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獒的精神-第1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了。”我顿时显得很高兴：“你要调回北京了？太好了。”她笑了，说：“干么要回北京？我要去新疆。”我说：“去新疆？那不是更远了吗？”她说：“我从事的工作就是要远离人群。”我说：“新疆什么地方？”她说：“马兰，罗布泊的马兰。”我惊呆了：“那是沙漠，没有人烟。”她说：“过去没有，现在有了。”（解密以后的1992年，我才从报纸上看到，马兰已是罗布泊核武器试验基地的总部所在地，早就是一个有人群，有公路，有机场，有商店，有旅馆，有通讯设施的戈壁中心了。）我提起李国权在海晏县火车站或者西海饭店对她的等待。她沉默着，突然叹了口气说：“其实我远远地看见过他，我很感动，真的很感动。但我是不能再和他保持那种关系了，因为我发现我一定不可能是他想象中的那种女人。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已经结婚了。”我说：“是吗？怪不得他走了，我还以为是他没有耐心等下去了呢。”她说：“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对不起他。”我安慰她说：“你只能这样，告诉他实情也是对他的负责。怎么样？”她说：“什么怎么样？”我说：“你的丈夫，他和你是一个单位的？”她摇摇头，说：“单位上哪有合适的，我还没有对象呢。”说着低下了头。我愣怔着：原来是一个谎言，一个美丽而残酷的谎言。沉默。我说：“我明天去火车站送送你吧。”她说：“不用，我们一行十几个人呢。”又说了一会儿话，她看看表，起身毅然和我分手了。

就这样，陈妤不声不响地离开了青海，离开了产生过“中国最著名爱情歌曲”的金银滩。我胸腔里有点酸涩，好像爱上她的不是李国权，而是我。是的，我并没有机会爱上她，但是我很酸涩。以后，只要一唱起《在那遥远的地方》，我就会想起陈妤，就会有一种排解不去的酸涩，那是“回头留恋”的酸涩，那是“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的酸涩，那是金银滩的二二一厂带给我的酸涩。尤其是现在，当武库已经解密，原子城已经开放，我的酸涩就更有一种“前老子后娘，提起来话长”的味道了。

陈妤走了十二年我才有机会来到她工作过的地方。这个地方已经变成西海镇了。西海镇的前身就是所谓的“矿区”，就是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国营二二一厂，也叫“中国核武器研究院”或“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基地囊括了整个金银滩，金银滩是一片一千一百七十平方公里的茫茫草原，平均海拔三千三百五十米。

我和所有不明就里的人一样，一来西海镇就有一个疑问：当初为什么要把核武器研制基地选在这个地方？陪着我的朋友告诉我，选址工作是在1957年下半年开始的，专家组踏勘了四川、甘肃、青海三省的选点，认为青海省海晏县的金银滩地处达坂山和日月山之间，属于平缓的山丘草原，便于隐藏，且地域开阔，有利于建设，更重要的是人口密度小，需要搬迁的仅一千七百多户、近九千名牧民和二十七万头牲畜，加上它离西宁只有一百多公里，物资供应较为便利，因此成为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理想地点。

地点一定，毛泽东就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这话说得很自信，自信的后面隐藏着中国对苏联老大哥承诺援助的信任。

但仅仅过了一年，老大哥就靠不住了。1959年6月，苏联来信明确表示，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这就意味着中国和苏联在核领域签定的四个协定中，最主要的技术援助已经被撕毁。对国家来说，这是一种耻辱。为了记住并甩掉这个耻辱，梦想中的第一颗原子弹被命名为“596工程”，或者叫“争气弹”。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在公开场合愤怒地说：“脱了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又对研制核武器的科学家们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现在还不太硬，你们把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

其实没用“十年功夫”，代号为“二二一厂”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就研制成功了代号为“596”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1964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新闻公报》：“1964年10月16日15时（北京时间），中国在本国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实行了第一次核试验。”两年八个月以后，《人民日报》再次发表《新闻公报》：“今天，1967年6月17日，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了。”两次《新闻公报》中，都提到爆炸现场是“西部地区”，这个“西部地区”当然不是青海的金银滩，而是新疆的罗布泊核武器试验基地。也就是说，金银滩的产品，罗布泊爆炸。

