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细说红楼梦-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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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对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代皇帝，都感兴趣。我本来想从曹寅写起，这当然就会有大量篇幅写到康熙。但那样就会拉得太长，所以只好从康熙死写起。本来，我怕我的身体不好，精力照顾不及，只打算写曹雪芹的青年时代，如果还有余力，再写他的晚年，这就是原来计划写五十万字的原因。后来由于健康有所好转，才决定从他的童年时代写起，也就是现在的上卷部分了。

目前，我正在写中卷，计划写三十万字左右，主要写曹雪芹的青年时代。如果再没有其他插曲，年内可以写出来。明年底完成下卷，也就是曹雪芹的晚年部分。任务还是艰巨的，特别是对我来说。不过，在大家的鼓励和帮助下，我相信还是能完成的！

不多写了。祝

夏安！

1980年7月29日于松花江畔友谊宫

（原载《鸭绿江》，1980年8月第9期）

《曹雪芹》友声

在我写长篇小说《曹雪芹》时，得到各方面的关切和鼓励。有的是来自遥远的边疆，有的是来自多年失去音讯的好友，有的是来自没有见过面的新人，有的是没有留下地址的关怀……

这种洋溢的热情，对我确实是最大的鼓励，也是最有力的敦促。

古代的哲学家庄子说过：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一个人最多也不过活到一百岁左右吧！在抗战期间，组织过“老子军”的一位长者来看我。从谈话中，可以断定他知道得并不能算少；最近，我又收到朋友寄给我的一位将近百岁老人写的回忆录，一个世纪的亲身经历，也不能算少。但多和少都是相对的。一个人的生命活动，总是局限于一定空间和时间的。在“诗经”时代，中国人就赞美友情，就懂得“求春友声”是共鸣的表现。在生活中，忽然闯进一位新客人，通过交谈，引为同调，这例子并不少见……因为人际关系，重要的是“了解”。

一个人的实践，必须和别人的实践联系起来，视野才能阔大，思路才能活跃，才能从“有涯”中得到克服，才能向“无涯”中去靠拢……

俗语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只要我和别人同行，就不止三人了，那么，可师的也就更多了。这还不止是倍数的增加，而是乘方的增加。

那么，在我借此机会向新老朋友表示感谢的时候，摘录二三事例，以公同好。虽然事先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但是为了要说明我上述的意思，我想他们也不会提出异议的吧！这也正表明，只要是光和热，不但自身随时随地会散发出来，同时也会激发别人的光和热。

大概关心《红楼梦》的人们，都知道近年发现一些与曹雪芹有关的东西。其中，最引人关切的，就是所谓“脂砚斋”的脂砚。我的老友是一位海内著名古砚收藏家，脂砚正是在他手中流传的。他告我这脂砚的经过，说它不真。

另外，他来信中还提到一些事情。提到我的老师吴宓先生写川剧剧本《晴雯》的经过。在“四人帮”被粉碎后，我很关心我这位老师的遭遇，便到处打听他的消息，几经周折，才知道他1975年在他妹妹家中逝世。现在才又得到这条线索。以前我看过昆曲《晴雯》，无疑，这是一个卓越的剧目。作者是以自己的心血，浇灌出的一朵焦骨牡丹。可是多年来，便有风刀雨箭严相逼迫，直到三中全会以后，才得重返枝头。

现在，才知道川剧也有了这个剧目，是由吴宓先生写的。这时，古月堂的晨夕，珞珈山的风暴，像八月江潮般都来眼底……我的眼睛虽已湿润，但还能辨认得出，老友的信上写道：

“……旧友中，吴宓是以哲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的，数十年坚持不变（从1919—1975）。但是，数十年无人注意，著作未出版，积稿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部烧毁，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重庆川剧团最近上演《晴雯》剧本是以老兄在1941年前后写的《晴雯》话剧改写的。非常好，……兄剧本原件，是我供给吴的，吴也说兄原作写得好，见到兄《宝玉新释》，偶然想及此事。我们很久未见面，但兄自1977年以后在上海《文汇报》等发表的文章，我都读过……”

又有广东朋友从锦岩东麓寄来的信上写道：

“明末陈岩野先生，当扬州十日之后，在顺德锦岩岗揭竿而起。后来，不幸在广州郊战献身。乡人为了纪念他，就在岗麓旧址，筑衣冠冢，道旁植相思树为念。上次寄上的红豆，是早时捡藏下来的，现在冢存树毁。有些文字说它就是台湾相思结的豆实，这恐是误会。后者，到处都有，攀枝附干，很少成形，只能成丛。作风景时，开黄花，豆荚窄细，子实褐色，无光泽。倘使是一物，那福彭不会看中它，小五爷也不会拿它做饵了。童时在上海，有一种专供孩童买吃的，青蛙或小甜面包，双睛是嵌上红黑两色中分的红豆子，很惹人欢喜。粤语称作相思豆。中秋月饼中也有用来作鲤鱼饼的双睛，这不是红豆，如果大妞绣架上龙睛嵌的红黑分明的小豆子，那件龙袍只合舞台上诈醉斩郑恩的老赵穿了。赤豆在广东也称红豆，但这三者不会混淆，主要是合嵌骰子的，从来没听过论斤两买卖，那九十九颗，实在也难为胡发了。拿红豆镶嵌饰物，现在甚少见了，有，也是上了年纪用作纪念而已，赶时髦的谁不追求钻玉？”

这位老友把两粒红豆从陈岩野墓旁的相思树上摘下来寄赠给我，现在摆在案前，树已被毁，这仅存的硕果，就更加牵引我思绪万千……

另外一件事，就是一位没有见过面的朋友，从戴震的家乡，给我寄来了有关戴震的史料。为我塑造这位大思想家的形象，提供了便利。在我写了《宝玉新释》之后，又得到他寄给我的安徽劳动大学、徽州地区、屯溪市戴震著作选注编写组整理出来的《戴震传略》打印本。在这篇传略的结尾上，有这样一段话：

“据段玉裁回忆，戴震写《原善》，开始于离家前后，完成于避难生活结束后的1766年，历十多年之苦难。在反动势力的迫害下，在阴森恐怖的社会里，戴震没有退缩，而是顽强地、巧妙地向着封建反动势力斗争，这种战斗的性格，正是他同时期伟大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的共同性格。”

这个结论，对我把曹雪芹和戴震放在一个戥子上来称，更增加了信心。他们从思想和性格上作出的判断，为我在形象思维方面，寻找到了共同的依据。

…………

友声，对我今后创作《曹雪芹》提供了可喜的助力。

走进深山老峪的樵夫，听到啄木鸟的声音，也会感到亲切。何况，不仅听到了足音，而且还听到了友情的呼唤呢！

…………

1980年7月18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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