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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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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西方人读此文者解之为世间的万事万物，既有定制，而此定制出于人之秉赋，此为道德，此为理性。由是而推广之，乃有理性宗教论。乃有理性政治论，即天赋人权。乃有学术中之自然定律论。而杰弗逊留法时，已有此文，及其归也，乃著之于独言宣言之中。可知天赋人权，自为吾家旧物，遗留于海外二三百年之久，今可如游子之还乡矣。彼西方既采儒家言以建立其民主，吾何为不可以西方民主还之于儒家乎？“
①
这段长长的文字之所以有必要全部引出来，在于它充分
①《中西印哲学文集》，第３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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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许多新儒家的一般心态，只是张君劢格外极端罢了。
在他看来，“天赋人权”不仅是“吾家旧物”
，而且还远销到西洋各国。他们的民主政治就是依靠我们这“吾家旧物”发展起来的，连美国的《独立宣言》也是以《孟子》为蓝本的。更有甚者的是，张君劢认为，非但西方人的民主政治渊源于中国，他们近代所有的文明成就都是建立在中国儒学的基础上。
因为在他看来，西方近代文明由三个运动而来，一是宗教改革，二是科学技术革命，三是民主政治。
在上引的文字里，他把这三个运动都归之于中国儒学的促动。
读了上引的这段文字，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由于对儒学的偏爱，张君劢以至欠于理性的思考。为了强调传统同现代化的关系，他认定西方现代思想直接来源于希腊哲学，进而推断，西方人可以从古代希腊挖掘文化宝藏，中国人自然可以从孔子与孟子的学说里寻找立国之道。有时候，他又明确表示，近代西方文明直接发端于文艺复兴。
１９４８年，他在成都大学的演讲中就曾明确说过：“我们知道现代的文化由三个运动而来：第一，宗教改革；第二，科学发展；第三，民主政治。这三个运动大家又知道是欧洲文艺复兴‘人的发现’而起的。所以讲‘人的发现’，是因为中世纪只迷信神道，置‘人’于一边不顾，从‘人的发现’之后，于是乎当时许多文学家歌颂人的伟大，人的乐趣，从此以后，渐知人是顶天立地的，有自身价值的人。人有其心思，有其才力，可以辨别是非，明白真伪，而且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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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绝不是君主专制政体所能抹煞掉的。“
①
即是说，在张君劢的表述里，西方文明的来源有三个。
至于什么场合采用何种来源，则视他自己的需要而定。这种“六经注我”
的作法，在许多新儒家那里都有表现。
正惟这样，他们的整个文化主张才常常给人自相矛盾的印象。
正因为张君劢从中国儒家学说里找到了民主政治的思想传统，所以他的政治哲学及政治实践大多是本着儒家的思路进行的。
十月革命以后，张君劢曾一度对列宁的社会主义表示过好感，认为“列宁不徒公产主义之理论家，乃具有大领袖之资格者也”。
②然而时过不久，他便开始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反感起来，认为“马克思想以阶级作大的横断去打破民族国家的纵断，是一种迷梦”。
③同时，在张君劢看来，把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搬到中国来，也是不适应的。因为中国国民深受封建专制政治的压迫，民主意识差，不可能走议会政治之路。
而且，西方民主政治建立在经济放任主义的基础上，说到底还是富人们的政治。为此，张君劢提出一个“修正的民主政治”的方案，他称之为“超越独裁政治与议会政治外”的“第三种政治”。
“修正的民主政治”
的核心内容，就是把重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倒转为将国家利益先置于个人、党派利益之上，并认
①《中西印哲学文集》，第２４５页。
②张君劢：《读六星期之俄国》，《改造》第３卷第１号。
③张君劢：《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杂志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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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个体自由的发展是为国家服务的。在张君劢看来，这“修正的民主政治”相对于西方的民主政治，既可以“去其偏枯，救其过甚”