终于爆炸了，一道红色的强烈闪光出现在遥远的罗布泊腹地，接着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惊天动地的响声震耳欲聋，轰隆隆地滚过天际，刹那间，冲击波的狂飙席卷了无边的戈壁滩。人们用肉眼看到了烟雾的变幻，先是橘红，再是明黄，再是靛蓝，再是柳绿，再是乳白，再是嫣红，最后形成了一朵参天而立的巨大蘑菇云。恐怖已极的原子弹竟是如此美丽。

之后，依靠金银滩的二二一厂，中国又进行了十四次核爆炸试验，完成了热核弹头的武器化过程。

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政府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人一定能消灭核武器。”

如果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和俄罗斯这样的核大国都能够承诺并且坚决做到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那原子弹和氢弹之类的核武器不就变成一堆废物了吗？行走在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马路上，我最大的愿望便是：所有的研制都等于零，所有的爆炸试验都不过是为了对付核威胁与核讹诈而做做样子，所有的核武器——全世界的核武器最终都变成一堆废物、一种古玩、一枚纪念品，一个被人遗忘的邪恶的咒语。

拥有自己的核武器，这曾是中国人的梦想，我们实现了；实现了以后，我们的梦想又变成了“全面禁止并彻底销毁所有核武器”。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梦想，是从“有为”到“无为”的升华，是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就好比太阳，升起之后必然要降落；就好比登山，上去之后必然要下来；就好比旅游，到达之后必然要回归。——这是我们的行为艺术，创造它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彻底毁掉它；用途也许没有，过程就是一切。

化剑为犁的信息出现在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存在了三十年以后。

1987年6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撤销二二一厂。

1993年7月，经国务院和青海省人民政府批准，青海省海北州首府从门源县浩门镇迁往二二一厂。州府迁来后，此地被命名为西海镇。

1995年5月15日新华社发布消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已全面退役。这个基地位于青海省，曾为我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作出了历史贡献。”

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暂停一切核试验。

二二一厂终于成了全世界第一个退役的核武器研制基地。曾经被它的神秘堵挡在视域之外的我们，终于可以来到这里，来到依旧缠绵在情歌里的金银滩，随便走走，随便看看，当然也可以随便唱唱了：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一座工厂，

人们经过了它的厂房，

谁也不敢留恋的张望。

边走边唱，陪着我的朋友不时地指给我看。

这就是二二一厂纪念碑。高二十五米的花岗岩碑体上，是前国防部长张爱萍的题字：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碑顶是一颗银色的圆球，那是原子弹的模型。碑体下方是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爆炸的蘑菇云浮雕，那是升起的造型，是漫与天接的姿态。

这里是“18甲区”，过去原子城的指挥中心。有一座很普通的三层楼，叫“将军楼”，昔日中国核武器研究院院长李觉将军和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郭永怀、彭桓武、周光召（也许还有陈妤）等一些科学家就居住和工作在这里。

这里是负责火工和组装的二分厂，也叫总装厂。有围墙，墙上有铁丝网，门口有哨亭，围墙四周是瞭望角楼，半掩体的总装车间就像绿浪中露出水面的赭色岛礁，上面有鹰的窝巢。

这里是进行无线电系统控制和铀部件加工的一分厂；这里是负责核物理和放射性化学试验的七分厂；这里是供电、供热、供火的四分厂。这里是三分厂，不知道过去是干什么的，现在已经被改造成一座铝厂了。

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立着“退役工程竣工纪念”碑的“亚洲第一坑”，在它的下面，深深掩埋着所有的放射性污染物：设备、工具、材料、工号、拆毁的厂房以及衣物，不是土埋，是用可以阻挡一切辐射的金属的密封覆盖。这项工程耗资一千多万元，竣工以后，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等权威单位，组织了三十多位专家，按国际标准进行了严格测试，证明其终态安全是有保证的，完全符合退役标准。也就是说，没有污染了。

陪着我的朋友请我在帐篷宾馆吃饭。一望无际的草原、纤尘不染的蓝天、高高飞翔的雄鹰、悠然吃草的羊群，这是金银滩的本来面貌，是和平宁静的田园，是我们的梦。还有歌声，藏族女歌手央金给我们唱起了《在那遥远的地方》。我惊奇地发现，这首情歌由她那高亢尖亮的嗓音唱出来，就不仅是优美而舒展的了。我听到了旷野里疾风呼啸般的爱的呐喊，听到了放浪中宽广无边的忧伤，听到了期待中的颤抖、月光下的寂寞。寂寞啊，爱情是寂寞的，原子弹是寂寞的，因为它们都在遥远的地方。这个地方，如今虽然不时有远道而来的参观者，但那种天高地厚的寂寞依然是过去的模样。

