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66-第1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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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着香烟，嚼着美国口香糖；那时开始讲究嚼口香糖了，说是对缓和紧张情绪有好处，一边嚼一边操，有无人的感觉，而实际上，不可能无人，而是比较冷静、客观而已，如同屠宰场一旦没有任何隐蔽，其余的就是难以接受的做戏了。

汉斯进酒吧工作之前，曾经跟别的姑娘性交过，地点在科隆车站，或者在索林根，或者在雷姆沙伊德，或者在伍帕塔尔，是女工和农妇，她们喜欢让男人（只要样子健康就行）在嘴里射精。有时在下午，英格博格要求汉斯讲讲那些冒险经历（这是她的叫法）。汉斯点上一支香烟，就讲述起来。

英格博格说：“那些索林根的女孩以为精液里有维生素，跟你在科隆车站操的女孩想法一样。我完全能理解她们。”英格博格又说：“我有一段时间也在科隆车站转悠过，跟那些女孩说过话。我表现得跟她们一样。”

汉斯问：“你也以为精液有营养因此给陌生男子嘬过阴茎吗？”

英格博格说：“我也干过。只要男人样子健康，只要他们看上去没有癌症或者梅毒，就可以。”她说：“在火车站闲逛的农妇、女工、堕落的疯子或者离家出走的女孩，我们都相信精液是美味食品，是浓缩的维生素，是预防感冒的良方。”她说：“有些夜晚，入睡前，我缩在科隆车站的某个角落，想着那个第一个有这个荒唐想法的农村女孩，尽管某些德高望重的医生说，每天喝精液可以治疗贫血。但我想的是那个农村女孩、那个绝望的女孩，她根据实证推论得出了这个想法。我想像着她在这座静悄悄的城市里望着处处是废墟的景象一定纳闷，这就是从前一直梦寐以求的城市形象吗！我想像着她那面带笑容勤快的样子，帮助任何一个提出要求帮助的人；她也非常好奇地走遍街道和广场，还参加重建城市面貌的工作，恢复城市原来的美丽，那是她一直向往的地方。也是在那段时间的晚上，我想像着女孩死了，死于一种疾病，垂死挣扎的时间不短不长。是合情合理的时间，足以不再嘬阴茎，不再作茧自缚，不再在痛苦里挣扎。”

汉斯问她：“为什么你认为这个想法是一个而不是很多个女孩同时想出来的呢？”他又问她：“为什么这个想法是个女孩，恰恰是农村女孩，而不是一个自以为聪明的男人想出来的呢？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完全可以用任何别的方式让女孩免费服务啊。”

一天上午，汉斯和英格博格做爱了。姑娘在发烧。汉斯觉得她睡衣下面的大腿太美了，从来没见过。英格博格刚满二十岁。汉斯已经二十六岁。从那天起，二人天天性交。汉斯喜欢坐在靠近窗户旁边，让英格博格骑在他身上做爱，同时可以互相望着眼睛，或者看着窗外科隆的废墟。英格博格喜欢躺在床上干，她哭泣，扭动，双腿搭在汉斯瘦瘦的肩膀上，总要来上六七次高潮，口中念叨着“亲爱的”、“宝贝儿”、“我的男人”、“我的甜心”，这些话让汉斯脸红，因为他觉得这种表达方式太过艳俗；那个时期，他反对装腔作势、感情脆弱、吃不起苦、徒有其表、矫揉造作、表面文章、忸怩作态；但是，他什么都不说，因为从英格博格眼神流露出来的忧伤和快感无法冲淡的痛苦，让他无言以对，好像他是只老鼠，刚刚落入陷阱。

当然，二人经常欢笑，虽说内容并非总是一样。比如说，那个来自勃兰登堡的邻居摔下楼去，就让汉斯开心。英格博格则说，那勃兰登堡人是好人，和蔼可亲，总是面带笑容；再说，也无法忘记他赠送的花朵。于是，汉斯就提醒她说，千万别相信什么好人！他说，大多数所谓好人都是战犯，都应该吊在大街上。这情景让英格博格打冷战。一个每天总是要在纽扣眼上插花朵的人，怎么能是战犯呢？

相反地，外表比较深奥的东西或者场景会引起英格博格大笑。有时，她会嘲笑湿气在阁楼墙壁上画出来的图案。她能在灰泥墙上看出有一串卡车驶出一条隧道，她毫无道理地称之为“时间隧道”。有时，她嘲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爬进室内的蟑螂。或者嘲笑那些落在大楼顶上的鸟群观察科隆的姿态。有时，她会嘲笑自己的病——无名疼痛（这让她特别好笑）；她去看过两个医生。一个是汉斯工作的酒吧顾客；另外一个是个白头发、白胡子的老头，说话声音洪亮，像演戏，每次去看病，汉斯都送上一瓶威士忌作医疗费，他觉得老头像战犯。这两位医生诊断的结果模棱两可：介于神经病和肺病之间。

