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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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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被宣布为主要敌人。1971年7月11日世界惊异地获悉，亨利。基辛格访问了北京，为第二年2月尼克松访华做准备。中国和美国结成战略联盟反对共同的敌人苏联。这是世界变化的一个转折。1971年10月25日中国成为联合国成员，这个位置从前是由台湾占据的。中国也成了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紧接着中国同日本和西欧各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长期与西方隔绝的状况从此结束了。
对林彪的势力清除加速了对共产党领导的恢复。许多与林有牵连的军队干部被清理出党，政治局委员人数缩减了一半。另一方面，许多文化革命期间失去职务的党政干部重新恢复了职务。1973年3月，二号人物周恩来经毛的同意，成功地将邓小平重新招了回来。到这年年底，在周恩来的政府中整个领导权都重新由党的老干部所控制。
与老干部站在对立面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强大起来的“四人帮”，即江青以及上海公社时期著名的三驾马车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四人都是政治局委员。如果说老干部掌握着党和国家机器的话，那么“四人帮”掌握着宣传机器和文化舞台。
1974年6月，周恩来身患癌症住进医院。起初他还坚持在病床上领导政府。1975年初，经毛同意，邓作为第一副总理主持日常工作。他好像被确定为周的接班人。“四人帮”动用宣传机器集中全力向邓开火。邓对此不以为然，他于1975年10月提交了3份文件，要求彻底改变经济和科学政策。他相信，实践得出的结果比政策的正确更重要。在第一份文件，即在《党和国家一般性工作规划》中，他用激烈的言辞写道：“一个单位生产搞得一团糟，革命却搞得很好，这纯属无稽之谈。谁会相信这样的童话，只要革命搞好了，生产就会增长。”
邓的不幸是周恩来比毛早去世7个月，即1976年1月去世。在此期间，“四人帮”有足够的时间向毛说邓的坏话，以便阻止他担任总理一职。他们对争得此职位也没有把握。毛任命了时任国家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为“代总理”。华当时既不知名，也不显赫，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由于能够听从毛的政治主张，被提升了职务。
1976年7月28日发生了大地震。本世纪最可怕的自然灾害发生在北京以东200公里的地方，工业重镇唐山化为一片废墟。24万人（1/4人口）遇难。地震波击到了北京和天津，那里有一些房屋也倒塌了。
中国民间迷信把这次自然灾害看作是统治朝代的一次更迭。上天收回了它的授权，1976年9月9日毛去世。4周后，悼念期几乎还没有过去，卫戍部队就于10月6日早晨逮捕了“四人帮”。1977年11月到1978年1月进行公开审判，电视做了转播，“四人帮”被判处终身监禁。毛的时代结束了。
第19章 毛的遗产
■成为革命者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出生在距离湖南省省会长沙市东南50公里的韶山村，他的父亲是个中等家境的农民，有1。2公顷土地。在毛的童年时代，他父亲以辛勤劳作，成了“富裕”农民（按1950年土地改革时的标准）。55毛6岁开始在父亲的农田上劳动；8岁到13岁，他利用早晚时间干活，白天在本村的小学读书。然而父亲认为花太多的时间读书没有必要，13岁起，毛便成了农民。
一部书改变了这位年轻农民的生活轨迹。这是一位改革者在19世纪最后几年中完成的著作，它以忧心忡忡的言语告诫人们，如果中国人不能够克服自己的弱点，没有能力抵御外来的侵略，那么中国的前途命运就会受到威胁。这部书唤起了毛继续学习的愿望。由于父亲不支持，16岁的毛于1910年离开家乡，去了附近的县城。通过听课，主要是靠在图书馆的自学他继续完成着学业。最终他的父亲相信了，接受教育有前途，可以挣更多的钱。毛读完了长沙的师范学校，1918年，即24岁时毕业。接着他去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作了一名助理馆员的职位。馆长是李大钊，《新青年》报的编辑，后来成了共产党北京支部的创建人。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毛见到了许多“五四运动”的优秀知识分子，但他们却并没有留意这位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毛在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时说道：“我试图与他们谈论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问题，但他们都非常忙，他们没有时间听一位有南方口音的图书馆助理说话。”56
1919年初，毛回到湖南，1920年担任了长沙一所学校的校长。当时他的主要任务是在湖南建立共产党组织，就此开始了他日后成为世界历史上伟大革命家之一和被神化的中国统治者的政治生涯。
■新中国的缔造者
毛自己习惯于与第一位皇帝和国家的缔造者秦始皇比较。同秦始皇一样，毛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一个绝对权威统治下的严格的中央集权国家；同他一样，为了达到目的，只要认为是必要的，毛从不畏惧权势和暴力。
