浏河一带登陆，向庙行镇方面发起猛攻，同时向闸北几个地点展开频繁攻击。天通庵附近的守军和日军激烈对抗八个小时，不断派敢死队跃出战壕，短兵相接，迫使日军全部退却。在闸北八字桥，守军与日军形成拉锯战，阵地三失三得，伤亡很大，日军也丢下大量尸体，联队长林堀大佐被守军击毙。
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4）
第二天，日军继续猛攻，仗着优势兵力，多次突破守军阵地，又多次被守军夺回。敌我白刃相接，血肉横飞。由于浏河守军大部分调到正面增援，日军第十一师团趁机强行登陆，守军一个连及少数义勇军寡不敌众，日军侵占了浏河，向嘉定方向急速推进。
浏河失陷，第十九路军侧面及后方都遭到严重威胁，指挥部迫不得已，当晚下令全军退守第二道防线，在黄渡、方泰、嘉定和太仓一带布防。张治中率部转移时，在葛隆镇与日军激战，第五一七团奋力阻击日军，使撤退的中国军队避免了被日军切断退路的危险。
蔡廷锴后来谈到了撤退时中国军队的士气：“我军苦战月余，官兵日夜不得休息，后援不继，休整无暇，但士气始终旺盛，当退守时，无不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决心要雪此深仇巨恨！”
对于第十九路军的撤退，埃德加·斯诺也有一段评论：
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这次撤退并不是溃败。……和我谈过话的外国军事观察家，全都称赞蔡将军指挥这一有秩序的战略撤退很能干，在战术上也很正确。在所有能移动的大炮都被撤走之后，部队才撤出前线，几乎没有发生抢劫和混乱。撤退进行得这样安静，掩护得这样巧妙，闸北的日本海军到天亮才发现敌人已经离开，他们整夜炮轰的已是空的战壕和工事。
淞沪战役，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牺牲四千多名官兵，近一万人负伤。据日本的资料，日本陆海军七百六十九人死亡，二千三百二十二人负伤。而白川、野村和植田这几名日军首领，不久就被朝鲜独立党党员尹奉吉在上海投掷炸弹炸伤，不到一个月，白川在医院死亡。同时被炸伤的还有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和驻上海总领事。这些日本人在外国炫耀武力，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中国守军正在构筑工事准备坚持抗战，突然传来消息：国际联盟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战争。5月5日，南京政府与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蒋介石命令第十九路军撤离原定的第二道防线，开往福建。张治中的第五军奉命复员。蒋介石出卖了淞沪抗战，抗战官兵的心情，用张治中将军的话说，真是“不胜感慨沉痛之至”。
义勇军的凝聚力结成抗日武装（1）
义勇军有了一种凝聚力，结成强大统一的抗日武装。
“九一八”三个字，历经几十度春秋，随着历史镜头的推远，成了一个遥远事件的标识。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东北人，这三个字的含义，是他们切身的悲惨。大批东北人，为了避开日军的淫威，流落到关内，一曲《松花江上》，唱出了他们悲凉的处境和心中的愤懑。留在家乡的东北人，脖子上架着日军的刺刀，眼看着父母兄弟被杀戮，妻女姐妹被奸淫，父老乡亲被残害。
他们难以理解的是，自己的政府，为什么命令军队不去抵抗凶残的日军。为了不做亡国奴，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义勇。他们心中的义，是民族存亡的大义，他们身上的勇，是用血肉之躯和武装侵略搏杀的大勇。
乱世豪杰起四方，救国军、自卫军、反日总队等各种抗日武装风起云涌。政府军不抗日，民众就自发地组成了义勇军。
“九一八”事变过去一年，全东北就涌现出不下三十万人的义勇军。农民抡起大刀，军人和警察举起了枪，绿林队伍，即东北人所说的“胡子”，把武力指向日伪，知识分子也投笔从戎。东北一百五十四县，九十三县有义勇军活动。
初期的东北义勇军，打出的旗号各不相同：红旗，绿旗，青天白日旗，还有一种旗帜用上了“反日”的创意，把白底红圈的日本旗颠倒过来，在红底上画个白圈，真是五光十色，各显神通。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民众手挽手站起来，筑成血肉的新长城。从辽河西岸到松花江畔，从长白山到兴安岭，抗日义勇军在各处浴血奋战。
在辽东三角地带，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拥有三万人的队伍。吉林王德林和吴义成组织的抗日救国军，从元宵节开始，三打敦化城，打死打伤四百多名日军。他们又攻打额穆和蛟河，缴获大量枪支。日军派万人大军过来追击，救国军诱敌深入，四面围攻，大摆口袋阵，歼灭日军三千多人。随后，救国军用火攻围歼逃敌。救国军随后在方正作战，打伤日本侵华先锋多门师团长。
在上海“一·二八”事变的同一天，本庄繁借口吉林的抗日军队在哈尔滨杀了四个日本国籍的人，命令关东军向哈尔滨进攻。
哈尔滨虽然已经存在汉奸张景惠建立的傀儡政权，但还有东北军的八个旅，由李杜、丁超和冯宪章等旅长分别指挥，一万五千人群龙无首。大敌当前，他们联合成立吉林省自卫军总司令部，推举李杜为总司令，积极备战。
2月1日晚约8点钟，两列满载日军的火车徐徐开进双城站。日军整队下车，烤火取暖。赵毅旅长指挥埋伏的部队突然从三面发起猛攻，将日军困在站台上下，打死打伤几百名日军。同时，自卫军在双城附近全歼伪军刘宝林旅。
第二天，日军出动飞机、装甲车和坦克，向哈尔滨南郊逼近。3日，自卫军在市郊与日军激战。李杜、冯占海和宫长海等旅长带队冲锋陷阵，争先杀敌。
