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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木川-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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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山地，永远是流民多于土著，在佛坪出现个把陌生面孔不是新奇事。
这年冬春交接之时，佛坪县城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彻底改变了这座城池的命运。
三月，山里天气还很寒冷，坡上的积雪还没有全部融化，山阴的冰还在坚挺地垂挂着，巴蜀的暖风为高耸的鲁班寨所阻挡，成为那边频繁的雨水，成为这边浓郁灰暗的阴云。男人们窝在火塘前烤火，商量着狩猎的事情，女人们用铁片刮削着长了芽的洋芋，准备天晴晒成洋芋片，以解决粮食的不足。东门内的赌局“荣聚站”传出赌徒们忘情的吆喝声和叮当的掷骰子声，乌烟瘴气的客栈里塞满了佛坪的赌徒，参赌的有城内的闲人儿，有守城的兵丁，也有不知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闲打浪”。面孔有的熟悉有的陌生，无论熟悉与陌生，只要在赌桌上相遇，用不着介绍，都会成为对手和知音。
聚赌的人中有魏富堂和铁血营的几个铁杆弟兄。魏富堂没有参与赌博，他在角落里，不动声色地看着吆五喝六的人们，他的一双眼，闪烁如星，透出了警觉与不安。他和他的弟兄们，化装成各色人等来到了佛坪，住在荣聚站，他们不能直接折回青木川，为了保存这点有生的力量，他们秘密地在地僻人杂的佛坪等待时机。在这天的赌桌上，魏富堂发现了一个异常生疏的面孔，其实他对往来荣聚站的人都不熟识，但唯独这个人引起了他的注意。此人鞋上的残雪，说明他来自南部的鲁班寨，那是一处险峻的高山，即便到六月，那雪也是不化的。鲁班寨上没有住户，连猎户也极少闯入那个领地，来人脚上没化的雪说明他是以极快的速度下山，一刻不停直奔赌场的。
行动这样急迫，必定有明确的目的……
赌局西边隔着学署是县衙门，县衙的院子里却早早透出了春意，内院恕德堂窗前那株单薄的迎春花，羞怯怯地张开了两三朵花蕾，在料峭的风中微微颤抖。县知事车正轨站在花前有些时候了，东边赌局喊叫和西边监狱撕心裂肺的惨叫几乎同时传入这寂寥的庭院，这些声音对他来说已经司空“听”惯，正如那潺潺的水声和鸟儿悠然的长啼。车正轨的心在他的花上，花是他上任的时候从东面财神岭的财神庙移来，亲手栽在这里的。迎春三年来一直没开花，半死不活的，现在他要走了，花竟开了，他认为是一种吉兆，明天他便可以名正言顺地逃离这寂寞荒蛮的老城了。迎春花，在佛坪人心目中不是吉祥的花，尽管它开在百花之首，尽管它的娇艳鲜嫩为严冬带来春的气息，但因为它常常生长在墓地坟前而为老百姓所厌恶。车正轨不在乎这些，他认为花就是花，不要添加任何附会，从愉悦性来说，迎春和牡丹的效果是一样的。
车县长在佛坪的任期已满，行装前日就打点好，单等新知事张治来接班，交接手续一办妥，他立即回汉中交差，之后回老家休整半月是必要的，看看妻儿，听听秦腔，会会朋友，充分地享受那种久违了的“文明”生活……一想到马上就要离去，他有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感，四周重叠的山岭，艰险的道路，单调清苦的物质生活，理不清的政务捐税，连年的自然灾害，日甚一日的种烟贩烟问题，侵扰不断的匪患，让他心神疲惫，尝够苦头。初来时还抓过几个贩烟的，在西门外的滚水坝砍了，不让收尸，暴晒三天，以儆众人，就这烟也没禁住，事情反而越搞越难，越扯越复杂，让人头疼，他也没了心劲儿。现在好了，终于熬到头了……
车县长抄着手，看着他的花，打发着他在佛坪任上的最后一天。
新知事张治是掌灯时候到的。张知事进门的时候脸色不那么好看，说翻越秦岭冰坎是爬着过来的，一包行李还滚到涧里去了。他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事，从来没走过这样的道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半死不活的天气。直到迈进“恕德堂”门槛，他的腿还在发软，看到车正轨，绝对是见到了亲人一般，拉着车的手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当晚，新旧两个县长在幽暗的县衙里对饮，没有谁相陪。张县长为车县长送行，车县长为张县长接风。菜是山菜，酒是浊酒，如豆的油灯，半熄的火盆，两个县长默默地喝着……也没有什么言语，彼此都显出了难言的疲惫，一个是心累，一个是身累。说好交接手续明天一大早进行，届时县书记长及各科科长都要参与。
