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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肉长城-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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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节节溃败，令罗斯福极为忧虑。他无法容忍蒋介石一再借故不让史迪威统帅全部中国军队。他在给蒋介石的一份电报中说：“现在，你还没有委派史迪威将军指挥全部中国军队，我们就面临要损失华东的一片重要地区，并可能要面对大败的后果。”蒋介石对此置之不理，更对史迪威耿耿于怀，干脆要求罗斯福撤换史迪威。罗斯福面临一个抉择：是否继续支持蒋介石政府。他的私人代表赫尔利说：“如果你在这场争议中支持史迪威，你就会失去蒋介石，也就很可能失掉中国。”罗斯福让步了。10月20日，他召史迪威回国，派魏德迈将军接替中国战区参谋长职务。史迪威斗不过蒋介石，但他对中国军事及中共军队比较客观的观察和评价，以及他为维护国共合作所做的努力，在中美关系史上留下了珍贵的一页。
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情，将会对今后的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
从8月21日开始，中美英和美英苏等国代表，分别在美国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胶园举行会议，讨论建立战后世界各国的组织，以维护和平与安全。会上，四国建议成立名为“联合国”的国际组织，代替战前成立的国际联盟。会议还就安全理事会的设立及其表决权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会议于10月7日结束，9日，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同时向全世界公布《联合国组织草案》。一个后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新的国际组织，就这样有了雏形。中国在抗战中逐步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参加了这个国际组织的筹建。
这年年底，美国“曼哈顿计划”中的指挥者格罗夫斯将军向马歇尔将军提交了一份绝密报告。他总结了投入大量科技人才和数百万美元制造原子弹的结果。他说：“第一颗原子弹将在1945年8月1日左右准备好，我们认为事先不需要进行全面试验。”与此同时，第一颗原子弹的组装工作开始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进行，美军第五○九混合航空队的空勤人员也在温多弗沙漠空军基地开始受训。
中共领导军队向日军局部反击（1）
中共领导人民军队向日军发起局部反击。
在回民支队与群众一起度过的艰难岁月里，马本斋消瘦了，眼窝深陷，颧骨高耸。他带头勒紧裤带，缩减口粮接济村民，自己有时一天只吃一小碗黑豆，或者吃半斤榨过油的花生饼。战士们关心司令员，行军休息时给他挖了些马齿苋，被他送给了最困难的老乡。
部队要行军，司令员要指挥作战，生活又如此艰苦，马本斋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得了一种重病——疗毒，中医叫“砍头疮”。鲁西北缺医少药，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医生为他动了手术。但疮毒已经扩散。他高烧不退，后来又转成肺炎，处于半昏迷状态。
这时，党中央来电问候马本斋，并调回民支队去延安接受重任。在部队出发前的动员大会上，马本斋挣扎着来到会场，竭尽全力说道：“同志们！你们马上就要动身去革命圣地延安了。听说有人不愿意马上走，要跟我一起走。同志们想我，我也想同志们，但不能感情用事。你们不是跟着我马本斋个人干革命，而是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你们前面走，我很快就会跟上你们，咱们延安见！”
1944年1月底，回民支队奉命奔赴陕甘宁边区，部队离开心爱的首长默默地出发。马本斋坐在油灯下，艰难地写着他写了多年的《战斗札记》。
鞍马劳顿，操劳过度，他病情加重，处于昏迷状态。冀鲁豫军区派一个连的兵力护送他去医院，途中，他醒来了，看到用一个连送他一个人，心里很不安，坚持只让留下一个班，叫其余战士赶快归队。
这年2月，在一个寒冷的黎明时分，马本斋手握钢笔，半坐在床上，腿上摊着那本《战斗札记》，悄悄告别了他深爱着的回民支队。铁骨铮铮、赤胆忠心的马本斋，享年四十二岁。
马本斋带领回民支队进行大小战斗八百七十多次，歼灭日伪军三万六千多人。回民支队是全国影响较大的一支回民抗日队伍，也是八路军冀中军区主力部队之一。
中共中央为马本斋举行了追悼会，毛泽东题写了“马本斋同志不朽”的挽词。当地人民怀着对这位民族英雄的崇敬心情，献出十亩良田，在莘县张鲁为马本斋建了陵园。
在同一年里，八路军失去了马本斋，新四军失去了彭雪枫。皖南事变后，彭雪枫率领新四军第四师坚持在淮北敌后抗战。他率领第四师西进，取得一系列胜利。9月中旬，日军向第四师大举“扫荡”，他们转战于萧县、宿县、永城和夏邑之间，猛烈打击日军。彭雪枫在9月11日夏邑八里庄的战斗中不幸牺牲。陈毅写了八首《哭彭雪枫同志》，其中的一首哭道：“雄气压陇海，英风断淮河。荣哀何有尽，万众泪滂沱。”