，克服议会民主政治政治效率迟缓和政治力量分散的弊端，还可以消除多党纷争和一党专权的毛病，使其更适合于中国的民情国情。因为张君劢深深感到，国家权力与个体自由这两者，“但言乎分配得当，则为一个难题”。也就是说，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很难把国家权力与个体自由摆在平衡的位置。只有先强调国家权力，个体自由才有保障。
张君劢这种“修正的民主政治”
，又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他在《再生》杂志第１卷第２期所刊的《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实现民主政治有两个条件，一为国内的安定环境，二为国民独立自由之心态。而这两个条件只有在国家社会主义的体制下方可具备。在此种体制下，政治上实行“专门化，稳定化，敏活化，统一化”
，经济上采取计划经济形式，并使人人都受教育。
张君劢认为，只有这样，民族才有生路，国人自由才有保障，社会公道方可维护，政权更替才会顺当。
很显然，张君劢这种“修正的民主政治”
，基于儒家的政治学说。孟子就曾说过：“天下乌乎定？曰定于一”。这“一”原本是大一统的思想。然而，张君劢将“民主”二字嵌在里面，美其名曰“修正的民主政治”。
如果问，在这种政治里，既有国家“一”的功能，那么国民的“民主”如何得以落实和得以体现呢？尤其是，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必将全国财产归国家所有，从而对社会生产实行超经济控制。如果这样，又如何能够保障执掌国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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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不会利用手里的权力对民主政治构成威胁呢？对于此类问题，张君劢不可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他的答案只能是从《孟子》中来，即民贵君轻思想和“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的理想。但问题是，如果现代民主政治再按照孟子的设想而贯彻，为什么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一直处在专制主义压迫下呢？如果儒学传统里早就有了民主政治的宝藏，为什么它的外王又恰恰不是民主政治而是专制政治呢？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认定，中国的专制主义政治的文化土壤主要的不正是儒家的内圣之学吗？
熊十力的新唯识学
在现代新儒家思想史上，熊十力是一位极重要的人物。
熊十力在生前的影响既不及梁漱溟、张君劢，也不及比他年轻十岁的冯友兰。他的学术是象牙塔里的宝物，百分之百的“阳春白雪”
，只局限在很有限的学术圈子里备受赞叹。
杜维明曾作过这样的评价：“熊氏为了自己对儒家之‘道’的见解，孤寂地战斗了一生。
他是泥土气息极浓，傲视群伦，甚至有些古怪的儒学大师，他只有一小群坚定不渝的道友和门生。有些人偶尔来听他讲学，主要是出于好奇的缘故。“
①然而，梁漱溟、冯友兰并未形成学术传统，而熊十力却引导出一批很有思想实力的门人，像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皆直接得
①杜维明：《探索真实的存在：略论熊十力》，《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第３３５—３３６页，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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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于他的大智大慧。可以说，王船山之后，中国哲学界最有成就的，熊十力是第一人。还可以说，作为现代中国保守主义哲学家，最有资格载入人类思想史册的，也只有熊十力。
他对世界哲学的贡献，在于他凭借东方智慧，为人类生命归附与灵魂安顿问题给出了新的答案；他对中国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培养了唐君毅、牟宗三这样的大哲，使新儒家薪火相传，不失所本，更重要的是他从形而上的高度为后来的新儒家提供了精密的致思框架，从而为新儒学的发展奠定了形上基础。
更可称道的是，熊十力虽与梁漱溟、张君劢为同时代的人，并思考着同样的问题，但他却无意于学术论争，更对当时各种文化思潮互争雄长的笔墨官司不感兴趣。他潜心于自己的象牙塔，像一只具有灵性的大蜘蛛，不息地编织着自己的思想网络。因之，他的哲学思考较少走向偏激、较少因情感倾向而损害自己学说的思想价值。而这，在现代新儒家队伍里，实是少有的。
熊十力，湖北黄冈人，原名继智，字子真，号十力，１９２０年后以号为名，后又号黄冈逸翁、漆园老人。其父饱读诗书，却一生困厄，无一功名，设私塾授乡邻子弟程朱理学。熊十力幼时，为人牧羊，并从父读四书五经，好学敏思，颇识程朱义理奥妙。十一岁丧父，辍学居家，随长兄半耕半读，遍及经史子集。年十六，就学邻县圻水何家寨何炳藜门下。何为熊十力父亲的好友，为人为学俱佳，熊十力在此甚为长进，深得何的厚爱，后因家贫断炊而不得已休学。