早早地睡了，两个县长打对头睡在二堂的东间。秦岭以南没有睡火炕的习惯，一张唯一的带帐子的大木床是为县长准备的，他们就挤在一起，挤在县长级别的床上。他们盖的是公家招待来客的被子，因为旧县长的行李已经捆起，新县长的行李还没有展开，两套行李清楚地分作两堆，堆放在二堂的地上。月亮从云缝间露出，透过窗棂照在上面，反出了阴冷的光。
许是被子的缘故，两个县长都感到气味的陌生，睡得并不踏实。
那日半夜，佛坪的城门悄悄地开了一道缝，闪进一拨动作敏捷的人，这些人无声无息直奔县衙。老百姓听到几声狗咬，听到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和低声的呵斥，很快一切又归于平静。山民们对这些微小的响动没有在意，早晨醒来时，人们从县衙进出人物的异常神色上，从那些没头苍蝇一样的行政人员身上，从那些交头接耳的兵丁脸上，知道本县发生了大事。一打听，是车正轨、张治两任县太爷被土匪劫走了。留下话来，让佛坪的人拿魏富堂去财神岭换取两位县太爷。
一时，佛坪城内人心惶惶，人们都奇怪，一县的武装，竟然没保护住自己的首脑，眼睁睁看着县太爷被绑架。知情者说，守城官兵一共不到三十人。那晚来偷袭的土匪，有快枪，有短枪，装备十分精良。有内线，偷偷开了城门，一行人轻车熟路直奔县衙……城里的人太散，太杂。
佛坪人上哪儿去找魏富堂？他们连魏富堂是什么模样也说不清楚。
早晨，荣聚站的掌柜到县衙来报告说，住在他那儿的十几个“客人”一夜间走得无影无踪。掌柜的说，怪呢，那么多人走了，竟没发出一点儿声响，神不知鬼不觉的，什么时候走的连他这个店主都闹不清楚！
于是众说纷纭，有说十几个人和昨晚来的土匪是一伙的，有说八成就是劫匪索要的魏富堂，得到信息早早跑了。
第四天早上，有从山上过来的人说，财神岭庙后面有两具尸体，从穿戴上看不像农民。县上马上派几个人赶到财神庙，看见石头旁窝着两具无头尸首，从衣服上认出是两个县长。县长们被砍了脑袋，头顺着山坡不知滚落到什么地方去了，脖腔子喷出的血把很远的草都染红了。于是大家分一拨人去找头，分一拨人回城打造棺材。第二天下午，两具尸体裹着席片由山上抬下来，装在仓促而成的棺材里，两口棺材停在西门外的接官亭。血的腥味，一往棺材跟前走就闻得见，没有谁敢跟棺材里的遗体告别，只能和棺材告别。吊唁，上香，烧纸，人们表现得很有节制。谁也说不清周围的人众中还有没有土匪“眼线”，谁也不敢保证在看热闹的人群中没有魏富堂……
两口棺材被埋在西城外靠近河边的滩地里。这里是经常处决土匪的地方，被处决的土匪头颅挂在城门上，尸体任凭野狗和野兽拉扯，惨烈而恐怖，这是历来县长警示土匪的绝招。现在，处决土匪的地方埋葬着被土匪处决的县长，好像是开了一场玩笑。
两任县长被杀，再没人敢来上任，有钱有势的人怕土匪继续绑票索要魏富堂，收拾细软早早地躲了。转过年开春，车正轨的家属来了，哭哭啼啼将灵柩起出，搬回老家去了。张治的坟依旧在西门外，长出了一棵歪歪扭扭的小树，孤独又寂寞。人们将他的坟唤做“张公墓”，对这位没在任上待过一天的县长反而生出许多好感和依恋。过了许多年，张家才来人将张治的坟迁走，人们说，张县长做鬼也在县上干满了他的任期，是个负责任的父母官。在鬼县长任职期间，佛坪没有新县长来主持工作。不是怕杀不敢来，就是来了不敢在县上待，背着大印四处流窜，使佛坪的政府成为流亡政府。坚守在此的“县长”，只有那个死鬼张治。
一座县城就此荒芜、报废。这一荒就是近百年，这期间，人退了，树长起来了，草长起来了，熊猫来了，金丝猴来了。20世纪90年代，这里建立了野生动物保护区，21世纪成了生态旅游的中心地带。至今，张公墓那棵歪歪的小树还在，那些堆放得乱七八糟的石头堆还在，县衙、监狱、文庙还在，已成了断壁残垣，只有当年那玩忽职守的城墙和城门，还抱愧地站立在夕阳中……
都是后话了。
多少年来，对于两任县长的被杀，一直无法正确解释。很多来佛坪老城旅游的人对此做出了种种猜测，土匪既非为财，又非为仇，何以杀害两个无辜官员？“文革”中青木川的佘鸿雁搞魏富堂的调查，才终于将这一疑团搞清。
魏富堂以他的机警、果断，从王三春的眼皮底下逃走，他没有想到，他的这个举动，使一座城池永远地消亡了。
魏富堂从佛坪流窜回宁羌，躲藏在县警察局的后院，王三春铁血营的头目在警察局藏匿，这也是魏富堂的聪明过人之处。