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张爱萍继任第四师师长，韦国清任副师长。
1944年，日军处境维艰，由于战线拉长，使得日军减轻了对敌后战场的压力，为抗日根据地军民转入对日局部反攻造成有利条件。
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中日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确定1944年的斗争方针是：继续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这一年，中共领导下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还没有发生根本转变，这些局部反攻是以集中适当的兵力作战与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相结合、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进行的。
6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强调夺取城市的重要性，要求各局和各省委同样重视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高度重视争取敌占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及准备群众武装起义的工作，争取取得显著成绩，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在中共军队及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
晋西北军民在1944年春季攻势中开辟了新的游击根据地，收复了普格寨等多处日军据点。在秋季攻势中，他们以忻县静乐公路、离石岚县公路、静乐宁武公路为重点，进攻静乐交城忻县等地区的日伪军，毙伤九百多人，俘虏一千多人，收复七百七十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年晋西北根据地军民共解放人口四十多万。同时，大青山解放区军民也积极开展游击战，绥西绥南区也恢复到1942年以前的局面。
山东军民先后对鲁中、渤海、滨海、胶东发动攻势，打通了沂山、鲁山、泰山、蒙山各山区间的联系，控制了诸城日照公路大部分及海州青岛公路和诸城胶县公路各一段，巩固和发展了胶东和渤海的联系，使滨海和鲁中连成一片，并解放了利津、沂水、乐陵、临邑、南皮、莒县等县城。山东根据地军民在这一年中共进行较大战役十五次，歼灭日伪军近六万，攻克县城两百多处，解放人口九百三十多万人，形成了渤海、胶东、鲁中、鲁南和滨海五个巩固的根据地。
北岳区军民围攻涞源地区的日伪军，袭入灵丘定襄两县城以及忻口车站，攻克日军据点、碉堡四百多处，恢复和解放村镇一千六百多个，解放人口八十多万。冀中区军民攻克定县的怀德、饶县的官厅和高阳的旧城，解放了肃宁县全境，袭入天津市，攻克日军据点八百多处，解放村镇三千八百多个，解放人口一百二十多万。冀东区军民先后攻克太平庄新庄子三岔口等二十一个据点，收复蓟县平谷三河之间大片地区，开辟了通县公路以南地区，逼近北平天津近郊。晋察冀根据地军民总共作战四千多次，毙伤日伪军二万二千九百多人，拔除日军据点一千六百多个，解放人口七百五十八万，扩大了北岳区，巩固了平北与平西区，坚持了冀东区，恢复了冀中区。晋察冀部队分别组成冀晋军区、冀中军区、冀察军区和冀热军区。
中共领导军队向日军局部反击（2）
太行区军民向蟠龙至武乡、榆社至武乡、水冶至林县之间的各条公路沿线发起攻势作战，收复蟠龙镇、榆社县城和水冶镇，并向邢台沙河新乡辉县地区发动进攻，开辟了新乡辉县根据地。太岳区军民出击济源和垣曲地区的日伪军，收复国土两千六百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十一万，并控制了两地之间的部分黄河渡口。冀鲁豫区军民在昆山地区发动攻势，攻克日军据点五十多处，恢复了昆张地区，打开了东平和汶上的局面。随即进攻清风城和湖西地区，恢复微山湖西中心区，使山东西部各个小块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一年中，晋察鲁豫根据地军民总共毙伤日伪军三万八千多人，收复县城十一座，解放人口五百多万，收复国土六万多平方公里，改变了根据地被分割的局面。
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取得了巨大的战绩。外国的民众迫切希望了解。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们多次提出要求，蒋介石才同意组织一个中外记者团访问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5月17日，由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等六名外国记者和孔昭恺、张文伯、赵超构等九名中国记者组成的中外记者团离开重庆前往西北。6月9日，记者团抵达延安。12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礼堂会客厅接见他们，发表热情洋溢的祝词，并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22日，叶剑英在王家坪全面系统地给记者团介绍了抗战以来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状况和作战状况，以及所抗击的日伪军数量，所建立的抗日根据地状况等。