拜别何师之后，熊十力居家于一破庙内教授蒙学，读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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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书，“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
，自此萌发了以后独具风格的致思路向。并读王船山、顾炎武的著作，“已有革命之志，遂不事科举，而投武昌凯字营当一小兵，谋运动军队。”
①１９０４年，与好友王汉、何自新配合宋教仁等人于武昌组织科学讲习所。两年后，筹设黄冈军界讲学社，谋商革命，后因萍醴起义事泄，避居故里。
辛亥革命后，熊十力因革命有功，任湖北都督府参谋。
不久之后，举家迁江西德安，务农读书为生。此时的熊十力对革命一途已心灰意冷，认为“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
，并看到“福乱起于众昏无知”
，所以决心“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
１９１８年，自印出版《熊子真心书》，蔡元培为之作序，称“熊子之学，贯通百家，融会儒佛”。此后，熊十力绝意仕途，全心学问，试图为提升国人精神生命找出一条新途。
这就是他在《十力语要》中所说的：“决志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此为余一生之大转变，直是再生之期。”不过，熊十力此时对孔孟儒学并非推崇，认为“儒者虽讳言利，而为利者易托焉”
，又说：“孟轲言有为贫之仕，又云仲尼三月无君，皇皇如也。虽言匪一端，义各有当然，此等处最易为人假借，故人亦乐奉儒教。”
②在他看来，儒学最易“便人之私”
，即最容易被人利用来干坏事。
１９２０年，熊十力入南京支那内学院，从佛学大师欧阳竞无学唯识学。熊十力原本对印度佛学已有深厚的底子，对中
①熊十力：《十力语要》，第４３２页，明文书局１９８９年版。
②熊十力：《心书》，见《新唯识论》，第７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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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３６１
国学术也十分熟悉，入内学院后又日以继夜，读尽院藏佛典，进步十分明显。不多久，撰《唯识学概论》，深得欧阳大师赞赏，遂从大众部升为上座部。
在支那内学院的两年时间里，熊十力非但学识大进，而且通过唯识学的深研改变了自己的学术趣向，认识到单凭佛教义理并不能救度世人，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还得以儒学为根本，以《大易》为源泉。在此种认识下，他开始由佛入儒，亦开始走上对唯识学的批判之路，并草成《新唯识论》（原名《境论》）。
１９２２年冬，也就是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张君劢发表《人生观》演讲的前后，熊十力受蔡元培之聘，入北京大学任特约讲师，讲唯识论。至１９３２年《新唯识论》文言文本正式出版，十年里，熊十力在北大几进几出，并先后任教于武昌大学、南京中央大学。这一期间，是熊十力思想日趋成熟并着力构筑其哲学体系的时候。
《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的出版，标志着熊十力由佛转儒的思想大转变。该书出版后，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重视，人称“近年来一部奇书”。马一浮为之作序，赞道：“十力精察识，善名理，澄鉴冥会，语皆造微。早宗护法，搜玄唯识，已而悟其乖真。精思十年，始出《境论》。将以昭宣本迹，统贯天人，囊括古今，平章华梵。”
①正因为熊十力的《新唯识论》“非佛家本旨”
，“完成自己独立的形貌”
，故马上引来了支那内学院欧阳竞无师徒的攻击。
欧阳大师说：“至于灭弃圣言量者惟子真为尤。”其弟子刘衡如秉承师意，写《破新唯识论》
①《新唯识论》，第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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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１新儒学批判
一文，直骂熊十力“淆乱是非，任意雌黄，令世之有志斯学者，莫学真似，靡有依归”。
①
不过，《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的写作，熊十力所做的还是佛家功夫。尽管他“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
，但自根自本的还是佛家“宗极”。他在《破〈破新唯识论〉》中一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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