他和她还长时间泡在一起说些离奇的事情。有时，汉斯坐在桌前，在一个紫红色笔记本上创作他第一部长篇小说。英格博格则躺在床上看书。打扫房间的事情，常常是汉斯来做；他还负责购物。英格博格管做饭，做得相当好。饭后的谈话是很奇怪的，有时变成了长长的独白，或者是自言自语，或者是忏悔。

二人谈读书，谈诗歌（英格博格问汉斯为什么不写诗。汉斯回答说，任何诗歌，无论它是什么风格，都包括在，或者可以包括在长篇小说里了）；谈性爱（他俩已经用一切可能使用的方式或者以为的全部方式做了爱；他俩给新方式理论化，但得出的都是死路）；谈死亡。等那经常露面的老夫人出现时，他俩通常已经吃过饭了，谈话已经无精打采，与此同时，汉斯摆出普鲁士大老爷的派头，已经点上了一支香烟，而英格博格则用一把木柄短刀削苹果了。

还有，二人的音域逐渐下降到轻声细语的程度。一次，英格博格问汉斯是不是杀过人。汉斯稍稍想了想，说杀过。有那么不寻常的一阵工夫，英格博格目不转睛地盯着汉斯：他那薄薄的嘴唇、沿着颧骨顶端上升的烟圈、蓝色的眼睛、不大干净也许应该剪短的金发、农村少年的耳朵、与耳朵形成对照的鼻子——突出而高贵、前额上像是有个蜘蛛在爬。如果在几秒钟之前，她可能还相信汉斯在战争中杀过人；但是，仔细注视他之后，她确信他说的是别的事情。她问：杀的是什么人？

汉斯答：“一个德国人。”

在英格博格富于想像，又总是关注怪事的心里，死者只能是那个胡戈·哈尔德——柏林住宅里老房客。汉斯听了她的问话，哈哈大笑起来了。不是，不是。胡戈·哈尔德可是朋友啊。随后，二人长时间地沉默起来。桌上的饭菜好像都凉了。最后，英格博格问汉斯是不是为杀人感到后悔，汉斯打个手势，那意思怎么理解都行。后来说道：

“不后悔。”

长长的间歇之后，他说：“有时后悔，有时不后悔。”

英格博格轻声问：“杀的是熟人吗？”

“谁？”汉斯问，好像有人吵醒了他。

“你杀的人。”

“是熟人。”汉斯说，“嘿，太熟啦。就睡在我身边嘛，有好多个夜晚呢；他总是说个没完没了。”

“是女的？”英格博格轻声问道。

“不是女的，是男的。”汉斯说着笑了起来。

英格博格也笑了。后来，开始说起杀害妇女的凶手对某些女人产生的吸引力。比如说，在妓女中，那些凶手就有威信；或者在那些准备爱得发疯的女子中。汉斯认为，这种女子都有歇斯底里的毛病。英格博格的看法则相反，她说她认识这种女人，她们只是玩家，差不多跟赌博的玩家一样，玩到天亮的时候自杀；或者玩赛马的常客最后在廉价客栈自杀或者死在小巷深处的旅馆里，那种地方只有强盗或者中国人才会光顾。

英格博格说：“有时候，咱俩做爱的时候，你掐住我脖子，我就想你可能是个杀害妇女的凶手。”

汉斯说：“我没杀过女人。连这个念头都没有。”

直到一周后，二人才重新谈起此事。

汉斯告诉她，美国警察，还有德国警察，在找他；要不然就是他的名字出现在嫌疑人名单上。他说，他杀掉的那人名叫萨穆尔，是杀害犹太人的凶手。她本想说，那你就没犯什么罪。可是，汉斯拦住了她。

汉斯说：“整个事件发生在俘虏营里。不知道萨穆尔以为我是什么人。可是他不停地给我讲故事。他很紧张，因为美国警察要传讯他了。为了加以防范，他早就改名换姓了。他起名叫策勒。但我不认为美国警察要找萨穆尔，也不会找策勒。在美国人看来，萨穆尔和策勒是两个在嫌疑名单之外的德国人。美国人寻找的是有些名气的战犯、杀人营地里的头目、党卫军军官、党里的要员。萨穆尔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官员。他们传讯了我。问我关于他的情况，问我他在俘虏中间有没有敌人。我说我什么也不知道。萨穆尔只是跟我说过他死在库尔斯克的儿子，说过他患哮喘病的老婆。他们看看我的双手。他们是些年轻的警察，在俘虏营里不能浪费太多时间。但是，不太相信我的话。他们记下了我的名字。后来，再次传讯了我。问我是不是国家社会党党员，是不是认识很多纳粹分子，我的家庭从事什么，家属在什么地方居住。我尽量诚实，如实回答。我请求他们帮助我寻找我的父母。后来，俘虏营里渐渐空了，接着又有新人到来。但我还是继续留在那里面。有个难友告诉我，周围的监视有名无实。美国黑人士兵还想着别的事情呢，他们不大管我们的事。一天早晨倒水的时候，我混进人群，溜出了营门，没遇到任何麻烦。