金银滩产生了“中国最著名爱情歌曲”，也产生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这莫非是天作之合？爱情和原子弹代表了我们这个世界的两种对抗——干戈和玉帛、冰雪和烈火、恐怖和感动，也代表了呈现于人类的两种生活常态：追求幸福和反对战争。它们都可能是悲剧，也都可能是喜剧；都可能是阳光，也都可能是阴影。它们互为因果，互为衬托，互为依存的背景。爱情因为有了原子弹，而显得强大无比；原子弹因为有了爱情，而显得温柔有加。它们统一在我们的生存哲学里，给我们壮胆，给我们许多不会惊醒的睡眠，给我们一个个气定神闲、处之晏然的日子，使我们不再因失恋而哭泣，不再因恐怖而发抖，不再因爱情和原子弹什么都没有而惶惶不可终日。

和平，宁静，给你，永远。

就要离开金银滩了，我又一次想起了陈妤。陈妤要是不走呢？不，她总会离去的，就像核武器总会从我们眼前消失。她去了一个更加遥远的地方，她一去，原子城的西海镇、情歌回荡的金银滩就显得不再遥远了。

我们在已经不再遥远的金银滩神往地唱着《在那遥远的地方》，那“遥远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

妙音

永远忘不了楚玛尔河沿江央寺的印经喇嘛云丹多吉。他说过他一辈子都在印经，在布上印，在纸上印，在羊皮树皮上印。除了印他还雕刻。有一次他把经文刻在木质的经筒上，那经筒很大，约有十米的高度，近五米的直径。油漆之后他和他的寺友把经筒抬进河里，悬空安装在水中。于是急流冲击着经筒，经筒不停地转啊转，日复一日。

经筒转一圈，就等于念了一遍经。自然的伟力代替着人的力量，也代替着人的虔诚和执着。这一种统一是别的地方没有的。

统一完了就是分裂。夏天，楚玛尔河发大水，把经筒冲走了。云丹多吉说：“水去了哪里经筒就去了哪里，它去了通天河你信不信？去了金沙江你信不信？去了川西川南你信不信？去了大海大洋你信不信？”我不停地点着头。他又说：“经筒去了就不回来了你信不信？”这我就更信了。

同样不回来的还有那雕刻的艺术，有那一往无前的痴迷所创造的信仰的文字，还有力量——那种永不复返同时也永远滋蔓着的力量。那是情感的力量，绝对是情感的，而不是肉体的。云丹多吉说：“我也要去的，总有一天我也要去的，去另一个世界，在未来，在海上，在晶莹的山上，在原野，那个碧绿连天涌的原野。”

然而，水还是水，今天减少了，明天增多了，去了的永远去了，来了的永远来了，长流不息。

云丹多吉说：“我想啊，从那时起我就想，不用转经筒行不行呢？不用把经文刻在经筒上再把它放进水里行不行呢？因为当神灵希望经筒漂过长长的河水，漂进大海的时候，我不能每天往河里放一只经筒哪。我要是把经文刻在水里，每天都刻十万八千句，等满河满海都是经文了，我也就可以去了。二十四臂的白玛哈嘎拉（护法神）说：‘功德圆满的人，你可以去了，跟着你华丽的经文，漂到海上那座光明的殿堂里去吧。’”

老喇嘛云丹多吉坐在河边，从此有了对水刻艺术的幻想，而我也从此有了对水刻艺术的等待。我发现了希腊风格的菩萨，那是刻在木头上的；我发现了大威德怖畏金刚的原初造型，那是泥雕的；我发现了一千多年前的《甘露》，那是刻在岩石上的。我还发现了刻在钢板上的、橡皮上的、塑料上的甚至肉体上的六字真言，唯独没有看到水的雕刻，哪怕一笔一画。

有时候想，云丹多吉啊，还有我，不必幻想，也不必等待，世界上不会有水刻艺术，因为水是流动的。

又想，正因为水是流动的，才有了这幻想，这等待，才有了云丹多吉静默的宗教——我想象他每日坐在河边，望枯了眼睛还要望着那水，苦思冥想。这就是生活，生活的全部，平静而伟大的佛陀式的存在方式。云丹多吉仿佛已经死了，他的心脏还在跳动，呼吸还是畅通无阻，就已经死了。或者说，他死了以后，心脏还会跳动，呼吸还会畅通。他的生命永远在水边，在水里，在冥想中的水刻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