王三春在严密庞大的陕南剿匪行动打击下，大势已去，已成孤家寡人。在末日即将来临时，他还没忘了报复魏富堂。他并没有自己杀害朱美人，而是将朱美人绑了，装在麻袋里，麻袋上写了名姓，着人偷偷扔在镇巴县衙门口。镇巴县白得了个土匪压寨夫人，高兴之余自然要严加审问，刀马旦出身的朱美人是个刚烈角色，开口大骂王三春，但也绝不向官府低头。几番大刑过后，仍问不出魏富堂的下落，镇巴县无奈，将朱美人押解汉中，朱美人在汉中关押了近两年，后来在大河坎斩首示众。
王三春最终的结局是弹尽粮绝，只剩下了他和老婆邓芝芳，在大雪封山之时被困在秦岭太平峪。王三春让邓芝芳扮作民妇，下山找粮。不料，下了山的邓芝芳由于嘴里的金牙而暴露了身份，被驻守当地的武装逮住。次日，邓芝芳给王三春带信上山，王三春抗不住，下山就擒。至此，这个在秦巴山作恶了二十年的土匪终于落网。
王三春被擒，轰动了西安军政界。省保安司令徐经济和一些高级官员纷纷到留守处去看王三春，他们要看看这个杀人魔王到底是个什么模样。有消息说，重庆的蒋介石也要见王三春，谢辅三已经做好了护送王三春去重庆的准备，一时，大土匪身价百倍。蒋鼎文执意将王三春留下，认为万一时局有变，在秦岭山区坚持游击战争，这也算个有用的人才。但是监察院长于右任不同意，他认为王三春扰乱后方，破坏抗日，使陕南多少人家破人亡，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于是，在1939年12月31日将王三春、邓芝芳枪毙于西安西华门外。
魏富堂回到青木川时，他的元配刘家女人已经过世，刘二泉临终时感到满意。毕竟那个阴毒的老三在她眼皮底下落了个亡命他乡的下场，老三在外头找的野女人也是让人砍了脑袋的。这一切都让刘二泉觉得这条命拖延得值，拖延得死而瞑目，所以刘二泉走的时候很安详，很幸福，面带微笑被埋入地下。刘二泉死后，刘家大院彻底姓了魏，由魏家老二和他们的父母居住，老大在镇街上给自己盖了一栋房，娶了一个四川女人，过起了自己的日子。
魏富堂摇身一变，变成了陕南九县联防办事处处长，成了与王三春对抗，为民除害的英雄。他以护佑着青木川周边百十里治安为幌子，招兵买马，在家乡堂而皇之地大干起来。
几年的土匪生涯，使魏富堂变得谨慎而多疑，他用警惕的眼光看着青木川以外的一切。
除了到西安迎娶赵氏姐妹，他再没有走出过青木川一步。
第三章
1
回到青木川的魏富堂深谙自己的实力，财不多，田不连，权不大，势不壮，关键的是手里没钱，没有钱在什么时候都是万万不能的。
闯荡几年，魏富堂得出的经验是，要牢牢把住青木川这块谁也管不着的风水宝地，努力发展经济，扩大生产，把青木川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提高到一个历史的新阶段。要致富，只要开山辟岭地种大烟就是了。更何况种大烟这条发财之路绝非因他而始，盘踞在各处的军阀都在勒令百姓种烟，以满足军饷之需。在魏富堂的号令下，很快，青木川山上山下，罂粟一片灿烂。罂粟是草本植物，成效快，跟谷子似的，当年种当年收。青木川第一年收获的烟浆是三千大石缸，利润相当丰厚。以后年年翻滚，没有多久，这个僻远山乡便成为西北首屈一指的大烟生产地。
秦岭大烟质量与云南烟土相比，不算上乘，但是价格低廉，产量巨大，交通较云南便捷，正是如此，更增加了秦岭大烟的生产活力，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大烟的收益使青木川繁华起来，一公里长的街镇上开了数家大烟馆，每到夜晚，红灯高挑，烟雾缭绕，生意十分红火。伴随烟馆而生的是饭馆、赌局，妓院、店铺，其中规模最大的是魏富堂兄弟们合伙开办的“富友社百货店”、“魏世盛绸布店”、“同济堂中药铺”、“魏富堂制革厂”等等。到了大烟收获季节，国内山南海北的烟贩子都云集到了青木川。街上，人头攒动，比肩接踵，茶馆酒铺，通宵达旦，声势之浩大，颇似今日的商品交易会。受益最大的当属魏富堂本人，他盖了两处豪华宅院，一处西洋办公楼，购置了大量枪支弹药，将青木川的青壮武装起来，千余人的队伍有枪七百杆，包括八支美式冲锋枪、十支卡宾枪、两挺马克沁式重机枪。这样精良的武器装备，在中国，任何一支地方势力都无法与之相比。有了枪就有了势，有了烟就有了钱，魏富堂自命人民自卫队总司令，以绅士自居，成为山区土皇帝。
魏富堂清醒地认识到，发展种烟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他本人不抽大烟，也不许他的家人和部下抽，谁抽枪毙谁！
盛产大烟的青木川，遍是烟馆的青木川，竟然没有一个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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