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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蕻良细说红楼梦-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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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正的悲苦和欢乐。”（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杜勃罗留波夫》）
受能力的限制，做不到这些，对我来说，不足为怪。但，做不到，还可以继续做。何况面对同样的题材，别人还可以做到呢！“虽不能致，心向往之。”我想这是可以允许的。中国有句古话：“抛砖引玉”，这对我也颇为合适。
现在，谨就《曹雪芹》上卷出版之际，借这个机会，就教于学者、专家和广大读者之前说几句话：
曹雪芹的家世，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曹雪芹的身世、家世，和这个康乾盛世交融在一起，无法分割。也只有这样的历史现实，才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曹雪芹。要描绘出一个活的曹雪芹来，不把他糅合到时代背景里来写，也就成为不可能的了。但是，处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不使前波后浪的史实淹没曹雪芹，不使千头万绪的家史纠缠住曹雪芹，又使他本人不脱离开这个历史的浪潮，这就使写作遇到了很多困难。
爱因斯坦说：“从我自己痛苦的探索中，我了解前面有许多死胡同，要朝着理解真正有重大意义的事物迈出有把握的一步，即使是很小的一步，也是很艰巨的。”对于我来说，艰巨是从几方面来的：历史的，哲学的，对当时风俗习惯的无知，以及艺术技巧的不足，等等等等，俯拾皆是。何况还有些实际困难。举一个例子来说吧：陪伴曹雪芹的丫鬟，刚被读者熟悉了，就要打发开去，因为他长大了，丫鬟也要调换，又不能单换个名儿就算数的，这都增加了没法说清的困难。诸如此类的地方还很多。
一个走路的人，总是以他双脚走过的实地来计算的。人类的历史，也是以曾经生活过的时间积累而成的。因此，生活是不能割断的，就如空间和时间是不能割断的一样。我们每个近代人身上都有着不同的痣，有的近似黑色的，有的近似棕色的，有的近似红色的……它们就是我们远祖的色素的再现。尽管如此，人的皮肤虽是由野蛮到文明的标记，近代人的皮色，和他的远祖的皮色，已经有着不容混淆的差异。我们的今天是从昨天来的，我们的昨天是今天的前奏。曹雪芹距离我们已有两个世纪之久，我们对他以及他周围的人物，即使把他复现出来，但光是就事论事不行，把他写成当代人更不行。这就需要我们作出历史的探讨和评价，而恰巧我又是最缺乏这方面的能力的。
恩格斯对如何理解历史，给我们提供了精辟的见解。他分析过去的历史家们经常陷入这样的论点：“任何人的行动既然都是通过思维进行的，最终似乎都是以思维为基础的了。”从而他们得出结论，比如认为在欧洲“如果狮心理查和菲力浦—奥古斯特实行了贸易自由，而不是卷入了十字军东征，那就可以避免五百年的贫穷和愚昧”。对于历史上的一系列问题，都是照此看待。
同样的，我们中国过去有一些人，也认为如果接替康熙的不是雍正，而是“康熙第二”，那也就可以避免二百年的贫穷和愚昧了。“而不去研究任何其他的、比较疏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
同时，恩格斯又着重告诉我们：“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们的一个荒谬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做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忽略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故意忘却，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1
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2
这确实是给予曹雪芹的最适宜的历史地位。同时，鲁迅又说：“赫克尔（E·Ha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3
