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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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来自媒体与社会的监督有助于权力的正常运行，或回归正常轨道。

显而易见，真正给公众生活造成“天价伤害”的不是市场，而是垄断。事实上，真正的市场并不畏惧天价，鱼龙混杂同样是一种社会生态。如果将这种选择性的“天价消费”理解为一种“奢侈”，天价也会有积极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天价甚至可能引领时尚，并且通过“拖拽效应”使奢侈品逐渐成为日常用品。当社会不断前进，奢侈品往往是暂时的。比如说，在1900年室内盥洗室是奢侈品，如今早已进入寻常人家。

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说，“富人不奢侈，穷人将饿死”；维尔纳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中也表达了“奢侈带来资本主义”这一观点。当有学者指出奢侈破坏人类天性时，主张“富足与自由乃人生两大幸事”的亚当·斯密同样在《国富论》中指出，禁奢法代表了“君王大臣们力图监管个人经济活动的无能和想当然”。在经济层面，一个社会可以通过富人的天价消费（奢侈），实现财富的转移与重新分配；而在政治与社会层面，这种“必要的奢侈”同样因为承认人的欲望和天性，可以在客观上抵御“安贫乐道法”里所承载的隐秘的统治。

【垄断者的游戏】

“天价产品”为社会所接受至少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其一，它不是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如水电、石油，甚至包括政府运营成本；

其二，它是可选择性的自主消费，而不是被动的必须消费。

换言之，这种“天价产品”既不是权力联盟摊派下来的账单，也不包括市场垄断条件下的生活必需品。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2006亚洲太平洋地区人的发展报告》指出，整个东亚都在经历“无就业增长”时期，中国的情况尤其严重。同样，瑞士银行公布《全球价格及收入》研究报告，就薪酬指数和购买力而言，在被调查的71个大城市中，作为内地发达城市的北京和上海分别排在第65位和59位。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垄断行业继续以“与世界接轨”的名义，试图“与天价接轨”。

垄断方利用排他性地位，限制竞争对手或潜在对手的进入，进而限制公平竞争。有的地方出台文件，指定当地只能销售某一种啤酒、某一种烟、某一种电动车，让消费者无从选择。有的垄断企业拟定霸王条款，要求消费者被动地接受其“高价格、弱服务”。由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消费者只能硬着头皮接受其种种不公平条款。垄断方借垄断轻易获得超额利润，也就失去了改进技术和服务的动力，降低了经济效率。广东电力系统抄表工年薪15万元、浙江某烟草公司中层年薪达30万元等新闻不断被曝光。2007年8月，中石油披露：尽管上半年国际油价下跌，渤海湾遭罕见暴风雪，但员工酬金成本仍增长三成多，达54亿元。

拥有垄断优势的国企“福利腐败”只是个表层问题。更严重的是这种权力垄断扼杀了中国人创业和竞争的起点公平。据统计，1994至2004年十年间，有770万家个体户消失。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一个以“收入分配”为主题的论坛上同样指出，机会不平等导致中国当前贫富差距不断加大，而造成机会不平等的因素，一个是腐败，另一个就是垄断。垄断一方面使人们的消费不断地“与天价接轨”，将社会不断分化为“房奴”和“房主”，使绝大多数人不得不为天价疲于奔命；另一方面，又在日复一日，腐蚀一个国家创造未来的根基。

转型时代既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如果说媒体制造消费是后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那么，垄断制造天价则或多或少具有前现代气息。如今，有人将住房、医疗和教育比做和平时期的“新三座大山”。

没有受到制约的权力，是天底下最大的垄断。2007年8月30日，《反垄断法》千呼万唤始出来。遗憾的是，《反垄断法》在中国不过是半部法，而非十分完备的法律：一方面表现为具体细节粗陋；另一方面，作为一部以反垄断的执行机构为核心的法律，主要是靠反垄断的执行机构来运作，而执行机构又是政府部门，某种程度上，反垄断的执行机构跟政府是合一的。换句话说，《反垄断法》没有更多地强调司法的功能，没有为企业与政府的博弈留下更多空间。