4日，日军发动总攻，李杜上前线指挥作战。由于丁超等人没有做好防御准备，在日机轰炸和坦克猛冲之下，自卫军只能利用民房和断墙节节抵抗，结果被日军分割包围，损失惨重。5日，日军再次发动攻势，双方在市区展开巷战。自卫军苦战不支，只好弃守哈尔滨，向宾县和巴彦方向撤退。
日军占领了哈尔滨，意味着日本关东军只用四个月零十八天，就占领了东北全境，其面积相当于日本本国面积的三倍。
在蒋光鼐命令淞沪守军撤退到第二道防线的同一天，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建国宣言》，宣布成立伪满洲国。几天后，就任了伪满洲国“执政”的溥仪，在长春与本庄繁签署密约，让日本政府操纵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一切大权。同一天，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驻中国大使，声明绝对不承认伪满洲国。
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中共满洲省委号召人民武装起来，驱逐日本侵略者，打倒伪满洲国。
日本关东军为了巩固对东北的统治，疯狂地、次数密集地“讨伐”抗日武装力量。他们向马占山的部队发动总攻，在袭击安固镇以后，造谣说马占山已经战死。关东军把苏炳文的部队打得弹尽粮绝，迫使他们和马占山的部队都退到苏联境内。
1932年9月15日夜里，抗日义勇军袭击了日本霸占经营的抚顺煤矿，杀死了杨柏堡矿矿长渡边宽一。凌晨，日军包围了平顶山村庄，把全体村民赶到村西南的洼地里。日军的汽车上和山坡上布满了机关枪。三千多名矿工和平民刚刚站定，机枪子弹从四面八方扫射过来。一个小时的屠杀，杀得尸横遍地。有人呻吟蠕动，日军便用刺刀捅死。日军还用汽油将全村房屋烧毁。随后，日军在平顶山附近的栗家沟屠杀了一百三
十多人，又在东千金寨和西千金寨屠杀了几十人。第二天，日军将平顶山被害群众的尸体全部烧毁。
没有统一起来的义勇军，不断遭到日军野蛮的镇压。到1932年底，一支又一支义勇军被击溃，将领们死的死、逃的逃、散的散、降的降，剩下的极度彷徨和混乱。
显然，义勇军需要一种凝聚力，才能结成统一的强大的武装。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组织，积极地行动起来，将一支支义勇军重新组合，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地义勇军的实力，随之而急速地增强。
义勇军的凝聚力结成抗日武装（2）
老百姓有一首歌谣，概括地唱出了当时的实况：
九一八，大炮响，鬼子兵，占沈阳。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扔下百姓遭了殃。不是下令要劳工，就是强征出苛粮。逼得人们没活路，上山去找大老杨。
歌谣里所说的“大老杨”，便是抗日将领杨靖宇。在东北老百姓心里，“大老杨”就代表共产党。
1932年6月4日，共产党在磐石组建了一支游击队。当时的游击队缺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识，大搞打土豪分田地，侵犯了中小地主的利益，他们在与日伪军战斗的同时，还要和一些地主武装和山林队伍打仗。
作战经验也是游击队所缺乏的。领导人从私塾先生那里弄来一本《孙子兵法》，当作学习打仗的教材。他们经常聚在油灯下，阅读这本已经发黄的老书。
游击队也缺乏武器，连政委杨佐青都没有枪。朝鲜人李红光特别仗义，要把自己的手枪送给他，杨佐青婉谢不收。李红光心里不安，独自一人跑到一个地主家，缴了一支崭新的小手枪，赠送给杨佐青。
磐石的游击队等着省委解决他们的困难，省委给他们派来一个大能人，就是日后被日本人称为“山林之王”的杨靖宇。不久，杨靖宇担任了这支游击队的政委。他将游击活动区扩大到周围的伊通、桦甸和双阳等地。
在“九一八”两周年的那一天，杨靖宇的部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
另一位共产党人张甲洲，在1932年4月，和几个黑龙江老乡一起，穿上长袍马褂，化装成商人，携带两支手枪，从北平来到哈尔滨。
不久，张甲洲一行受中共满洲省委委派，前往张甲洲的老家巴彦县组织抗日游击队。他们决定在5月23日这一天，谎称张甲洲要结婚，邀集各方势力，正式打出抗日的旗号。
这一天正是每年一度赶庙会的日子。一大清早，镇上来了两百多人。不少人啧啧称道：“你看看老张家，可真有面子，儿子结婚，来了这么多人道喜。”
参加张家“婚礼”的人们，酒足饭饱之后，拿出事先准备好了的枪支弹药和红袖标，打出“东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旗帜。张甲洲把大家集合到井沿边一块空场上，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最后，他号召大家：“宁可抗日战死，也决不能当亡国奴！”
这件事轰动了全县。伪县长程绍廉派出大批军警前来镇压。这时，一些士绅出面找程绍廉求情。伪县长算是给了大面子，说：“组织队伍可以，但不能有张甲洲，他是赤化分子。队伍里有他，我就要打！”
士绅们叫张甲洲出去暂避风头。张甲洲带领部分队伍冲出重围，只剩下一百来人。他决定收编胡子队伍。张甲洲注重实际，敢于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人士，他说：“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跟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一律欢迎。带枪带马来，就更欢迎。”这个口号吸引了大批爱国志士，张甲洲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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