鲁迅对于那些专会“圆梦”的文士们，说了这些话，也道破了历史终会把人们纳入正轨。曹雪芹的创作方法完全是创新的。我们试看《红楼梦》中所用的“套头”之类的东西，完全是敷衍应景才用的。如果把《红楼梦》中“话说”、“且听下回分解”一些词语统统删掉，反而只觉得干净利落。这和别的章回小说不同，别的作者在这方面是很卖力气的，甚至要使它成为小说的引人入胜之处。可是《红楼梦》不想凭依这个。曹雪芹在写情写景以及心理的分析刻画上，完全没有过去的章回小说任何程式化的东西。我们试把它和《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放在一起对看，就不难看出，在这两部开近代小说先河的作品之前，已有先河了。
曹雪芹多么知道文学的力量！他在宝琴的十首《怀古诗》里，特意安插上《西厢记》和《牡丹亭》的情节和史实并列，又借宝钗之口说它“无考”。宝钗要另换两首，黛玉拆穿她的伎俩，认为那是“三岁的孩子也知道，何况咱们？”接着，曹雪芹又要李纨为这两部书争地位，说这是“老少男女，俗语口头，人人皆知皆说的”，应该予以承认。在这里，曹雪芹声明它们已是和人民血肉相连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既成为人民的精神力量，也成为人民的物质力量，任凭装聋作哑，也是无法予以抹杀的！因此，我们不难看见，曹雪芹已预见到他所创造的林黛玉和贾宝玉，也将成为和王昭君、西施等历史人物并列的人物了。可见曹雪芹对文艺事业，有着何等的卓见特识。他在十首《怀古诗》里，以《西厢记》为二轴，以《牡丹亭》为压卷，也可见他对《西厢记》、《牡丹亭》心许之深，向往之重了！
我们都知道，“曹雪芹”也和“红楼梦”三个字一样，是家喻户晓了的。曹雪芹已成为人民的儿子。至于他应该叫曹雪芹，或者应该叫曹霑，正如《红楼梦》应该叫《红楼梦》，还是应该叫《石头记》，这都成为次要的了。
也正如“荷马”是个行吟诗人的名字，还是几个诗歌的收集者的共名，这都不妨碍我们对希腊史诗的欣赏，也无损于荷马的形象——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盲诗人的伟大形象。
通过《红楼梦》，使人们心目中对曹雪芹已经具备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已经活在我们的心里，人们都在心中早已为他立起了不朽的丰碑。这印象和丰碑，经过时间巨浪的洗磨，将更加丰富、更加高大起来。而且，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的理解，创作出一个曹雪芹的形象来。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罢了。我所追求的，不过是要求尽可能地忠实于历史的真实。但是，对于细节的真实的处理，它要通过形象来使人得到感动。这就不能不在历史的真实上予以艺术的加工，处理方面也就不尽相同了。
请允许我再啰嗦一遍，我不是写传记，我是写小说。只要那种种虚构是合理的，不是损害人物，而是丰满人物，就是应该的。至于曹雪芹的史实到底怎样，这就请求读者还是按照专家、学者的判断来判断吧！我们更要尊重他们的辛勤劳动！
同时，我也不想做到无一字无来历。有的则是自我杜撰。每件事都“查三代”，是很使人恼火的。小说中有些来历也很可能就是杜撰。如果，虽有依据，恰是个不可靠的依据，那又如何理解呢？而且，说老实话，曹雪芹就大胆宣言，他要杜撰。因此，写他的时候，杜撰也是会得到他的允许的。大概也会得到读者的允许吧！
比如：对曹雪芹的生年，我基本采取了康熙五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715年的说法。但实际写来，却又提前了两年。我认为就写曹雪芹这个人物来说，这样写有许多好处。而小说则是从1722年开始。因为那时，皇室的明争暗斗，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特殊表现，消费和生产的不平衡，皇族特权的膨胀和官僚机构的庞大，海外接触的频繁……种种情况，都交错在一起。
雍正元年，写曹雪芹十岁，这只是为了使他稍大一点儿，稍稍冲淡他一些早熟的痕迹。另外，雍正元年发生的事情比较繁多，大体都关系到后来情节的发展。为了铺平垫稳，只得先向纵深开拓，这也是不好越过的事儿。因此，在上卷中只写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当然，如按编年体来算，我再蠢，也不会每年都写上二三十万字的。希望曹雪芹早些长大，对我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儿！一个伟大人物的小时候，是不好写的。尤其是曹雪芹，写来毫无凭依，而又必须和他的将来处处关联着，也就是要伏见到他的未来。这个分寸，是不易掌握的。我何必自讨苦吃呢？现在，是这样写出来了。但后面的困难仍会接踵而至。本来，在创作的道路上，康庄大道是没有的。这也就得像初踏上月球的月行车，试着前进吧！这里就更需要得到读者的广泛支持，使我有信心把他塑造得比较接近本来面目，和读者取得共鸣。
又比如：为了说明曹雪芹幼时受到娇养，我采用了我国传统习尚，给他取了一个女孩子的乳名，叫“占姐儿”。待到稍长，才命名为霑。曹雪芹自己起了好多别号，后来才以“曹雪芹”为名了。