中国官方对毛的评价是将毛的经历分为两部分：从1934/35年的长征到1956年党代会的召开和从1957到1976年。第一个部分是辉煌的时期：延安时期伟大的革命家和理论家，抗日战争的斗士，蒋介石的战胜者，国家的缔造者。第二部分是“失去的20年”：开始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扩大化”，后来错误地将矛头指向了所谓的党内右倾分子，又经历了“大跃进”的灾难，最终以“文化大革命”的混乱而结束。在这个时期，好的阶段是1962到1965年，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大跃进”后重新恢复了中国的经济。
毛最严重的“错误”被认为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它不同于“大跃进”，这场革命的牺牲品不是农民，而是党的干部；和“大跃进”的不同之处还在于，那些党的干部对那场“文化大革命”不负任何责任。“文化大革命”罪行的真正责任要归咎于所谓的“四人帮”，他们利用了毛的错误，在他的背后做了许多坏事。
1981年，中央委员会在《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做出了公开的评价，认为毛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无产积极革命家所犯的错误”。邓小平本人在同意大利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的一次谈话中对毛的功过评价为“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对毛的评价并不是始终如一的。1981年党内对毛的功过是非做出“最终”评价后一直存在着一些争议。
■没有效益的工业化
当毛于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接手了一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中国是一个人口极多的国家，几乎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现代工业所占比重很小，甚至到1952年国家经济恢复取得一定成就时，5。5亿人口中，产业工人仅为300万，而且这些人大多数都在小工厂工作。
当毛1976年9月去世时，工业产值据官方统计增长了12倍。钢产量从130万吨增加到230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加到4。4亿吨；发电由70亿千瓦小时增加到1330亿千瓦小时；化肥从20万吨增加到2800万吨。中国可以制造载重汽车、大型拖拉机、远洋货轮和喷气式飞机。而且中国成了核大国，1964年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70年代初发射了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工业生产所占的比重从1952年的23％提高到了1976年的50％；农业经济所占的比重从58％下降到34％。毛的时代是中国工业革命的时代。西方世界形成了一种固定印象，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开始于1978年的邓小平时代，这不符合事实，应予纠正。【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然而，西方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并非偶然，人民的贫困状况在1957到1976年的“失去的20年”中并没有任何改变。尽管人们常常出现超负荷的劳动、工作，但他们始终生活在贫困之中。28％的群众生活在低保线下。城市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从1952年的4。3平米减少到1977年的3。6平米。重工业和装备工业的强行建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人们维持在一般的生活水平上，但资本积累率却不断提高，从1952年的21。4％上升到了1978年的36。5％。毛并不认可赫鲁晓夫“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他的社会主义是苦行主义的。毛不同于封建皇帝，他像“五四运动”的革命者那样对国家强大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关注人民的幸福。
在毛1/4世纪的计划经济期间（1952到1976年），中国的生产按照官方的统计年增长率为6。1％，人均收入年增长率为4％，而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认为增长率在4。4％到2。3％之间。57不论哪个数据正确，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都远远地落后于四小龙，即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
更主要的是，毛时代的经济增长是靠增加资源投入而实现的：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投入到了生产过程中，同时不断延长农民的劳动时间，国民经济的投资率持续增大，而资源的开采和利用效益却很低。整体生产效益，即通过劳动时间和资本投入来提高生产，在毛的时代平均每年下降0。8％。
毛的计划经济，自1958年以来一直是垄断经济，效益很低。具体情况如下：
对于集体化的农业经济来说，它的生产与人口增加不相匹配，1976年中国人均生产的粮食还没有1957年多；
对于农村的社队企业来说，大多数生产都是亏损的，直到邓的改革创造了新的条件后，农村企业的极大潜力才被发掘出来；