“有一段时间，我在几座城市里闲逛。我到过科布伦茨。在刚刚重新开工的矿山里工作过。挨过饿。我感觉萨穆尔的幽灵一直跟在我身后。我也想改名换姓。最后，来到了科隆；我以为从今后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此前早就发生过了；继续背负着萨穆尔的鬼影毫无用处。有一次，我被捕了。那是因为酒吧里有人打架。来的是宪兵，把我们几个带到了警察局。他们在档案里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有，就把我给放了。

“那个时候，我在酒吧里认识一个贩卖香烟和鲜花的老太婆。有时，我买她的香烟。她要进酒吧，我从来不给她找麻烦。她告诉我，战争期间，她是算命的。一天夜里，她求我送她回家。她住在雷吉纳大街。她的单元房很大，但是东西太多，难以下脚走路。里面有个房间像服装店仓库。我马上告诉你原因。我俩进门后，她倒了两杯烧酒，坐到写字台前，拿出一些纸牌来。她说：我来给你算命。在几个箱子里，我看见了很多书籍。我记得我抱起了诺瓦利斯全集以及弗里德里希·黑贝尔［54］的《犹滴》。我在翻阅这些书籍的时候，老太婆说我杀过人，等等，老一套的故事。

“我告诉她：‘我当过兵。’

“老太婆说：‘战争期间，你好几次差点死掉。这里写着呢。但是，那时你没杀过人。这是有功德的。’

“我纳闷：她真能看出我的过去？这能看出我是凶手？可我没觉得自己是杀人犯啊。

“老太婆说：‘建议你改名换姓。听我的话！我给几个党卫军大头目算过命。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别干英国侦探小说里那种傻事。’

“‘你说什么？’我问。

“老太婆说：‘英国侦探小说。指的是英国侦探小说的吸引力，先是影响了美国侦探小说，后来是法国、德国、瑞士侦探小说。’

“我问：‘那种傻事？’

“老太婆说：‘一个原理，可以归纳成这样一句话的原理：凶手总是回到作案现场。’

“我笑了。

“老太婆说：‘别笑！听话！在科隆，我是不多的几个关心你的人之一。’

“我不笑了。我说，那把黑贝尔的《犹滴》和诺瓦利斯的小说卖给我吧。

“她说：‘只要来我这里一次，你就可以拿走两本书。但是，眼下，你要注意比文学更重要的事情。你必须改名换姓！千万别回犯罪现场去了！这条锁链必须打破！明白吗？’

“‘有点明白。’我说。其实，我仅仅高兴地明白我可以拿到那些书了。

“后来，老太婆告诉我，我母亲还活着；说她每天夜里都想念我；说我妹妹还活着，她天天梦见我；说我大步流星的步伐、巨人一样的步伐响彻我妹妹的脑海。关于我父亲，她什么也没说。

“后来，天亮了。老太婆说：

“‘我听见了夜莺在唱歌。’

“后来，老太婆要我跟她去一个房间，那里面堆满了衣服，像是估衣店。她在衣堆里翻来翻去，最后高兴地找到了一件黑皮夹克。她告诉我：

“‘这件夹克送给你，自从它上个主人死后就一直在等着你呢。’

“我接过夹克，试了试，好像是专门为我定做的一样。”

后来，汉斯·赖特尔问老太婆，这夹克的上个主人是谁？对这个问题，老太婆的回答矛盾百出，含含糊糊。

一次，她说，夹克是一个盖世太保的；一次，她说，夹克是她未婚夫的、一个共产党员，死在集中营里了；一次，甚至说，夹克是一个英国间谍的，1941年空降到了科隆附近，来侦察科隆公民未来起义的可能性；这话让有机会亲耳听到的科隆公民都觉得荒唐，因为那个时候在科隆以及欧洲公民看来，英国已经输了；虽然，据老太婆说，这个间谍不是英格兰人，而是苏格兰人，可谁也没拿他当回事，尤其是少数几个见过他的人，目睹他酗酒（像哥萨克人一样，尽管他酒量惊人，眼神也变得浑浊了，偷看女人的大腿，但是说话尚且连贯，一种冷峻高雅的神情让接待他的科隆诚实和反法西斯的公民们感到此人性格鲁莽和勇敢，但依然不乏魅力），最后都认为1941年可不是起义的时机。

据这个算命的老太婆给汉斯·赖特尔的说法，她只见过这个英国间谍两次。一次是她让间谍住在她家里，给他算命。间谍运气很好。一次是她给间谍提供衣服和证件，因为这个英国人（或者苏格兰人）要回大不列颠去。就是这一次，间谍脱下了他的黑皮夹克。可是，后来老太婆再也不愿意听人说起这个间谍了。她说，都是做梦，幻想，没意思的表演，是老太婆理性绝望之后的海市蜃楼。于是，她又说，皮夹克曾经属于盖世太保，他负责搜捕和镇压逃兵（1944年底到1945年初，在尊贵的科隆市，开小差的现象越演越烈）。

后来，英格博格的健康每况愈下。一个英国医生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