【“绿色警戒”】

“红色警戒”是美国EA游戏公司开发的一系列即时战略虚拟游戏，“绿色警戒”则是本书作者的一个“发明”，其所要描述的是与当下中国人息息相关的生活。

中国经济的资本化过程无疑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关心社会的人早就指出，中国经济的资本化过程是在国有产权的基础上，或国有产权占主导的基础上来完成的。而国有产权的性质也决定了中国经济的资本化不可能让产权运作成本与产权运作收益完全归结到相关当事人身上。

极端的例子就是一些单位或个人让社会担负成本，让自己尽享收益。国有企业追逐上市，同样是因为上市是件一本万利或无本万利的好事，既可以让公司获得低成本的资金，又可以让公司高管一夜暴富。〖TXT小说下载：。。〗大小非带来的不公平交易，更是逼迫无数投资者用脚投票，远离中国股市这台巨型的榨汁机。

在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一些政府部门与上市公司形成了“圈钱利益共同体”毋庸讳言。许多上市公司都送原始股给各级政府官员，脑满肠肥的官员们等股票价格涨起来后一抛售就凭空大发横财。及至萧条时，网络之上立即哀鸿遍野，而那些盼望救市的中小股民更像是唐朝末年的遗民一般，形容枯槁，怨声载道，只等着仁慈的官府开仓放救济粮。吴敬琏说中国的股市很不规范，像个赌场，结果引来一片反对声，指责吴敬琏唱衰中国股市。事实上，连吴敬琏自己也知道中国股市甚至还不如赌场，因为“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但中国的股市，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还可以搞诈骗”。

2007年底以来中国股市大跌引起了不少争论。应该说，中国股市的发展不失为集合了中国资本化与社会化的一个缩影。以“为国企脱贫减困”为目的的中国股市时常让人匪夷所思——政府允许那些资质不良的公司上市圈钱，却又要通过打压股市等方式让股民赔钱来为垃圾公司“挤泡沫”。权力与资本默契合谋的结果是让社会承担企业的业绩风险和政府的政策风险。当国外“敌对势力”为防止中国崛起而大呼“红色警戒”时，面对股市的“中国式监管”，许多中国股民早在心底向管理者竖起了“绿色警戒”的警示牌。

中国已经告别了红色革命的年代。如果读者能从一个更闳阔的背景来看待中国财富的非正常流转，能洞悉国富民穷与贫富分化背后的奥秘，理解权力在今日中国财富分配地图上所占的权重，就不难发现本书作者所说的“绿色警戒”有着极其深刻的时代内涵。其所涉及的，自然不限于股市，它还包括在税收及其他公共政策方面导致的财富流动，涉及社会如何保卫自己的财富不被坐庄的权力蚕食鲸吞——如前所述，不被薅了“社会的羊毛”。

“社会资本”主义

前文谈到资本主义由于实施了资本社会化的政策而进入“社会资本主义”时期，本节所要阐述的则是“社会资本”主义，强调社会关系的资本内涵。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虽然中国一直在搞社会主义建设，但是“社会”却处于一种没收与没落的状态。中国原有的社群组织与社会规则，在狂风骤雨式的改造中变得湮没无闻，而无所不在的国家体制，以及源自意识形态的狂热与敌意，更使资本变成了一个坏东西。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渐渐意识到，资本来到世间并非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时至今日，在西方一些政治家与学者眼里，中国正在滑向“野蛮资本主义”，而一些中国本土学者透过“权力私有化”带来的种种社会不公，同样将这种新趋势称为“资本―官僚主义”。显而易见，凡此种种批评，并非是为反对资本，而是反对资本的变异。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渐次走向开放，终于放弃“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时，国际学术界对“资本”理论的诠释也早已有了新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化，同样暗合了“资本”概念的现代化。而这一概念的现代化，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关键之一在于如何增进政府与社会对“社会资本”的理解。