另外，为了把曹雪芹和曹寅能够具体地联系起来，我塑造了一个可能有的人物——李芸，并使她作为曹寅、李煦、孙文成三家兴衰的见证人。
同时，我使曹雪芹小时到北京做福彭的伴读。福彭曾经是乾隆的伴读。曹雪芹成长的年代，正好是乾隆时代。福彭很年轻就袭了郡王爵位，同曹家的命运是关联着的。
再比如：脂砚和畸笏可能是一人，也可能是两人。但在艺术处理上，我认为两个人更好些，这样我就把他们作为两个人了。多一个与曹雪芹同时代的人来评《红楼梦》，在衬托作者的主题思想时，就会更加生动。所以，我便把脂砚作为曹雪芹叔叔的同时，把畸笏作为另外一个亲戚了。
当然，脂砚对《红楼梦》来讲，是很重要的！在文艺批评上，他也算是有些眼光的。他应该有他自己的地位。对待这样一个人，应该是极端严肃的。但是，我现在为了烘托曹雪芹，就不得不忽略了他独立的价值方面。这也是要声明在先的呢！
《红楼梦》是不是有个底本的问题，这已有许多专家学者们论列过了，我不准备讨论这个问题。但我在写曹雪芹时，写他有过一个底本，这个底本就是《风月宝鉴》，它的作者是脂砚斋。这也是吴世昌同志早就有过的说法。我这样写，并不是就把现存《红楼梦》前八十回的矛盾都解决了，也并不同于事实就真是这样，只是作为一种艺术处理才这样写的。曹雪芹的思想境界，比脂砚设计的要高许多倍。而在脂砚、畸笏评阅《红楼梦》时，他们又未能更深地理解曹雪芹，往往过多地沉溺于过去生活的回忆中，如此而已。
我们不应该把曹雪芹写成完美无缺的理想中的人物，而应该把他写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他有很多缺点和错误，借用科学的语言来说，他有他自己的阶级烙印，他受到他那个时代的制约。
对曹雪芹说来，他本来可以说，万物皆备于我。这必然导致他认为世界是不动的。但是，客观实际告诉他，世界不但是动的，而且总是向着它对立的方向转化。白昼可以转向黑夜，黑夜可以转向白昼，天可以转为地，地可以转为天，地在天下，天又在地下。
证之人事，也是如此。他的家族，以及李煦、孙文成的兴衰过程，都说明些什么呢？推而及于其他方面，也都在向相反的方面转化。人们对于事物，得先知道它是什么，才能进而知道它是怎么样。曹雪芹亲身经历了巨大变动，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乾隆全盛时代，对于这个时代作出科学论断，我是无能为力的。我也不存这种奢望。但我们可以分析当事人——曹雪芹。他的认识过程，这对我们是必要的。而且应该说，也是我们要写的。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写什么，和怎样写。
曹雪芹是属于人民的。人民的生活，就是曹雪芹的生活。人民是他的根，生活是他的源。生活又是不能割断的。我写的虽是历史，但它植根于生活的真实。离开生活的真实，也不可能写出过去的历史。没有对现实的理解，也不可能有对历史的理解。历史的功过，总是要以它给予今天和明天的作用来衡量的。我是坚决反对“影射”这个玩意儿的！因为它对生活不可能有正确的评价，因为影射本身就违反历史。
不管《红楼梦》作者是谁，“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这个说法，大概是可信的。再加上后来续补的时间，就不止十年了。但是，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还没有整理出一个完整的体例来。在很短的期间，要我为《曹雪芹》规划出一个“凡例”来，我自己也未免太不自量了。
我凭着意识之流，尽情抒写，以致前后矛盾，引证谬误，种种毛病自会是车载斗量的！我的智能是那么有限，比起前人来，一是天上，一是地下，有着无可比拟的差别。错误和疵谬就更加难免了。可并不能因此就推卸责任。责任我是要承担的。我需要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但是，有许多问题，不是靠概念来解决，而是要靠实践来解决。写《曹雪芹》时所遇到的问题，也只可能在创作过程中求得解决。
我信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因为它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失去这个方针行不行呢？铁的事实证明，不行！现在，我们才离针毡，重沐春风，我愿以极度兴奋的心情来珍惜每一寸时光，把《曹雪芹》早日呈现人民大众之前，作为我衷心的奉献！
现在，这不成熟的《曹雪芹》上卷初稿，已经单行。恳请读者朋友们不吝赐教，以便将来我能把它改写好！
我在此衷心感激红学专家吴世昌同志在百忙中审阅了书稿，对这本书出版的支持和帮助。同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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