对于国有企业来说，重工业企业组成了巨大的、一体化的工厂联合体，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城市，工人和职员队伍庞大，而且从生到死都由企业负责到底。1964到1971年期间，毛让许多重工业和装备工业的大工厂建立在中国内地的深山里，以防外国军事进攻。“三线计划”起源于对美国，1969年后对苏联进攻的防御考虑。因此，中国一部分大企业由于地理位置的偏远缘故至今仍然被认为没有竞争力。
经济增长仅仅靠不断提高资源投入，而生产效益却不断降低，那么这种增长是不会保持长久的，同时资源的投入也无法持续不断地增加。1976年，毛去世后这种现象就出现了：农村1/4人口的生活降到了水平线下，处于极度贫穷；国有企业的效益问题越来越严重；投资也无法提高。党的领导在毛去世时说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这绝不是凭空捏造。
当国有企业自邓小平80年代改革以来被推向市场而失去了垄断地位后，它们没有效益的情况就更加突显出来了，许多企业不但不能创造利润，反而在浪费资本。生产所用原材料的价钱超出了产品的本身价格。
毛的接班人从工业中所获的资本价值比起对它的建设投入来说要少的多。这样毛时期的经济增长率是有局限性的。许多毛留下来的国有企业在邓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产值呈负数，持续亏损，致使中国国民经济到90年代中期陷入深渊。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负担都来自毛的遗产，此外受过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极度缺乏。1965年，企业中工程师和技术员占工人总数4％以上；“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十年的教育空缺，到1976年技术人员所占的比例降到了2。6％；十多年后，即到1987年重新达到了1965年的水平。
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直到邓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也都很难控制。如果说古老的中国文化最高境界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话，那么毛是领导群众同“自然斗争”，这可以说是受非中国式的外来思想的影响。
而且，毛使中国的人口问题尖锐化了，他拒绝接受任何计划生育的建议，甚至在60年代期间还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他常说：“人只有一张嘴吃饭，但有两只手劳动”。在毛的时期，中国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接近10亿。如果他的接班人继续推行这个政策的话，中国的人口在今天，即在21世纪初，就不仅是12。5亿，而是18亿，或许因人口爆炸而早已混乱一片？
毛确实留下了一笔沉重的遗产，然而这笔遗产也为邓小平时代中国经济的惊人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毛破除了古老的儒家文化，这样也就清除了中国经济发展上的障碍。他曾经热情洋溢地说道：中国的农民群众是一张“白纸”，在上面可以画出共产主义天堂最美的图画。他确实留下了一张白纸，邓小平在它上面谨慎地、一步一步地绘制着一幅市场经济的建设蓝图。
第四部 现代中国的诞生：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1978～1997）
第20章 解放农民和城市改革（1979…1988）
■解放农民
邓的改革先从农业、农村、农民既所谓“三农”抓起，随着“包产到户”的开展，极大的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粮食连年丰产，农民喜笑颜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当时，集体企业资不抵债，生产条件恶劣，对工人（除去大型和赢利的集体企业的工人）来说几乎没有福利保障。他们生活在早期的雇佣与解聘的世界里。不论工人失业，还是独立经营的企业者破产，都只能回到自己农村的家里。
从其他方面说，乡镇企业也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工业。它是中小型企业的世界。相反，国有企业是按照苏联的模式建造的，有上千个大型企业，生产着2/3的产品。
中国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出现的经济奇迹是农民和乡村干部的杰作，这一点西方很少有人知道。当国家给了他们搞生产的自由时，生产马上就起来了。首先是农业收成连年创记录，然后从1983年开始乡镇的工业和服务性行业迅速发展，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为30％，提高了国民生产总值。世界所关注的中国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主要是乡镇企业的增长率带来的。
农村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同样也是体制转型的动力。乡镇企业从基础上改变了城市里国有企业的生存条件。它们从受计划经济保护的领地中被赶到了竞争经济的自然猎场上。农民们破坏了计划经济，他们也改变着政治体制。久而久之或许会出现这种情况：几亿个体农民和几百万私营乡镇企业（包括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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