【关系是一种资本】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的出现，使物化的资本部分回归于人的价值。若干年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首次将资本区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因此渐成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尽管对于社会资本目前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权威的定义，一个共识是，社会资本是继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与人力资本之后的一种新的资本形式，是一种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其意义在于通过强化或重塑社会关系（社会契约），社会能够从中获利。进一步说，承认社会资本的存在，将为社会资源的配置提供一个良好的出路。对于国家与社会来说，投资社会关系的改造与培育，不仅可以使个体、团体获利，同样可以使国家获利。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指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收益。”

早在几十年前，谈到为什么反对阶级斗争时，梁漱溟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认为在不同类型的文化中，社会构造各不相同。由于“西洋”人重集团生活，中国人重家庭生活，于是中国由家庭生活推演出伦理本位，同时走向职业分途，形成了由家族伦理关系构成的社会。而“西洋”却从集团生活演为阶级对立，因此“西洋”可被称为阶级对立的社会，而中国则是职业分途的社会。近代中国虽不能称为平等无阶级的社会，但尚未构成阶级，这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梁漱溟由此认为，中国的自救之路，在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它是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的长处二者的沟通调和，也就是要学习“西洋”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以此来培养发展中国的固有精神，即伦理情谊、人生向上的精神。“要改造中国的政治，必须从基础做起，国家宪政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从基础做起，就要从最基层开始做，搞乡村的自治。一乡一村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全国就会有一个坚强稳固的基础，就可以建立一个进步的新中国。”（梁漱溟，《回忆我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

同样反对阶级斗争的还有哲学家张东荪。1932年8月20日，张东荪在《再生》杂志第一卷4期上发表《阶级问题》一文，集中批判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之理论。张东荪认为，阶级意识完全不同于阶级利益，阶级利益是一个阶级普遍而共同的利害，阶级自觉则比较复杂，决不是有了阶级利益就一定有阶级意识或阶级自觉：“我承认中国的各阶级有阶级利害，因为这是事实。但事实迫我无法承认中国各阶级已有了阶级意识。于是我们可以说——中国的任何阶级，资产阶级也罢，小资产阶级也罢，无产阶级也罢，都还没有到造成阶级意识的程度，至于我所说的余剩者乃是人自为战之徒，不成为一个阶级，更谈不到阶级自觉了！”他断定：“我们对于政治的主张不必建立在任何阶级上。这是第一点的意思。还有第二点是：我们必须注重于所有的各阶级。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说：我们必不可建立在上述所谓剩余者（流氓）之上。”

近些年来，人们经常会被问到下面这些问题：为什么中国社会有“超稳定结构”？为什么王朝一次次崩溃而家国仍在？为什么中国人屡经“民不聊生”最后总能起死回生？转型期的中国，当社会不公正几近极限，在政府救济不力时，为什么中国社会仍然没有出现世界预言的“崩溃”？原因自有千种。在笔者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家族作为一种“组织”部分化解了政府失灵或者市场失灵时所带来的种种弊病与危机。

比如说，对于一个农村贫困家庭来说，子女通过考学或者外出打工改善了生活，会不断地接济家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个“小政府”或“临时政府”的作用。除了不负责征税，他们在家族中几乎要担当包括弟妹教育、父母医疗到养老所需的一切费用。而那些正在咬紧牙关支持孩子读书的父母，同样将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从这方面说，尽管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培育很不发达，但是家族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种不足。

在专制或者封闭时代，经营一个家族，是唯一合法的自治。然而，在极端的年代，甚至家族自治也被“充公”，大跃进时期社员家里做饭用的铁锅都被拿去炼钢了。当然，这种中国式的家族自救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自救，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的社会自救理应拥有一个宽阔的前景。

【从孤立到合群】

帕特南注意到，民主进程取决于许多因素，但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会中的群众性基层活动影响民主制度的绩效，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是民主进步的决定性因素，民主的改革者必须从基层开始，切实鼓励普通公民之间的民间约定，鼓励民间组织和民间网络的发展，即促进社会资本的累积，既维持原有社会资本的存量，又实现增量。

就像婚姻缔造了家庭，自由结社同样是产生社会资本的重要源泉。早在十九世纪，托克维尔便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美国公民精神大加赞扬。在他看来，自由结社与热情参与是美国公民社会的显著特征，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在《独自打保龄——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一书中，帕特南还注