延安文化界在24日集会，招待中外记者团，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当时正值中共七大前夕，记者团采访了周恩来、刘少奇、贺龙、陈毅、聂荣臻和徐向前等中共高级领导人，还见到了在延安工作的外国友人马海德和林迈可等。他们广泛参观了边区政府的各种工厂、新华社、自然研究院和医院等设施，对延安生机勃勃的场面留下了深刻印象。外国记者要求前往八路军前线继续参观，到10月下旬才返回重庆。
记者团在西北访问期间，向国外报纸发出了许多新闻稿，后来还写了许多文章和书籍，如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和《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武道的《我从陕北回来》，赵超构的《延安一月》，如实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解放区人民的伟大业绩，使全世界人民对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有了客观的了解。
史迪威同样希望了解中共，并与中共建立联系。他的政治顾问戴维斯，在年初就拟定了一个派遣美军观察团到延安的计划，由于蒋介石一再阻挠，拖到7月才实施。代号为“迪克西团”的美军观察组十八人分两批从重庆飞抵延安，第一批在7月22日起程，第二批在8月7日起程。其主要成员是包瑞德上校、谢伟思和克罗姆林。观察组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人，彭德怀、陈毅和叶剑英等人向观察组做了有关根据地的专题报告。
在延安，美军观察组尽情游览参观，对中共的政治状况、军事状况和军事实力有了进一步了解。中共与群众的密切关系，八路军的高昂士气，解放区的生气勃勃，给他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尤其是7月28日到第二年3月13日，毛泽东与谢伟思进行了六次谈话，纵论中美关系、国共关系、中苏关系和中日关系，阐述了许多富有远见的战略思想。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深刻影响了谢伟思、包瑞德等观察组成员。通过他们发回美国的大量报告，毛泽东的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罗斯福、马歇尔、史汀生和史迪威等人。观察组一直在延安呆到下一年8月。第一任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后来写有《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一书，记述了全部过程。
来到延安的不仅有外国记者和美军观察组，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也在11月7日访问延安。美国认为，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国，就无法战胜日本，赫尔利来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调解国共两党的关系。赫尔利一到重庆，就开始与中共代表林伯渠与董必武进行谈判。中共中央在获悉谈判情况后，向赫尔利发出邀请。赫尔利在林伯渠陪同下飞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到机场迎接。赫尔利第二天就与毛泽东等人开始会谈，经过激烈辩论，赫尔利接受了中共提出的五条协议，认为“这些建议完全是合理的”，而且还可以修改得更有利于中共，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感到吃惊。
10日中午，毛泽东和赫尔利分别在《延安协定草案——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上签字。赫尔利认为，这个包括五个条款的协定，反映了美国对民主与人权的观念，因此十分兴奋，马上带着尚缺蒋介石签字的文件返回重庆，周恩来也同机前往，继续与国民党方面谈判。
毛泽东为了加快抗战胜利的进程，在年底决定抽调部分主力向华南地区发展。南下部队从第三五九旅抽调主力三千八百人，中央组织部选调一批干部，护送九百多名南方干部，组成约五千人的部队，简称为“南下支队”，正式的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员，王恩茂任副政治委员。
提起第三五九旅，人们就会想起旋律悠扬的女声歌曲《南泥湾》。大家都知道，王震和他的第三五九旅都是陕甘宁边区屯田垦荒的模范，但并非人人都知道，这支部队在抗战将要胜利的时候，经历过一次铁流万里的漫漫征程。
中共领导军队向日军局部反击（3）
南下支队于11月19日从延安出发，两天后渡过黄河。战士们在河边站了很久，才依依不舍地走进吕梁山区。12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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